二、研究理据

（一）乡村文化发展中的方言资源开发

目前我国农村秩序遭遇多重危机，农村文化呈现式微状态（肖正德　卢尚建 2019）。凡勇坤和邬志辉（2012）认为，针对农村文化的式微，需要在全面认识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发展农村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要求我们不仅要熟悉乡土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未来趋势，还要正视与暴露存在于其内部的局限性，积极进行文化创新，重构农村文化发展的多元道路。整体的乡村文化由三方面构成：一是乡村独有的自然生态景观；一是建立在这种生态上村民们的自然劳作与生存方式；一是相对稳定的在乡村生活之间不断孕育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居民通过地方方言建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地方方言在自然劳作与人际互动中感受乡村情怀，通过地方方言在民俗戏曲等文化传播活动中获得心智启蒙。在乡村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地方方言无疑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因为乡村文化中的智慧精华往往通过当地方言才能够充分表达。

针对乡村文化发展中的方言资源开发，辛儒等（2008）曾做过具体论述，认为方言的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志。文化往往体现在公众符号中，而语言就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方言不仅仅表现为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不同，其形成有着悠久的自身动态历史，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起到传承与反映文化的作用。这种传承与反映是全方位的，既体现了一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和风俗民情。通过对方言的了解，可以对当地社会演变、人民迁徙、地理阻隔、民族融合以及语言接触等有一个更为清晰和透彻的了解。另外，方言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发历史、聚落方式、行政区划、交通状况、地区风物和习俗观念等方面。使用不同方言口音的人往往代表不同的地域文化，也给语言交际带来了不尽相同的文化心理感受。

（2）方言是历史文化认同的直接载体。一个地区最突出、最直接的历史文化载体就是语言，语言是个体从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是表现族群感情、体现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凝聚力的基本手段，是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工具。它包含了现存社会群体对历代先辈相连的延续之感，是区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共同的方言使用可以使一个地区的民心更有凝聚力，热爱本土文化，以生于斯、长于斯而自豪。这种地域文化自信不仅建构了地域的文化形象，还建构了地域的地位功能，促进了方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传播。方言的历史文化认同是一个地区最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所在，对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3）方言是滋育地域文化的沃土。方言可细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语言发展不平衡在一定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则是同一地域人员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以及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增强了词汇来源的多样性，丰富了方言的表现能力和感染能力。方言自古就具有滋养和传播地域文化的作用，地方戏曲、地方文艺和地方文学就带有许多方言痕迹。它汇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生产经验和交际经验，是对人们全部社会经验的总结，不仅真实展现了当地成员的整体内心世界，还为文化的传承注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当地文化的活化石。

受过去强势推行普通话的语言政策以及视多语言为问题的思维模式影响，学界在一段时间内对是否应该保护方言存在争议（曹志耘 2012）。后来随着语言问题观逐渐被语言资源观所替代，方言作为语言和文化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明确肯定（李宇明 2018）。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方言同汉语普通话一样也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高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源（陈章太 2009）。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地方方言的信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如何发挥地方方言的文化功能来服务乡村人才培育、乡村生态文明教育、乡风文明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语言生活重构，实现乡村语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学界亟待讨论的重要议题。本书主要聚焦地方方言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认为应该要加强对农村儿童的方言教育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习得和认同当地文化。

（二）作为语言权的方言教育

语言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主体是语言使用者。语言权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分别是语言的学习权、使用权和传播权（丁延龄 2010）。历史和现实表明，语言的同一化常常衍变为对异质文化和民族权益的干涉与威胁，不仅不能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相反会引起民族关系恶化和国家动荡（范俊军 2006）。政府机关要通过保护公民语言权，在语言关系领域实现语言民主和语言平衡，让所有语言使用者都能发出声音，表达自身身份意义。

语言的学习权是受教育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使用权和传播权涉及话语权、言论权、文化权和生存权。早期的语言权关注的是少数族群的语言问题，主要涉及濒危语言的衰退和保护，可称之为“群体语言权”。近阶段，语言权的研究对象扩大到了一般人群，开始关注个体的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权利，可称之为“个体语言权”。当前，个体语言权的研究已成为各国语言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关注焦点。学界普遍意识到，个体语言权不仅与国家语言政策直接相关，还是语言个体和语言族群的语言权基础，因为无论是群体语言权还是个体语言权，都可以通过保障个体的语言权来实现（Phillipson & Skutnabb-Kangs 1994）。

语言权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国家权力机构如何确定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以及在公共领域中对弱势族群的语言地位和使用作何种安排。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专家组（2006）的总结，当前世界各国对多语社会中公民的语言权问题主要有6种态度：

（1）同等支持。国家把所有语言都视为财富，并且均受法律保护，政府通过实施明确的政令来鼓励保持所有语言。

（2）区别性支持。政府明确保护非强势语，但强势语和非强势语的使用场合有明显区别。比如政府鼓励少数族群使用自己的语言多指在私人场合，而不是公共场所。

（3）消极同化。决策机构和强势族群对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漠不关心，强势族群语言是社会交际语。

（4）积极同化。政府向弱势族群提供使用强势语言教育，非强势语的使用均不鼓励。

（5）强迫性同化。政府颁布明确的语言政策，宣布强势族群语言为唯一官方语言，弱势族群语言丧失被承认及获得官方支持的机会。

（6）禁止使用。禁止在任何社会公共领域使用弱势族群语言。

若以此为分类，我国政府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可归属为第2类，即区别性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该法规还明确了普通话的主要使用场合，即国家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外汉语教学、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上述条款落实了普通话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了我国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权利。但鉴于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发展现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做了一些弹性规定，例如第16条款就明确了方言的使用场合：

（1）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

（2）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

（3）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

（4）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

这些规定，确认了方言的社会文化价值，保障了方言在一定范围使用的社会地位，与普通话的规定形成了有效互补。

综合上述规定来看，国家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消除方言间的隔阂，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针对方言濒危现象，李宇明（2012）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即将消亡的语言，当务之急是语言保存，应尽快进行全方位的语言实态调查，建立永久保存的数据库。

（2）对于濒危中的语言，要通过祖孙隔代传承，建立语言保护区，建设语言文字博物馆等措施，进行语言抢救。

（3）对于有衰落倾向的语言，主要是通过教育传承、鼓励应用等措施，增加其活力。

（4）对于具有活力的语言，主要是在政策、教育、使用等层面保持其活力。

针对方言的学习权问题，夏先华（2019）认为，语言文字管理部门要采取两种手段来进行保障。一方面要通过法治宣传、方言保护法治教育和法律咨询等方式提升社会群体整体的方言意识，让方言使用者正视自己的方言权，且不以歧视等方式侵犯其他人的方言权。另一方面要加强方言教育和方言文娱活动等公共社会服务供给，保障方言学习权与传播权的实现。上述观点为农村儿童的方言教育提供了充分理据，也与语言权的基本观点，即“母语的学习、使用和传播是语言权的一个最为重要部分”是相契合的。对于农村儿童而言，他们既有学习普通话的权利，可以通过普通话融入主流社会，也有学习方言的权利，可以通过方言传承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