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善服从于功利，真理屈从于自由

如查尔斯·泰勒所说，马克思既不完全是激进启蒙运动的传人，也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传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路，试图以更大的气魄把启蒙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他把激进启蒙运动的这种冲击力同表现主义传统结合了起来。”[11]抽离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一维与抽离掉启蒙一维一样，人们都将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此而论，昭示双方优缺点的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相互批评，对于马克思来说都非常重要。从大学时期算起，马克思首先经历的思想历程恰恰是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这种批判能给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什么思想资源呢？考虑到我们更为熟悉启蒙对浪漫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对启蒙的这种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我们以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老师A.施莱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为文本基础进行分析。

大体看上去，在A.施莱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性和一致性。这能够说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仍然继承的是浪漫主义传统吗？如果是，那么他们是在为个体，为那些被边缘化、遭受压制的自我争取坦然生存于世的资格和能力，而不是为启蒙运动普遍主体论遭遇浪漫主义个体论批评而发出的不断回应吗？由此，他们继续沿着早期浪漫派的路子，为不遗余力地代替被启蒙构筑的普遍性构架，为被概念-市场制度系统压抑的存在呐喊，并呼吁它们的解放、自由和被宽容。处在这个过程中间的马克思，以其鲜明的特征和风格，继承并发展了他那属于早期浪漫派的老师的诸多观点，并在这个进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波恩大学唯一给马克思上过两门课的老师A.施莱格尔看来，启蒙运动已经取得了优势，宽容、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博爱等启蒙理想也都得到公认。启蒙要照亮、改造、占领全部领域，包括诗歌与艺术等。启蒙的气魄如此之大，这些目标都能实现吗？

启蒙运动具有自己的原则，它提出了种种无所不及的观点，要它们在自身中解决生活的全部事务，如人类自然的关系等等。此外，它力求消除偏见、狂妄和谬误，传播正确的理解。启蒙运动也同社会关系打上了交道。我们常听人谈论开明政府，受到赞誉的启蒙教育不是别的，正是刚才形容过的、已跌落到其真实的价值的教育。[12]

施莱格尔的质疑由此被引出。

第一，善服从于功利是否会导致崇高价值的丧失？

众所周知，在启蒙主体性的确立史中，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自主性是与实践哲学意义上自我保存原则所取得的优先地位同时发生的。意识自主性主要由笛卡尔开始，行为自主性原则的确立主要是霍布斯的功劳：按照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看法，现代社会理论的第一个理论家是托马斯·霍布斯。在霍布斯的国家概念中，传统的关于人的学说得到了根本性改变。人的本质被创新性地理解为对毁灭的危险的抗拒，以及个体生命进一步朝向目标并不受阻碍地不断发展——自身保存。“对于死于暴力的恐惧最深刻地表达了所有欲求中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亦即最初的、自我保全的欲求。”[13]不仅是人，而且任何生命存在都把自我保存视为一切努力之基础或根本。如同亨利希所说：“这样，如同在物理学中一样，于现代开始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性理论中，自身保存上升为一种根本性概念。”[14]

自身保存成为一个新思想的基本原则，而理性成为自我保存的手段和基础。这意味着一个重要转折的发生：人生所追求的境界的高度下降了。亚里士多德相信，每个存在者都可以达到本质性的圆满，在这种圆满中，他的本质完全被现实地、纯粹地表达了出来。从那些追求优异性的实现且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才能通过裁定手段而获得的优异性的实现中，追求世俗需求的正当满足以及每个人都有能力裁定某种手段才是正当的。这也就必然意味着，世俗需求、感情的正当性的地位得以提高，而约束、节制需求的理性、优异性的地位则下降了。情感先于理性，理性是自身保存的工具；理性只有与情感、激情结合，并效力于最强烈的激情，才能是强有力的。基于欲望不断的、正当的满足成为人的现实权利，以及善成为快乐，并能充裕地为公民提供更多愉悦的事物，即感官快乐的满足，不再是优异性的实现。那么，激情、情感而非理性就构成了自身保存的根基。激情、感情便成为根基高于理性且具备现代思想的根本特点的意识。这一点，柏克早已指出过。在霍布斯的逻辑中，理性成了自身保存的手段与工具。理性能给自身提供确实的自我意识，即使仅能够在认识论层面上为知识提供根基，也仍与知识一起，成为在实践哲学层面上构成为自身保存提供工具与手段的意识。这似乎意味着，一旦自我保存作为最基本目标，理性的工具化，即善屈从于功利就将顺理成章地发生。

在自身保存和自我意识成为根基和至上原则之后，自足自立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就成为至高无上的了。主体的自由取代包括真理在内的一切成为至高价值。如余纪元在比较柏拉图与现代自由主义时所说的，自由取代一切成为最高价值：

柏拉图的整体主义理论与当今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之间的主要冲突在于：柏拉图认为人们应该按真理生活；真理比自由更重要；而真理体现在他所设计的国家体制中。而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因为真理本身无法确认和评判，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发现生活真理，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相比于按照真理而生活，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生活更重要、更现实。而国家应该做的，是尊重并保护每个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这种选择保证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享有同等的自由。[15]

对于启蒙来说，“必然是某种别的东西而非真理本身，简言之，是有用和适用”的才至关重要。这一点正是A.施莱格尔特别强调的。功利原则的基础地位给意识形态在生活世界中的运作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而这又势必造成人们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将更受限制。也就是说，启蒙所标榜的可理解性与科学性是矛盾的，偏重前者就势必损害后者。于是，“在这里，使真正的善服从于功利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昭然若揭。所谓功利，是指以促进身体的幸福为目的，我们已经给这种追求排定了很高的座次。谁竟把功利奉为圭臬，必将看到功利由此的结果是感官的享受，说得再清楚、再前后一贯些，他必然是享乐主义的信徒，崇尚感官的神化”[16]。在A.施莱格尔看来，“左右启蒙运动者的乃是经济的原则”，可惜它只能解决尘世间的事务，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和认可，却无法解决超验价值的追求的问题。只要我们不认可越来越多元化的事实现状，也就不会宽容到认为多元中的任何一元都等价，从而走向折中的相对主义地步。这就必须在我们的实践追求之中保留一定（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超凡脱俗的理想价值，对我们的日常实践提供某种范导、约束、规范、要求。A.施莱格尔看到，在这方面，甚至德行也不得不屈从于经济或功利原则：“凡不愿屈就尘世事务的有用性的德行，启蒙运动按照它经济的倾向一律斥为过度紧张和空想。甚至连特殊的奇才也不例外，启蒙运动要把所有人都同样地套进一定的市民义务的牛轭中，套进职业的、职务的、然后是家庭生活的轭中。”[17]如此一来，效益成为首要选择，并成为德行是否被接纳的基准，而那些不具效益的德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甚至被遗忘。比如荣誉，在中世纪与骑士的勇敢和爱情密切相关，象征和决定着中世纪诗的灿烂成就。“但是，荣誉被启蒙运动者当作无聊的幻景受到轻蔑的对待，原因自然是无利可图，因为在这里，荣誉无论如何也不愿与自己的利益趋于一致。荣誉简直就是一种浪漫化了的道德；古代人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意义上的荣誉，原因就在于此。”[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