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互为颠覆

在有的叙事作品中,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呈现出直接对立的关系。就主题意义而言,两者可谓非此即彼,难以调和。情节发展处于明处,往往构成一种有意误导读者的表面假象,而处于暗处的隐性进程则隐蔽地承载着作者真正意在表达的内容。这一明一暗、一假一真、一虚一实、相互颠覆的两种叙事进程的并存给作品带来强烈的矛盾张力。在这一大类下面,我们至少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小类。

一、被社会接受的情节发展与被社会排斥的隐性进程

有的作者之所以制造这样的双重性,是因为其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意义难以被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所接受,只能通过叙事暗流来隐秘地达到目的。且以凯特·肖邦的名篇《黛西蕾的婴孩》 (“Désirée’s Baby”,1893)为例。作品的情节具有很强的戏剧性:黛西蕾看上去是典型的白人,但属于身份不明的弃婴。她在白人养父母家长大,嫁给了家族显赫的农场主阿尔芒·奥比尼,可她生的儿子很快显现出黑白混血的特征,母子因此遭到阿尔芒的无情抛弃,痛苦至极的黛西蕾抱着儿子绝望自杀。阿尔芒准备焚烧黛西蕾母子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亲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得知其实自己才是黑人母亲的后代。中外批评界都认为这是反种族压迫和男权压迫的进步作品,黛西蕾代表了这双重压迫之受害者的形象,作品莫泊桑式出人意料的结局强有力地说明种族主义是如何不合情理。

然而,在情节发展的背后,却存在捍卫美国南方奴隶制的隐性进程,暗暗建构了黑白分明的两种奴隶制天地。在以白人为主人的天地中,既无种族歧视,也无种族压迫,(真/假)黑人不是成为白人的妻子,白人的“亲”女儿,就是受到白人家长般的关爱。与此相对照,在以(真)黑人为主人的天地中,(真/假)黑人则受到(真)黑人主人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失去快乐,遭到抛弃,乃至丧失生命。在黛西蕾被误认为混血之后,白人给她的都是爱,将她和混血儿子迫害至死的正是具有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阿尔芒。在隐性进程里,黛西蕾和阿尔芒的性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白人的种族优势和黑人的种族劣势之间的差异;男权对妇女的压迫也从根本上被(真正的)黑人血统对(真正的)白人血统的压迫所置换。作品很可能在暗示:黑人的种族劣根性才会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地狱,而白人的种族优势则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天堂。26

在肖邦的另一作品《美丽的佐拉伊德》 (“La Belle Zoraïde”,1893)中,也存在种族立场上直接对立的两种叙事进程。就情节发展而言,《美丽的佐拉伊德》控诉了奴隶制时期女黑奴的悲惨遭遇。美丽的女家奴佐拉伊德爱上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英俊黑奴,但她的女主人则要她嫁给她十分厌恶的一个混血家奴。她没有服从女主人的安排,与心上人偷情并怀了孩子。女主人设法把她的心上人卖到他乡,并让人抱走了她刚生下的孩子,谎称孩子死了,这导致她一辈子精神失常。批评界认为这是谴责奴隶制的压迫和呼唤女性婚姻自由的进步作品。然而,在情节发展后面,还存在美化奴隶制的隐性进程:白人女农场主对这个女黑奴像女儿般地疼爱,完全是为她着想,才让人抱走了她的孩子,以为这样她就能回归先前无忧无虑的幸福状态。但上帝却做出了不同的安排,决定让她一辈子处于悲伤之中。因为上帝的意志强于女主人的意志,女主人的善良愿望才未能实现。佐拉伊德精神错乱之后,女主人为了拯救她,让人找回了她的孩子,并亲自给她送来,对她说:“我可怜的亲爱的佐拉伊德,这是你的孩子。留下她,她是你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把她从你这儿夺走。”27这样,迫害佐拉伊德的白人女农场主就被美化成母亲般的保护者。由于上帝决定惩罚佐拉伊德,她在精神错乱中不认自己的亲生骨肉,女主人拯救她的努力才无法成功。在西方文化中,上帝代表正义,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说,《美丽的佐拉伊德》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种族主义的寓言:若黑奴违背主人的善意安排,就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导致自我毁灭。28

若要了解肖邦创作隐性进程的动机,就需要了解其生活经历。肖邦10岁时,南北战争爆发,她和她的家庭都站在南方奴隶制一边。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为捍卫奴隶制而参战,她自己则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北方人系在她家门口的联邦旗帜扯了下来。肖邦的娘家有很多黑奴,公公是残酷的奴隶主,丈夫是种族主义“白人同盟”的积极分子,丈夫死后,肖邦自己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29不难看出,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中,叙事暗流对种族主义的捍卫与作者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肖邦创作时,奴隶制已经废除,种族主义遭到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通过情节发展公然为其呐喊,而只能通过隐性进程暗暗加以辩护。

每当作品中出现与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相违的隐性进程时,我们都不妨去作者的生活经历中找寻答案。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名篇《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 (“The Cask of Amontillado”,1846)里,也出现了这种隐性进程。作品围绕“我”对一位名叫福图纳托的朋友的复仇展开。“我”声称朋友侮辱了自己,因此采用种种计谋,把他骗至自家地窖的墓穴里,将他活埋,半个世纪后,“我”向“你/您”讲述了这一复仇过程。就情节发展而言,批评家们认为这一作品表达了道德教训,杀人的“我”像是在对神父进行忏悔,且“我”是五十年后进行忏悔,说明“我”一直良心不安。30 作者对“我”持反讽态度,“我”的残忍谋杀剥夺了自己的人性,其行凶作恶时的伪装说明他的疯狂。31 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我”对自己正当复仇的得意叙述,五十年后为自己的成功(包括未受法律制裁)而沾沾自喜,没有忏悔之意。“我”的狡诈虚伪不再是道德谴责的对象,而成了作者眼中实现正义的高明手段。作者通过遣词造句,从头到尾都暗暗表达了对“我”的欣赏,也试图引导读者对主人公给予积极的评价。该作品发表于1846年11月,当年夏天,《镜子》期刊主编富勒(Hiram Fuller)在编者按中对坡加以侮辱性攻击。与此同时,坡与他反目成仇的朋友英格利希(Thomas Dunn English)展开笔战,后者对坡大肆侮辱谩骂。坡向法庭控告诽谤,法庭判坡获得名誉损害赔偿。32 有学者考证,英格利希是福图纳托的生活原型,33坡是在通过隐性进程发泄对生活中仇敌的痛恨,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开始看到的是与社会正义和道德规范相符的情节发展,我们会力求进入我们眼中“作者的理想读者”的位置,对奴隶制的罪恶和残酷谋杀朋友的罪行加以谴责,对命运悲惨的黑奴和被活埋的朋友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当我们逐渐看到隐性进程时,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也会对作者的真实立场进行抵制,加以批判。但与此同时,我们往往会看到更为微妙、更为高超的创作技巧。《黛西蕾的婴孩》之所以受到西方历代批评家的欣赏,与作品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张力不无关联;《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也是如此。在隐性进程逐渐暴露的过程中,戏剧性和矛盾张力都会变得越来越强。正是通过技艺超群的遣词造句和结构安排,同样的文字表达出相互排斥的主题意义,传递出截然对立的立场态度,使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产生巨大变化。

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关系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意识形态立场保持一致,但人物关系则大相径庭。在曼斯菲尔德的名篇《心理》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外批评界对情节的理解相当一致,都认为男女主人公暗暗热恋对方,却始终压制自己的性欲望,竭力保持柏拉图式的纯洁友谊;他们努力想成为精神伴侣,却始终无法如愿,两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故事结尾都未发生变化。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浪漫的女主人公单相思,把自己的激情暗恋投射到性情呆板、毫未动情的男主人公身上,而且可以看到两人关系的明显变化:女主人公最终从激情暗恋转向了纯洁友谊,终于跟男主人公走到同一轨道上。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里的人物关系非此即彼,两者一实一虚、一真一假、相互颠覆(详见第十二章)。

如果说,在双重叙事进程互为补充时,忽略隐性进程会导致对作品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片面理解和部分误解,那么,当双重叙事进程互相排斥、互为颠覆时,忽略隐性进程则可能会导致对作品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完全误解。无论属于哪一类,作品的隐性进程和两种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以往的批评阐释中均被忽略。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集中探究导致这种忽略的各种原因。

1 我们必须沿着两条并列运行的主题轨道来看这两种冲突。在《〈判决〉中的“父子冲突”所体现出的“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北方文学》2017 (8) :220-221)中,刘艺把笔者沿着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这两条轨道进行的阐释又在很大程度上揉到了一条轨道上。该文第一节以“‘父子冲突’的显性起因”为题,来探讨儿子给在俄国的朋友写信时的思维活动,但在该节结尾,又用“另一方面”引入了笔者对个体与社会之冲突的探讨。而倘若当初笔者是沿着情节发展这一条轨道走,就不会发现“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而只会看到“‘父子冲突’的显性起因”。该文正文仅有两节,第二节的标题就是“父子冲突”。在《判决》问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外批评家都没有发现该作品隐蔽表达的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就是因为仅沿着情节发展这一条轨道走,仅能看到父子冲突。

2 安帅:《种族立场冲突背后的理智与情感之争——沃尔夫〈说“是”〉中的隐性叙事运动》,《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4-111页。这是成功运用笔者提出的隐性进程模式的论文之一。

3 张欣:《逃离与禁锢:〈阁楼上的玩具〉的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第44-50页。这篇论文成功地将笔者提出的隐性进程模式运用于戏剧分析。

4 张净雨:《〈暴雪将至〉:叙事的隐暗面》,《电影艺术》2018年第1期,第77-80页;杨蕾:《矛盾背后的矛盾:〈头号玩家〉中的隐性叙事进程》,《电影新作》2019年第1期,第122-125页。

5 张净雨:《〈暴雪将至〉:叙事的隐暗面》,《电影艺术》2018年第1期,第77-80页。

6 杨蕾:《矛盾背后的矛盾:〈头号玩家〉中的隐性叙事进程》,《电影新作》 2019年第1期,第122-125页。

7 Daniel Candel, “Covert Progression in Comics: A Reading of Frank Miller’s 300,” Poetics Today 41. 4 (2020), pp. 705-729.

8 姜淑芹:《〈哈利·波特〉系列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语文》2020年第6期,第32-38页。

9 王丰裕、步朝霞:《论浮世画家的双重叙事动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61-67页。

10 张甜:《言说之殇:莱斯利·爱泼斯坦二战犹太大屠杀小说〈犹太人之王〉中的拟剧叙事及隐性进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51-58页。

11 黄莹:《费金形象被忽略的异质性: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隐性叙事进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81-83页。

12 同上文,第78-85页。

13 安帅:《种族立场冲突背后的理智与情感之争》,第105-109页。

14 张欣:《逃离与禁锢:〈阁楼上的玩具〉的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第47-49页。

15 Candel, “Covert Progression in Comics: A Reading of Frank Miller’s 300,” pp. 716-725.

16 姜淑芹:《〈哈利·波特〉系列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语文》2020年第6期,第32-38页。

17 详见Shen,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pp. 50-69。

18 详见Shen,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pp. 95-124;参见 Dan Shen, “Subverting Surface and Doubling Irony: Subtexts of Mansfield’s ‘Revelations’ and Others,” English Studies 87. 2 (2006), pp. 191-209。

19 在《“怨女”银娣的挣扎和悲剧——基于隐性进程理论的解读》中,杨春认为《怨女》的情节发展围绕银娣的“婚前、出嫁、婚后、偷情、分家、借债、躲债”展开,而“隐性进程则隐藏的是造成银娣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80)。表面上看,这跟《启示》和《唱歌课》具有相通性,而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探讨基本未超出情节范畴。情节发展本身经常涉及人物性格发展的社会原因,《怨女》就是如此。该文认为“在显性进程中实际上隐含着深层的隐性进程”(杨春:80),从这就可看出,该文误将情节的深层意义当成了隐性进程。美国叙事学家Kelly A. Marsh在阐述笔者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时,区分了两类作品:在第一类中,作者邀请读者同情女性人物,这样就能在情节发展中看到造成她们的弱点的社会原因;而在第二类中,作者则邀请读者持续对女性人物产生反感,这样在情节发展中就难以看到造成其弱点的社会原因,而只能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才能看到作品隐蔽的社会批判(“Dual Narrative Dynamics and the Critique of Privilege,” Style 55. 1 (2021), p. 43)。 《启示》和《唱歌课》均属于第二类作品,而《怨女》则不然。值得注意的是,《怨女》的情节发展聚焦的不是女主人公的弱点,而是她的不幸,邀请读者怜悯她,这样就不难在情节发展中看到造成其苦难的社会原因。

20 Kelly A. Marsh,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and the Critique of Privilege,” Style 55. 1, (2021), pp. 42-47.

21 段枫:《〈快乐王子〉中的双重叙事运动:不同解读方式及其文本根源》,《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177-190页。通过应用笔者提出的隐性进程模式,该文挖掘出了以往被忽略的一些微妙而重要的文本成分在叙事暗流里的作用。

22 参见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pp. 29-49。

23 这种隐性进程里的戏剧性反讽十分隐蔽,且有赖于前后文本成分的交互作用,因此有别于通常的戏剧性反讽——后者出现在情节发展中,显而易见,一般也仅在局部产生作用。

24 在《花语:论曼斯菲尔德小说〈第一次舞会〉中的隐性叙事手法》(《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中,张艳敏探讨了在舞会开始、中间、结尾对杜鹃花的三处不同描写,认为这种描写构成了“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互为补充。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1)景物描写本身无法构成叙事“进程”——“进程”涉及故事事件和人物言行的发展;(2)隐性进程是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持续并列运行的叙事暗流,不能仅仅出现在三个点上;(3)《花语》中的杜鹃花是情节中背景描写的一部分,在情节发展里起到衬托人物情感变化的作用。

25 安帅:《历史的棋局、空间的游戏——〈天秤星座〉中的隐性进程》,《外国文学研究》 2019年第1期,第28-37页。

26 详见Shen,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pp. 70-92。

27 Kate Chopin, Bayou Fol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4), p. 289.

28 详见She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pp. 85-88。

29 参见Per Seyersted,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69); Jean Bardot, “French Creole Portraits: The Chopin Family from Natchitoches Parish,” in Kate Chopin Reconsidered, ed. Lynda S. Boren and Sara Desaussure Davi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92), pp. 29-30。

30 G. R. Thompson, Poe’s Fiction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73), pp. 13-14.

31 James W. Gargano, “The Question of Poe’s Narrators,” College English 25. 3 (1963), p. 180.

32 参见Arthur Hobson Quinn,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69), pp. 501-506。

33 Francis P. Demond,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and the War of the Literati,”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15 (1954 ), pp. 137-146; David S. Reynolds, “Poe’s Art of Transformation: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New Essays on Poe’s Major Tales, ed. Kenneth Silverman (Mas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3), p.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