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经济学的无知不是一种罪过，毕竟，经济学是专业领域，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是，如果既要保持对经济学的无知状态，又要对经济事务高谈阔论、发表意见，那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我与经济学的爱情故事始于1979年秋天。在此之前的夏天，我体验了加油时排长队，而我出于各种原因，对这段经历感到困惑和沮丧。经济学消除了我的困惑，并将我的沮丧引向对石油短缺原因的研究。我被经济学吸引了。

自从我开始学习经济学，经济推理的逻辑在很多方面对我而言都是自然而然的。在此领域，首先，我读到的是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和贝蒂纳·比恩·格里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主编的《自由市场经济：入门读本》［Free Market Economics：A Basic Reader，其中包括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的“铅笔的故事”］；其次，我读到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大量文章和书籍摘录，其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问题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益处；最后，我读到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读完《自由选择》之后，我对周围世界的思考方式就再也不一样了。我以经济学的透视镜观察一切事物，从最平凡到最深刻的人类活动。在我看来，经济学既是最有趣的人类科学，又是最重要的政策科学，因为它就人类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做出了终极解答。

我希望，本书捕捉到的不仅有我与经济学这门学科30多年来的爱情故事，还有我从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的纯粹喜悦，以及邀请学生加入这项研究的纯粹喜悦。我认为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迷失了方向，而我在积极努力，试图让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学活动重归正轨。遵从我一位老师肯尼思·博尔丁的说法，我使用主线经济学一词来描述一系列经济学命题，而这些命题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13世纪首先明确提出。在此之后，15、16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晚期经院哲学家，特别是几位基督教牧师——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马丁·德·阿斯皮利奎塔（Martin de Azpilcueta）、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Diego de Covarrubias）、路易斯·德·莫利纳（Luis de Molina）、多明戈·德·索托（Domingo de Soto）、莱昂纳多·莱西奥（Leonardo Lessio）、胡安·德·马里亚纳（Juan de Mariana）以及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Luis Saravía de la Calle）从这些命题中发展出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经济学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古典经济学派——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亚当·斯密和有着法国自由传统的让-巴普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到早期的新古典学派——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最后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体现在阿门·阿尔钦（Armen Alchian）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产权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新经济史、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法和经济学、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经济学，以及伊斯雷尔·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经济学上。主线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关于商业社会的两个基本观点：（1）个人追求自身利益；（2）使个人利益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秩序是复杂的。

在这条经济学的主线中，假设的“看不见的手”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起来，靠的不是用一种利益压倒另一种利益，也不是假设行为人有超人的认知能力，而是特定制度下的和谐交换过程。如斯密所说，正是市场经济中的讨价还价产生了社会秩序。“看不见的手”的解决方案并不像许多批评者所假设的那样，是因为在有着完美结构的市场里，完全理性的个体与其他完全理性的个体互动才出现的。这种理想化的情形与亚当·斯密的看法格格不入，与哈耶克也是一样。相反，坚信亚当·斯密思想的人认为，人是一种非常不完美的存在，在非常不完美的世界上工作。通过关注交换和产生交换的制度，合理的经济学推理解释了复杂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在价格和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市场过程中出现的。

在我的叙述中，主线经济学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的。主线经济学讨论的是自斯密以来所共同坚持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秩序的实证命题，而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当前这一专业科学的精英中流行的社会学概念。主线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时常是吻合的，但有时也彼此背离。正是在这些背离的时刻，主线经济学学者亟须由思想企业家精神驱动而采取行动，以重新获得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从而使这一学科重回正轨。

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比较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与物质进步和政治自由的关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也对20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抱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为我判断，在20世纪，遍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欠发达世界的苦难是由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中的错误理念导致的。而这些错误理念曾得到广泛宣扬，是因为在社会科学中运用了一些被误解的科学、哲学概念。揭示和探索这一错误的思想路径已成为我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自我上大学至今，奥地利经济学派——它的思想、历史人物，以及它在经济学专业和公共政策中的命运，一直都是我思想灵感的源泉，这在我所有的著作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2011年6月，我和我亲密的同事、朋友克里斯·科恩（Chris Coyne）一起访问了马洛京大学，这次访问促成了本书。马洛京大学是一所了不起的经济学高等学府，它的整个学术共同体都致力于合理的经济学推理和高质量的经济学教学，这令我们印象深刻。在马洛京大学的校园中，随处可见那些经济学史上伟大经济学家的画像及其著作试图传达的核心思想。本书中的各篇文章，则是我传达主线经济学家的核心思想的尝试，从亚当·斯密到J. B. 萨伊，从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从哈耶克到詹姆斯·布坎南，从弗农·史密斯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这中间的其他人，还有目前仍然活跃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其中对我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这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决定了这些国家的人民是生活在贫困、无知和肮脏之中，还是过着健康、富有、充满各种机会的生活。如果制度能促进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那么贸易和创新的收益目标就会实现。但是，如果制度实际上阻碍了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那么生活就会退化为为了每一天的生存而挣扎。换句话说，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知识框架，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

这一主题被米塞斯称为“联合法则”，也鼓舞了马洛京大学的创始人曼努埃尔·阿尤（Manuel Ayau），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了这种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的思想。在本书中，我一再强调财产、价格和损益的作用，它们为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信息以及创新的动力，以实现匿名主体（匿名性正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社会的特征）之间复杂的经济协调和社会合作。

本书能由独立研究院和马洛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对经济学的性质和重要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并共同致力于经济学教育。我要感谢独立研究院的主席戴维·泰鲁（David Theroux）和马洛京大学的校长詹卡洛·伊瓦尔根（Giancarlo Ibarguen）给了我这个机会。我非常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终生致力于在研究机构内外推进合理的经济学推理。我真切期望本书能为传播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尽绵薄之力。

我要感谢乔治·梅森大学和莫卡特斯中心的同事帮助我准备出版的书稿：彼得·利普西（Peter Lipsey）、利亚·帕拉加什维莉（Liya Palagashvili）、戴维·柯里（David Currie）、卡莉·雷迪格（Carly Reddig）和马修·贝奇（Matthew Boettke）。戴维·泰鲁、罗伊·卡莱尔（Roy Carlisle）和亚力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的编辑意见也让我受益良多。当然，书中若有错误，皆是我的责任。

我还要感谢多年来教过我的那些杰出的经济学教师，从格罗夫城学院的汉斯·森霍尔茨（Hans Sennholz）到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图洛克和唐·拉沃伊（Don Lavoie）。在我职业生涯的形成阶段，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一学科的一些名人的关照和指导，包括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特别是伊斯雷尔·柯兹纳，我在纽约大学和他一起工作了八年。能在纽约大学（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故地）与柯兹纳密切合作，对我而言犹如美梦成真。

在研究生院学习时，我和两位同学很快就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陪着我一路走过来，他们是史蒂文·霍维兹和戴维·普雷契特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们就设定了一个专业的标准，也一直努力保持这一标准，这使我成为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经济学家。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真诚地希望，本书中的文章达到了这一标准，即使是在他们与我存在最大意见分歧的领域。我在本书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学生明智地选择老师，因为你的老师怎样教你，你就会怎样教你的学生。学生还必须明智地选择读什么书，因为你写的文章就像你读过的文章。我还要补充的是，你必须明智地选择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朋友会帮你设定论证的标准，而你要努力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朋友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们进入这一专业成为教师和学者以来，史蒂文和戴维一直都是我的亲密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执教生涯中有幸教过的所有优秀学生，特别是那些我有幸担任其论文导师的学生。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为他们感到多么骄傲。他们前途远大，将成为一流的经济学教师，为主线经济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他们有着令人惊叹的交流能力，不仅将合理的经济学推理传授给学生，还传授给社会大众。

当我写这篇序言时，我们正经历着特别动荡的经济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合理的经济学推理，而不是自2008年以来主导公共政策的“急诊室”经济学。我以前的这些学生掌握了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的主线经济学所教导的真理，并且拥有强大的交流能力。我相信，掌握合理的经济学推理的高素质人才将不断增加，最终打败对经济学的无知和特殊利益政治群体，将公共舆论的潮流转向合理的经济学。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所言：“一旦观点形成了强大的浪潮，就将横扫一切障碍，横扫一切相反的意见。”

想要让经济学重回正轨，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让我们开始吧！

彼得·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