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THE OPTIMIST'S TELESCOPE

人类为何总是做出短视决策？

几年前一个夏天的清晨，我到哈德孙河谷（Hudson Valley，位于纽约北部哈德孙河沿岸，那里有葱郁的树林和宽阔的草场）远足。一条曲径将我引入一片草地，一只红尾鵟从我头上呼啸而过。我经过一条瀑布，岸边长满了蕨类植物。第二天我回到华盛顿家中后，才发现小腿肚子上长出了一片皮疹，呈深红色，暗暗发痒，中间还有个鼓包，就像被蜘蛛咬过一样。

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皮疹的照片，提醒自己要找个大夫看一看。那时我每天工作 16 小时，在各种截稿日之间疲于奔命，睡眠严重不足。这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花一个小时去看医生，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几个星期过去了，皮疹渐渐淡去，我也渐渐忘了它。

8个月后，我的膝盖肿成了葡萄柚那么大，我发现自己患上了严重的莱姆病（Lyme disease），光是治疗就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我拄着拐杖在波士顿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冬天。每天我都需要自己进行静脉药物滴注，直到病情有所好转。这一切都是那天在树林中叮咬我的蜱虫作的祟—但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几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科学记者时，专门就莱姆病的传播写过文章。我也知道哈德孙河谷附近的几个县正是美国莱姆病传染率最高的地区。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是忽视了这个病呢？据我回忆，我曾经为皮疹的事儿发过愁。如果当时，我能未雨绸缪地喷涂些驱虫剂或穿上防护服就好了。又或者，如果我能在远足后，感染范围尚未扩大之前及时就医，可能会免去接下来几个月的病痛折磨，膝盖也不会受到永久性的损伤。

随着我对自己病况的不断了解，我忽然发现，这次患病可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我远足的经历不下上百次，从未被蜱虫叮咬过，更不用说感染莱姆病了。十几、二十几岁时，我对户外运动无所畏惧—我在海边跳过崖、爬过树、攀过峭壁。可能正是那种战无不胜的幻觉拖累了我。我也知道，犯过类似错误的大有人在，事后追悔莫及的也不止我一个。你可能劝说过女性朋友不要和某个渣男约会，因为他最终肯定会伤她的心；也可能警告过某个青少年开车时万万不可超速。然而，这可能正是人类性格中的某种缺陷：聪明人总会做出一些鲁莽的决定，即便得到了明确的警告。

这类错误不仅出现在我的个人生活中，也发生在我的工作中。在过去的 15 年中，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警告别人可能隐藏在前方的危险。当我还是记者时，就写过文章告诫公众要预防流行病和在农田蓄水池干涸之际爆发的野火的危险。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我向大学生们展示我的工作—如何向大众分享有用的科学知识，以帮助他们为未来做出更好的决策。

人们的选择总是缺乏远见？

2013 年到白宫工作之后，我的任务变得更为重要，失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在那里，我总是试图说服市长、商界领袖和产权所有者们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准备，比如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持续性干旱，以及《圣经》（Holy Bible）中描述的那种大洪水，等等。

不过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我经常发现自己很难说服别人采取行动。我一次又一次试图冲破同样的困境，却总是徒劳无功，就像在开车时无论选择哪条路最后都会堵车一样。和上文中那个鲁莽的我一样，大多数人在做抉择时都缺乏远见。大部分家庭会因为按揭金额低廉而投资房产，却丝毫不考虑频发性洪灾可能造成的损失；食品公司宁愿选择增加直接利润来取悦股东，也不愿投资修护农田以防旱灾；政客们宁愿将精力花在如何连任的小算计上，也不愿真正为城市、州府的下一个 10 年做些切实的打算。他们做出的抉择确实是现阶段最明智的选择，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我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好。

在我工作的几十年中，我目睹了不少社区在面对险情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困难模式”——他们选择了承受险情带来的苦难。当旱灾袭击加利福尼亚州和南非的开普敦后，当洪水袭击休斯敦和印度孟买后，当地的居民和政府首脑才如梦初醒，开始正视那些本可预见的灾难。这可不仅仅是留心警告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个人、企业和社区在做出任何抉择之前，都对其未来可能造成的结果反复权衡。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要求我们更应该为了我们自己、子孙后代，以及未来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我们的寿命远远超过我们的祖先，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和养老金计划。我们拥有编辑人类胚胎特征和构建智能机器的工具，这些技术将重新定义下一代人类的生命。 我们正在塑造地球下个世纪的气候模式，它可能会毁坏作物、淹没沿海城市，并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为了避免致命的流行病或阻止最严重的气候恶化，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我们自己和全人类的未来。

我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作鲁莽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比我们祖先所处的时代更糟糕或更脆弱。相反，对整个文明来说，思考未来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因为赌注从未如此高昂。

目前全世界人口有超 80 亿之巨，我们有能力将机器人发送到火星上，有能力发明新物种，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塑造人类的未来，并造成更持久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知识，我们能够比祖先更清楚地察觉到灾难的警告信号，并看到我们的选择对后世的损害—无论是放射性废物的半衰期，还是今天的污染如何导致珊瑚礁的灭绝。相比之下，在庞贝古城（Pompeii）中死去的人对危险的洞察力，并不比被希克苏鲁伯陨石（Chicxulub meteorite）灭绝的恐龙更高明。如果我们无法洞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就会连鲁莽都称不上，而只是不幸罢了。

在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目睹过其他人做出短视的决定。在选举日，一名选民留在了家中，只因为他觉得洗衣服比排队投票更紧急，但随后又为错过投票而懊悔；

医生开的止疼片确实能减轻患者的痛苦，但频繁使用导致患者对阿片类药物成瘾；

一位已婚妇女沉溺于婚内出轨，却在几十年后追悔莫及；一位高管削减了新产品的研究预算，却发现公司濒临破产；

一家人在海滩沙堤上建造了一座梦幻般的居所，而它却在几年后被海浪冲垮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在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的鲁莽决定。灾难的早期预警迹象一直被忽视，直至为时已晚，如 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富裕国家的人比之前贫穷时代的人储蓄的资产更少。短期内飙升的股价安抚了投资者，却掩盖了阻碍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可能性。只是因为侮辱性言论吸引了新闻界和我们这些看客的注意力，一个依靠“推文”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当选了美国总统。

打破人性本就鲁莽的迷思

因为人性、经济和社会的劣根性已然根深蒂固，我们可以轻易地将这些错误的选择归咎于悲惨的命运，但这种观点大大低估了人类无视自身义务的怠惰—它深深植根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我们人类是没有远见的，然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总有一些人、一些企业、一些社团能够避免危机的发生，并为了未来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不仅存在于历史中，现在也俯拾皆是。有的文明能够建造出恢宏的金字塔和大教堂，也能阻止臭氧层的破坏和核战争的爆发；有的社会能为穷苦阶层提供良好的教育，根治脊髓灰质炎，也能让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异于常类、表现突出呢？

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我写出了这本书。在写作的 7 年里，我一直在探索怎样才能让理智战胜鲁莽，我们的生物属性、环境和文化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我们的社区、企业和社会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调查了廉价酒吧、市议会会议大厅、古老的森林、团聚的家庭，以及世界各地的国家代表团。我参观了堪萨斯州的农场、华尔街的公司、硅谷的虚拟现实实验室、墨西哥的渔村和日本福岛的核辐射区。

我遇到过那些面临着与我相似的困境的人：一位试图阻止致命超级病菌传播的医生、一位在当前亏损中展望未来前景的投资者、一位反对鲁莽的房地产开发的社区领袖、一位正式警告即将发生恐怖袭击的警官、一位试图阻止下一场沙尘暴的农民。像我一样，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在为时已晚之时向他人发出警告。大多数人都希望做一些更具大局观的贡献，为其他人创造更好的未来。他们的失败和胜利为所有人提供了教训。

在此过程中，我还从各种学科的专家那里挖掘到各种各样的研究结果：从考古学家、土地利用法学家、工程学家到经济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从社会运动大师到人工智能策划者，从钟表制造商到美国国防部长。我试图了解当今的前沿思想家们的想法和信念，试图通过科学和历史来了解如何更好地描绘未来的样貌。

最终，我发现大多数人对我们的鲁莽想法的认识是错误的。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作为人类，生于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就像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囚犯一样，他们身上的枷锁让他们看不清影子的真正来源，而我们的生存环境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预期。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逃出洞穴的路。

人类，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都拥有着大量未被开发的力量。而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大家传授这种力量，从而防止我们的未来被一些鲁莽的决定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