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企业同伴效应的文献综述
2.6.1 企业同伴效应的范围
同伴效应范围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行为到行为，同伴企业的某一种行为对焦点企业相同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同伴企业进行了某种行为，进而影响焦点企业从事此种行为。在这里，同伴企业的行为和焦点企业的行为是同一种行为。二是从行为到结果，同伴企业的某一种行为对焦点企业的某种结果产生的影响。这可以理解为同伴企业的行为不仅对自身产生结果，还扩散影响到了焦点企业的结果(2)。总体而言，第一类从行为到行为是现有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是，第二类从行为到结果也是一种重要的同伴效应，应该引起充分的关注。
在筹资领域，资本结构的同伴效应得到了广泛的关注。Leary和Roberts（2014）运用公司股票超额回报率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同伴效应，Francis等（2016）进一步从跨国视角发现了资本结构同伴效应的存在性，Fairhurst和Nam（2020）则分析了资本结构的同伴效应在不同治理环境下的差异。此外，Duong等（2015）发现企业在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上也存在同伴效应。
在投资领域，Chen和Ma（2017）、Park等（2017）均发现同伴效应是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一效应受到外部市场竞争和融资约束的影响。两篇研究不同的是，Chen和Ma（2017）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同伴效应具有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经济后果，而Park等（2017）则发现同伴效应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呈现出U形二次曲线关系。Gordon等（2020）则从创新的视角分析了同伴效应，研究发现同伴企业的研发信息披露会影响焦点企业的研发投资，并且这一效应随市场竞争、母国的法律保护系统、披露环境和会计报告规则而变化。Wu等（2020）从企业并购角度分析了同伴效应，其发现同伴企业并购绩效的信息会提高焦点企业的并购绩效，这种效应同样随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而改变。需要注意的是，Gordon等（2020）、Wu等（2020）两篇研究均属于从行为到结果的研究，这扩大了同伴效应的研究范围。
在营运资本管理领域，Chen等（2019）、Joo等（2016）均发现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会受到同伴企业的影响。Lao和Yi（2019）则从营运效率的视角考察了同伴效应，研究发现同伴企业的财务错报会对焦点企业的营运效率造成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随外部融资需求、行业领导地位和信息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Maté-Sánchez-Val等（2017）从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等多个财务比率的角度研究了同伴效应，这些财务决策涉及营运资本、资本结构、运营效率等多个方面。
在分配领域，Adhikari和Agrawal（2018）发现公司的股利支付和股票回购政策都会受到同伴企业的影响，这种效应在更大产品市场竞争和更好信息环境中运营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其中股利支付的同伴效应在小规模公司和较年轻的公司中更为敏感，但股票回购的同伴效应仅存在于大规模公司和成熟公司中。Grennan（2019）同样发现企业的股利政策存在同伴效应，具体而言，企业会通过增加股利支付和缩短股利支付时间以应对同伴的股利行为，但是其并未发现股票回购的同伴效应。Kaustia和Rantala（2015）发现焦点企业会跟随同伴企业的股票分割行为。
在公司财务的其他领域，Gupta和Misangyi（2018）从企业战略的视角分析了同伴效应，这一同伴效应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更强，并会随同行CEO的个人魅力而变化。Budsaratragoon等（2020）发现焦点企业非执行董事薪酬会受到同伴企业的影响。此外，在预算报告（Cannon and Thornock, 2019）、审计师选择（Li et al.，2017）、商誉（Xu et al.，2020）、薪酬管理中的相对绩效评估（Albuquerque, 2009）、企业家风险决策（Lopera and Marchand, 2018）、投资者风险承担（Gortner and van der Weele, 2019）、分析师绩效（Do and Zhang, 2020）等方面也发现了同伴效应的存在。
与公司财务领域研究不同的是，会计领域的研究更加强调同伴企业的行为对其他焦点企业结果的影响，即从行为到结果的研究。Bolton等（2016）发现焦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导致同伴企业的股价下跌。Du和Shen（2018）发现同伴企业绩效较高的压力会导致焦点企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Bakke等（2019）发现焦点企业的财务重述会增加同伴企业的债务成本。Yu等（2019）发现同伴企业较差的盈余质量会导致焦点企业的IPO定价偏低。Beatty等（2013）发现焦点企业欺诈性财务报告行为会对同行公司的投资产生溢出效应，即误导同伴企业做出增加投资的决策。Matsumoto和Shaikh（2017）、Shroff等（2017）都发现同伴企业的信息披露会影响焦点企业的资本成本。此外，Bakke等（2019）、Dierynck和Verriest（2019）则分别从相对绩效评估和财务报告质量方面，创新性地分析了焦点企业如何主观选择某一类企业作为参照组（同伴）的过程。这两篇研究发现企业可能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企业作为自己的同伴进行参照决策，扩展了同伴效应的研究范围。
借鉴国外企业同伴效应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同伴效应的研究也展开了广泛的探讨，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资本结构（陆蓉等，2017；李世辉等，2018；张天宇等，2019）、融资决策（巩鑫等，2020；许汝俊等，2018）、过度负债（李志生等，2018）、投资（李佳宁等，2019）、并购决策（万良勇等，2016）、创新（刘静等，2018；冯戈坚等，2019）、慈善捐赠（王营等，2017；彭镇等，2020）、信息披露（沈洪涛等，2012）、盈余管理决策（冯玲等，2019）、会计信息质量（冯玲等，2019）、商誉价值（傅超等，2015）、分析师决策（许汝俊等，2018）、企业违规（陆蓉等，2018）、高管薪酬（赵颖，2016）、高管减持（易志高等，2019）、银行风险管理（辛兵海等，2018）。由此可见，国内学者不仅对国外学者已经发现的企业同伴效应的行为进行了检验，还在更广泛的企业行为方面进行了扩展，为企业同伴效应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综上，我们发现，随着同伴效应在企业领域研究的推进，同伴效应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了企业筹资、投资、营运资本管理、分配、战略、会计信息披露等大部分领域。
2.6.2 企业同伴效应的理论基础
同伴效应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并由国外的学者引入企业研究领域。因此，社会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者都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同伴效应产生的内在原因，进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Manski（2000）将社会学领域同伴效应的原因总结为偏好互动、期望互动和行动限制三种机制。偏好互动机制是指同伴的行为决策会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偏好和效应水平，从而会促使个体行为决策成为同伴行为决策的函数。期望互动机制是指同伴的行为决策等信息会改变个体的认知和期望，即个体决策时会观察同伴的信息，通过提取学习形成个人认知和期望，进而做出个体决策。行动限制机制是指同伴群体的某种集合具有一定的限制。在一个限制性的集合中，同伴选择将直接影响个体的选择。上述三种机制试图对社会学领域不同理论所阐述的同伴效应进行系统的解释，为同伴效应的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某一种或几种理论对同伴效应进行解释。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一个行动者会观察并模仿其他经历类似情况的行动者最近的先行行为（Bandura and Walters, 1977）。因此，在上一时期中以相同方式对相同情况做出响应的对等行动者的数量越多，后续的行动者将更有可能模仿这些行动者的先前动作。尽管社会学习理论是为了解释个人行为而发展的，但也已被用来解释组织（企业）行为（Li et al.，2017）。在企业同伴效应中，部分文献分析了社会学习对各种决策的影响（Li et al.，2017）。
社会规范理论认为社会规范代表了在特定时期内特定群体相对稳定的常规行为模式（Axelrod, 1986）。这意味着社会规范是行动者在较长时间内的累积优先选择中逐渐产生的。与社会规范理论相一致，一些研究表明已建立的行业惯例会影响公司的决策，例如，自愿披露（Botosan and Harris, 2000）、高管薪酬（Bizjak et al.，2008）、收入确认（Houston et al.，2010）、审计师选择（Li et al.，2017）、预算报告（Cannon and Thornock, 2019）等。
自我归类理论认为，个体通常将自己视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这些群体中的个体特征（如环境状况）与自己的特征相似（Turner et al.，1987）。当个体的特征越相似时，个体参与他们认为与群体准则相一致行为的抑制就越少，也就越愿意遵守那些同辈群体成员所感知的社会规范。Cannon和Thornock（2019）将自我归类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相结合分析了经理预算报告中的同伴效应。
制度理论也是解释同伴效应的重要理论。根据制度理论（DiMaggio and Powell, 1983；Powell and DiMaggio, 2012），组织结构的同质性可能来自强制性同形（法律和法规）、模仿性同形（模仿成功的公司）和规范性同形（专业人士）。这些同质性的来源均可能导致企业同伴效应的产生。Budsaratragoon等（2020）运用制度理论分析了非独立董事薪酬的同伴效应。沈洪涛等（2012）运用制度理论解释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模仿行为。
同行压力也是众多文献解释同伴效应的重要原因。Du和Shen（2018）从资本市场压力的视角发现当同伴企业的业绩较好时，焦点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Archambault等（2016）通过实验发现同伴的压力会影响个人的慈善捐款。
此外，部分文献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理论，但也试图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同伴效应的原因。Shroff等（2017）从信息披露具有外部性视角解释了同业信息会影响焦点公司的资本成本的原因。Maté-Sánchez-Val等（2017）从地理临近的视角分析了同伴效应在财务比率方面是广泛存在的。Gordon等（2020）从信息环境的视角解释了企业创新行为的同伴效应。Francis等（2016）、Leary和Roberts（2014）的研究在解释资本结构的同伴效应时提及了声誉机制。
Lieberman和Asaba（2006）对组织间模仿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并将企业模仿行为的理论分为两类：基于信息的理论和基于竞争的理论。在基于信息的理论中，信息不完善被视为学习行为的主要原因。管理人员可以从同行公司的行为中学习新信息，从而可以指导他们的实际决策。管理人员没有与每个决策相关的完美信息，因此向同伴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捕获更多有用的信息并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在基于竞争的理论中，学习目的是减轻竞争并维持市场相对地位。企业之间在引入新产品和新工艺，采用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以及投资时机和类型方面相互模仿，因为学习行为有助于获得竞争优势和减少投资不确定性。公司模仿同伴以维持自己的相对位置或抵消竞争对手的侵略行为。Lieberman和Asaba（2006）所提出的基于信息的理论和基于竞争的理论较好地整合了组织间模仿的理论，因此在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Leary and Roberts, 2014；Lao and Yi, 2019；Xu et al.，2020；Chen and Ma, 2017；Park et al.，2017；Chen et al.，2019；Joo et al.，2016；Adhikari and Agrawal, 2018）。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同伴效应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广泛存在，这引起了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进而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阐述。研究者应根据个人的研究情景选择恰当的理论进行解释和扩展。
2.6.3 企业同伴效应的检验方法
如何构建恰当的经验模型对同伴效应进行识别和检验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企业同伴效应研究领域，检验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普通均值线性模型；二是基于工具变量的均值线性模型；三是空间计量模型。
2.6.3.1 普通均值线性模型
普通均值线性模型直接将焦点企业同伴行为特征变量的均值对焦企业的行为特征变量进行普通线性回归（OLS）。一般形式如下所示：
其中，Yi表示焦点企业i行为特征变量；Xi，j表示焦点企业影响Yi的j个自身特征因素；
表示同伴企业的行为特征变量的均值；
表示同伴企业特征因素的均值(3)；
项的系数β则表示同伴效应。
然而，同伴企业在影响焦点企业行为的同时，又作为焦点企业受到其他同伴企业的影响，这种同伴间的互动关系必然导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Yi和
是互相影响的。而且，这种内生性不会因为控制个体、同伴群组、时间等固定效应而减弱。所以，普通均值线性模型估计的系数往往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2.6.3.2 基于工具变量的均值线性模型
为解决普通均值线性模型估计的缺陷，部分学者尝试寻找同伴企业行为变量均值的工具变量，进而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2SLS）。寻找工具变量的思路主要有两种（Fletcher, 2012）。
一是以同伴企业相关联但又与焦点企业不相关的企业的行为变量作为同伴企业行为变量的工具变量，即寻找“同伴的同伴”。寻找这类工具变量有一定难度。因为根据同伴效应的解释，“同伴的同伴”之间必然存在同伴效应。如果同伴效应能够传递或者扩散，那么“同伴的同伴”依然是焦点企业的同伴，依然会对焦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此时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就不成立了。也就是说，与同伴相关但与焦点企业不相关的企业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现有企业同伴效应的文献中，如果研究行业同伴效应，那就去找与行业同伴同地区但与焦点企业不同行业的地区同伴作为“同伴的同伴”。反之，在研究地区同伴效应时，就找与地区同伴同行业但与焦点企业不同地区的行业同伴企业作为“同伴的同伴”。
二是以同伴企业自身特质性的变量作为同伴企业行为变量的工具变量。同伴企业自身特质性的变量包含的是自身特质性信息，与焦点企业无关，满足外生性要求。但是，同伴企业自身特质性的变量必须与同伴企业行为特征变量相关。也就是说，这个自身特质性的变量要能够解释同伴企业的行为特征变量。这一点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既代表自身特质又能够解释所有同伴企业行为特征的变量。因此，这种工具变量经常面临相关性不足导致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在企业财务决策的研究中，Leary和Roberts（2014）开创性地利用同伴企业股票超额回报率作为同伴企业资本结构的工具变量。随后，这一思路被后续的研究广泛使用。然而，这个工具变量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企业同伴效应。
2.6.3.3 空间计量模型
近年来，在文献中逐渐受到关注的一种新方法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最初是为了研究空间交互作用和空间结构发展起来的一套计量经济学方法。不同个体之间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地理邻近或者地理距离设置空间权重矩阵实现的。后续将空间权重矩阵由地理距离扩展到经济距离，这使得空间效应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地理联系，还扩展到了经济联系。最近几年，Lee等（2010）基于社会网络的思路，将空间效应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具有一定网络关联的群体中，发展了基于网络结构的空间计量模型。
一般的社会互动模型包括内生互动效应（同伴效应）、情境效应和未观察到的关联效应。从其他效应中识别出内生互动效应是社会互动模型的主要兴趣（Manski, 1993，2000）。Manski（1993）的开创性工作指出均值线性回归模型会遭受“反射问题”的困扰，即上述三类互动作用无法单独识别。Lee等（2010）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提出了具有网络结构的社交互动模型的形式和估计方法，为识别同伴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模型的一般方式如下：
其中，Yr和Xr表示个体的结果向量和特征矩阵；r表示每一个群组的成员数，群组的总数为G。零对角线的空间权重矩阵Wr表示同伴群组的网络结构，wg，i，k表示第g个群组中个体i和同伴j的关系权重。αr代表无法观测的群组个体效应。与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SAR）一致，ur反映组内相关效应。通过上述模型设定，内生互动效应、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被分离开来，具体地，λ0表示同伴内生性互动效应，lr表示情境效应，ρ0则表示关联效应。
空间SAR模型与均值线性模型相比的另一个优势是对同伴效应影响的度量。在均值线性模型中，通过组内平均结果来衡量同伴效应，即每一个个体的影响都是相同的。但在空间SAR模型中，可以通过对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对同一群组中不同的个体设置不同的权重，用来反映同伴效应的异质性。
由于空间计量方法在识别同伴效应中的优势，其已经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公司财务等领域得到了使用（Ajilore, 2015；Lin, 2015；You and Nie, 2017；Lin, 2010；Maté-Sánchez-Val et al.，2017）。
表2-1总结了企业同伴效应主要文献的研究范围、同伴界定、理论基础、异质性调节、估计模型和内生性解决等关键信息。
表2-1 企业同伴效应主要文献汇总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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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文献并未提及理论机制，也没有利用解决内生性的方法，所以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