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途和异途：由各分一路到漫漶莫辨

数十年之间，保举入仕汇积为巨大的数量，捐纳入仕也汇积为巨大的数量。而在同一个时间里，朝廷与士林又共以正途、异途分清浊上下，自觉地为读书入仕的科甲一途保留一种独有的尊严和优越。后一面沿一千二百多年科举制度的历史惯性而来，本属那个时候的人心所共认和事理之当然。这种由历史惯性演化为共认和当然，着眼的是人以群分的面目不同和类别不同，其间并不涉及数量与数量的对比。然而当久被置于异途的保举和捐纳在其随时势而变迁的过程里一路膨胀，不断地为官场造出源源涌入的做官人，其间生成的数目，便因其越来越多而成其越来越大。随之形成的矛盾在于：比之科举制度由历史惯性所造成的社会心理，这种科举之外产生的数目之多和数目之大，已是另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而后是两头之间的一路倾斜无从维持两头之间原有的平衡，一方与另一方太过悬殊的数量对比，不会以其实际发生的一步一步地淹没掉清浊上下之间的界限，使正途和异途同在一个变了形的官场之中，而不复再能分得清清楚楚。

保举和捐纳造成了一个多官的时代，相伴而来的便是“处处有官多之患”。(45)光绪八年（1882），闽浙总督何璟说：福建一省的“候补试用府厅州县佐杂盐务各班”，已有“一千二百余员”。(46)同一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说：同治以后，晋省“候补人员”数年之间已“骤增三百余人，盖多于旧日者，十之七矣”；(47)光绪十四年，云贵总督岑毓英说：“云南地居边荒，素称瘠苦，候补人员向本无多”，而时至此日，则“捐保各案与正途并进”，遂使“滇省候补同通州县至一百五十余员，尚有已据禀到，留省未经考验者又百余员”。(48)每一个地方都在层积累进地接收分发而来的官员，但每一个地方又都无从安置这些越来越多的官员。一则后来的记述言之凿实地说：

候补文官之多，莫如江宁。宣统末年，在江宁之候补道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五百员，其他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冠盖荟萃，备极一时之盛。顾此三数千候补人员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盖宁、苏两属，仅辖道缺七，府缺八，直隶州三，厅三，县六十七，若专以江宁而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不满五十缺也。(49)

宣统末年地方官场里的这种看不到出路的拥挤和淤塞，是在数十年历史的前后相承中形成的，所以拥挤和淤塞，正写照了数十年之间官员总量的大幅剧增，都在转化为官僚制度自身运转和自我维系的大患。

地方官场拥挤淤塞，同在多官之世，京中的官场也拥挤淤塞。光绪初年言路论时务，已对比今时之不同于往昔，为人君说京曹“人才抑塞”的情状，“朝廷取士，首重甲科。多士幸入词垣，重以散馆考试，高等则授职编检，次则分用部属，次则铨选知县，求才实用，内外分司，法至善也。乃近日各部候补司官，多者数百，少亦不下百数十员；加以保举捐输，插补插选”，遂致“求补一缺，动需一二十年”。(50)以当日“工部满缺九十余，汉缺仅十八”(51)为例，对比“候补”之中的“数百”和“百数十”之尤多汉缺，则后者远望前者的遥不可及是非常明显的。而相隔十年之后，出自庙堂的议论申说天下之大利大害，笔下仍然要常常牵入同一个题目：

曩时［六部］员缺既通，人得及时自效，故历练久而成就多。比年部曹皆苦淹滞，但举候补者言之，自吏部而外，员数之浮于额缺，不啻落第。循资平进，正途或十余年不得叙补，捐班或二十余年不得序补。(52)

而后是“拥挤滋甚，澄叙靡由”之下，旧日“六部为储才之地，名臣循吏半出其中”，而今但见“登进之途”宽，“杰出之才”少。(53)众多的京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同时是众多的京官又淹没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之中，大半都成了一种面目模糊的存在。

科举制度下的乡试和会试以三年一度，各有定额为常态，所以能够从以试为选中露出头来获得功名的人，始终是一个有限的常数。(54)与之相绾接，则清代官制中的“缺额”和铨叙中的章法，都是以这种常态为前提和常数为对象的。由此提调上下，科举入仕之大体上能够井然有序正在于此，科举入仕的规矩森严也正在于此。然而数十年之间保举、捐纳在科举制度以外累积地造出的成百上千，以及合成百上千而为成千上万，对于官制和铨叙来说，便成为一种持久的冲刷和累积的倒灌，遂使冲刷倒灌所至，数十年之间，官制越来越罩不住官界，铨叙越来越守不住章法。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随科举入仕的井然有序和规矩森严不复再能成为墙垣和界限，出自“以试为选”的士人既已不再能自守一类，遂不得不移入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之中；既已移入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之中，遂不得不与保举入仕和捐纳入仕的各色人等同在一个宦海里起伏沉浮。以一千二百多年以来的科举历史相比照，这是一种显然的沦落。一则奏议说：“国家以科目取士，虽不能尽得有用之才，而明体达用足膺艰巨者，多由此出。至捐纳一途，原属权宜之计，正途八九，捐班一二，于吏治尚未大害也。即如六部之郎中、员外、主事，是登甲第后所擢用者也；外省之道、府、州、县，是有司方面亲民者也，而今则由捐纳者比比皆是。”(55)与“国家以科目取士”相比，“捐纳一途”本属异常。因此，以异常对照正常，这段话的主旨是在申述，由科目选出来的人比“捐纳者”切近义理，从而更靠得住。对比两者是为了区别两者，然而其末了所举的“捐纳者比比皆是”，则又说明，科目与捐纳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已在日趋湮灭之中。

这种界限湮灭的过程，使本以清浊分高低的正途与异途越来越相对等，但对于正途来说，这种对等所带来的却常常是仕路上的不平等。当时人说直观之所见曰：

近来仕途日杂，相率以迎媚为能。一遇优差，夤缘钻刺，无所不至，各部院大臣，点派差使，既不考其贤否，校其资序，甚至各存意见，互相龃龉，于是捐纳未久者可得优差，而正途资深稍知自重者视若赘瘤。又或以优差而得优奖，遂可越次升补，名曰抢缺。夫抢之一事，岂可形诸仕途？(56)

这种以京官为对象的观察所引发的深度不平，是正途得差补缺之不如捐纳。而在同一个时间里，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场里更多异途入仕者，遂又有更多异途驾正途而上之的各色路数：

读书通籍多半寒畯之士。其以归班知县铨选，以即用知县分发者，类皆中年以后之人，正宜使之及时自効，俾得早展百里之才。从前选轮只数十人一周，到班甚易。近因各项插班甚多，一轮须一二百人一周，到班甚难。而捐纳人员，一经上兑便可得官。甚有未及岁者先行纳资，豫为服官地步。劳绩人员，一二年投効，一两次保奖，即成正印一官。而归班知县，即用知县，计其得官年岁，较之庶吉士部属等官，固已有伤老大，又复选补无期，欲归银捐则苦于寒素，仅归即用则苦于压班，徒使晚成之器，几成废弃之材。(57)

当保举、捐纳以其不断造出的成百上千汇为累积成千上万之后，出自科举取士的有限常数便已被淹没于其中了。与之一同被淹没的，还有读书人在寒窗孤灯之下日复一日付出的千辛万苦。然而前一段说京官的文字以“捐纳未久者可得优差”，反衬“正途资深”者之被“视若赘瘤”；后一段说州县官的文字举“捐纳人员”和“劳绩人员”之易于得官，反衬“读书通籍”者的“到班甚难”与“选补无期”，则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在保案、捐例之层出不穷化为异途入仕的了无止境之日，了无止境同时又在化数量为冲击和声势。对比之下，则科目取士已不仅是被淹没的，而且是被压抑的。所以，光绪朝言路曾由吏治论及科目与军功、捐纳，尤其非议“各督抚喜用军功、捐纳，以致升迁调署，异途捷足先登，而正途少与焉”的以好恶为偏斜。然后说：“夫以正途之悃愊无华，其趋跄应对诚不若异途之工”，而“身膺民社，凡所以培养民气者，必自读书稽古中来”。(58)这些论说起于庙堂，深度反映了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曾长久笼罩天下的科举取士，此日已光华黯去而困处于层层蜷缩之中。而“各省督抚”之能够以好恶为偏斜，且行之无窒无碍，正以大吏惯于轻忽正途和有意轻忽正途的事实，具体地说明了其时行使权力的人物，在这个过程里的心中之观念变和眼前之尺度变。数十年之间，奏议和时论常常以“捐例开而仕途杂，保举滥而名器轻”(59)来概括这个时代“政体”的悖乎常理，而写照的则是科举制度在晚清官场的由盛而衰，以及科举制度由盛而衰与保举、捐纳节节膨胀的相为因果。数十年之间官僚产出的历史，也因之而在这个过程里成了一种制度敌不过异途膨胀的此消彼长。

制度敌不过异途膨胀，是因为造就了异途膨胀的东西，能够改变制度并且正在改变制度。光绪初年，御史梅启熙举过去所未曾有过而此日常常可以见到的“在任候选”，以说明捐纳带来的出格颠倒和出格颠倒带来的无常和无序：

有州县而捐知府在任候选者，与本管知府迹似平行；直隶州而捐道员在任候选者，其本管知府他日将为属吏。职分相抗，安能表率？且大计群吏，以廉为本。乃各州县清廉自守，累年不得升，即升亦不过一阶，而贪吏剥取民财，加捐班次，且越级捐升，仍在本任恣其贪黩，是贪吏不可为而可为矣。(60)

然后统括而谓之“官声不问优劣，有钱即可自升”。(61)科举制度的以试为选，立意在于把富与贵分开来；但捐纳之由输财得官，则不仅富与贵可以相连，而且富与贵可以对等。因此，“有钱即可自升”虽于理大谬，却正是从这种相连和对等里自然衍生出来的。而以“国家设官，大小相维，各有体制”(62)为当然，则作为歧出的东西，“自升”和“越级捐升”之成为当日的事实，只能是以一种名分的矛盾、伦理的矛盾为冲击，而实现于倾翻纲纪的过程之中，而后是旧日的官场等序和权力秩序失其常轨与常度，不复再能维持整体上的笼罩力和管制力。

名分、伦理、纲纪、等序、秩序，以及笼罩力和管制力的变化，都是深处发生的制度变化。一千二百多年来，官常与官制本与科举制度连体而生，因此，虽然朝廷把正途和异途分为两路，并归后者于“权宜之计”，但当笼罩官僚和管制官僚的官常、官制因异途的冲击而失其轨度之日，这种曾被另分一路而当作“权宜之计”的东西，又一定会更进一层地侵及科举选才的制度和过程。当时人记述见闻，遂常常言及这种保举、捐纳侵及科举之内的事实，引为讶异。其中一则说：

曹益三以山东历城县令阍人起家，入赀为知县，分发江苏，权吴令。某岁县试，索题于幕宾，为书莫、春、者三字与之。曹点名毕，提笔写题纸，乃误书者字为在，众大哗，几至罢考。(63)

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始于进学以成生员，与之相对应的，是科举制度下的考试始于以童生为对象的县试、府试、院试。曾在其中走过一遭的人说：“所谓县试，便是先从县里考试，主试的便是县官。县试毕后，便是府试，主试的便是知府。县试、府试考过以后，便是学台来考试了，名曰院试（俗称道考）。这一次考取了，方算是一名秀才，然后才可以去乡试。”(64)县试、府试、院试考的都是诗书，从而都是文化。以此相对照，则本以看门为业的曹益三由捐纳而得官，又由“权吴令”而得主持文风素盛之地的县试，遂成了不读书的人在考读书的人；成了没有文化的人可以操弄以试为选，并因之而可以裁定文化的高低。比之“有钱即可自升”的直接伤及官制而间接伤及科举，这种出自捐纳的人物由异途而入，在其一手提调考试的过程里，实际上已由外而入，使自己成了科举制度畸生的一部分。而对于科举制度来说，则从这种由异途而入的异类身临场屋而俯视多士，已不能不是一种头脚颠倒，面目全非。数十年之间，捐纳产生了大批本非士人的州县官，便是同时在产生大批能考读书人而自己并不读书的人。因此，后来又有包天笑笔下“米店老板”出身的苏南知县马海曙，以及他主持县试的场面：

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的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而至于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也是有过的。(65)

其时已近晚清末期，与“阍人”起家的曹益三因出错试题而致“众大哗，几至罢考”的群情愤激相比，“戏弄”、“笑谑”和“七张八嘴，胡说白道”，则已是熟视已久之后的见怪不怪。头脚颠倒而能见怪不怪，既可以见到这一类前代做不出来的事在数十年间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又可以见到后起的数十年改造了漫长的一千二百多年，而使此日的科举制度已显然不同于之前的科举制度。两者构成的都是那个时候的世变。

县试被称作“小试”或“童试”，所指犹是登天之梯的起端一段。(66)而相比于“小试”，科举的变化之所以成为那个时候的世变，程度更深的一面，还在于由科举制度所维持，而久被中国社会当作天经地义的以功名分贵贱，在这个过程里已常被置于世人与世情的比较之中，并且越来越经不起比较。当时人曾以一段对话为白描，以写照官场众生相：

有欧阳某者，以道员入都引见。一日，某贵人招饮。欧阳至，主人迎客，甫一揖，仆白内有事，主人送茶即去。时盛暑免褂，旁一客金顶纱袍，欧阳因与揖坐。良久，欧阳忽问曰：“观汝相法，读书应可得志。”客谨对曰：“向亦曾读书。”又问曰：“已入泮否？”客曰：“曾蒙某大宗师取入学矣。”曰：“然则乡试如何？”客曰：“已于戊子科侥幸。”又亟问：“会试几次？”曰：“庚寅幸成进士。”欧阳至是甚觳觫，犹问曰：“朝考后点用何职？”曰：“翰林院庶吉士。”欧阳复问：“留官否？曾得差否？”客曰：“前年蒙派充湖南乡试副主考。”欧阳大愧失辞，不复有语。俄而客转询曰：“公以道员在外，当是由翰林截取？”欧阳惶悚言非是。曰：“然则应是部曹改捐？”言亦未尝得进士。客又请问乡试何科，彼此当有年谊。欧阳复悚言未曾中举。曰：“如此应是由廪贡报捐？”欧阳惭言少时未尝应童试，即报捐今职。客正色曰：“吾闻捐一道员不过万金，而外省当佳差，往往岁得数万。牟利之道，洵为最工。”欧阳大惭。(67)

这个故事由捐纳一方的洋洋自得而轻率发问开始，又以其自取其辱和自惭形秽为了结，意在说明科目与捐职在人心中的高低之分和轻重之分。然而问答所涉及的“部曹改捐”、举人报捐和“廪贡报捐”等等，又说明了已经从科举考试里获得了不同功名等第的士林中人，也常常要借道于捐纳，并常常在借道于捐纳。《见闻琐录》说：

湖北范鸣和，尝为吾省［江苏］副主考，后又捐吾省候补道。初入翰林时，名鸣琼，散馆列一等第八，在鄂省则第一，向未有不留馆者。而显庙［咸丰帝］改为主事，人莫测其故。(68)

这种由翰林散馆而改主事，则身份已属部曹，之后再捐候补道，在当日便是“部曹改捐”。《凌霄一士随笔》说：

客谈吕海寰轶事：原籍山东掖县，游京师，遂入大兴籍，补博士弟子，领同治六年丁卯乡荐。会试屡不第，以舌耕为业，设帐于户部经承樊某家。时咸丰间政府所发钞票，已等废纸，惟捐官上兑尚可用。樊家所存甚多，一日樊与海寰谈及，曰：“先生何不捐一部曹，此间所存之钞票可作上兑也。”海寰唯唯。樊遂代为上兑，捐一员外郎，签分兵部。(69)

比之范鸣和在仕途之内借捐纳而自己移动自己，吕海寰以举人报捐起家，是由仕途之外走入仕途之内。两者都有得自于科举的功名，但使他们由低向高而更上一程的却又都是捐纳。数十年之间正途与异途各分界限，然而以吴观礼注销保举而得的道员，重回科场以取进士、翰林，以及张謇宁肯久困场屋屡试屡挫，而不愿由保举进身的执着为对照，则范鸣和与吕海寰显然以其另成一路的选择，显示了正途与异途共存之日，士人世界中的不变之外还有可变。而比之前者的面目清晰和可以归类，后者之捐纳得官和捐纳升官，已在正途和异途之间显得面目模糊和不可归类了。

一千二百多年来，以功名分贵贱曾是一种公认的尺度和唯一的尺度。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曾使朝廷一面不得不由军功而行保举，因国用而开捐例；一面又用心把保举、捐纳与科目划分开来，以力为维持功名的独尊。与之对应而见，便是这个过程里的读书人，犹能有执着于功名的守此不变者。但保举、捐纳既能造官，其实已在致人以贵。丁柔克的《柳弧》一书多记身历的见闻，其中一则说：

予在如皋时，忽来一唐观察奉拜，云本地人，予疑之。傍有吴观察仆笑曰：“此事有故。唐大人即唐先生也。唐为某大银号伙，银号有玉图章一，以为凭信，可以各省一呼十万。唐窃其图章，已用不资，号怒，欲讼之。唐亦怒，遂日夜捐一道员与之相抗，而捐道之钱亦号中钱。现索图章甚急，不知此事如何了结也。”予笑颔之。(70)

而后“［银号］大费周折，请出多人，情愿将唐已用之钱作为欠项，号中复借银三千两与唐，到省进京之用，俟为官后再行统还。而银号此次又用钱不资，其事始结”。(71)一个侵蚀了大笔银子的伙计“捐一道员”便能白日升天，使东家不得不后退屈服，具见世人眼中所看到的，是捐纳之致人以贵，其身价并不异于科举的功名。但在两者之间这种直观上的无从分辨背后，则是一千二百年间科举以功名分贵贱，其立意和取义所养成的内在价值，以及这种内在价值在人心和世情中的长久声光，其时已淹没于世人与世情直观而见的功名多途和功名因多途而生的变异和错杂。因此，当日时论前后相继，纷纷陈说“名器滥”和“名器甚滥”(72)为大患，既是在指保举、捐纳产出的名器之多，尤其又是在以内涵和价值做对比，指正途与异途并存之下的名器已经名实相歧，全然不同于本来意义的科举制度赋予名器的十丈灵光。而引这种陈说对比此日出现于士人世界中起家正途，之后复取道异途更进一程的人物和现象，则同时又可以看到，当时的议论犹着力于要分清的东西，在实际的社会存在中常常不再界限分明而不可渡越。由此形成的是应然与实然、道理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反照的则是应然改变不了实然和道理改变不了事实。因此，即使是记述了这一场银号里的风波，以描画小人之善用捐纳及捐纳之助成了小人的丁柔克，其自身也曾在“科场失意”之后捐过候补道员。(73)由后来回头看从前，显然是初心已变。与之相仿佛的，还有以翰林起家，之后做了三十多年地方官的张集馨。他因久历仕途而见惯世情，又因见惯世情而深恶捐纳，并在自编年谱里于此痛诟至再至三，然而其同治三年（1864）岁末的日记，则又列有一段文字，专门陈述自己刚刚经手的捐纳：

托荩臣为二全捐员外分部行走。大全已捐，遇缺即选同知，得缺后，可奉其母并挟其妇同莅任所。二全可携其媳来京供职，其家薄田租入，可贴补在京当差，计甚善也。伊兄弟俱年已四十，毫无成立，再复优游乡里，识见行为必且日就卑鄙；今各给一官，则来往者皆系官场，目耳涵濡，似可稍为阔大，将来子孙长大结亲，亦省得在三家村中做来做去，无一发旺人家。(74)

记述中的“大全”和“二全”都是他的侄子。若以“年已四十，毫无成立”，且惯于“优游”相推度，两者显然都不是有出息的人。当张集馨深恶捐纳而施以痛诟之际，其笔锋所向，都是直指捐纳之下不配当官的人在当官，(75)但此日为“毫无成立”的侄子捐员外、捐同知，他所一手经营，而以为“计甚善也”的筹划，无疑同样是在把不配做官的人送到官场里去。两面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不仅明显，而且尖锐的矛盾，而这种见之于一人一身的矛盾，又以其对同一种东西的一面痛诟一面融入，具体而清晰地演示了在一个应然改变不了实然，道理改变不了事实的时代里，科举人物的心头壁垒在自相抵牾中一步一步脱散，以及正途与异途之间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的由分明而模糊，由模糊而澌灭。因此咸丰八年（1858）岁在戊午，朝廷因科场舞弊而兴大狱，曾使天下震动。而时至光绪一朝，京中士议追说戊午旧事，已由今视昔，概乎言之曰：“惟近三年来，两宫吉地，先帝陵工，以及实录、玉牒馆，偶效微劳，每邀殊宠。若辈多捐纳阁、部官，洊保显秩，并不必区区甲乙科矣。”(76)天下重科目，而后科场有舞弊。这一段文字持过去未久的历史为事实，以反照眼前所见的科举，而归之于“区区”，直言其实际上的无足轻重，以说明一路过来世相的变迁。而科举之成了“区区”，则是“捐纳”和“洊保”与之互相匹比而更加易取易得的结果，两头之间遂构成了时人眼中的因果显然。因此，在一千二百多年独尊之后以“区区”指称科举，写照的正是社会取向和社会心理中出自深处的逆转。

在这个应时而起，又伸展无定的过程里，功名多途造成的功名分解和功名错杂，以及曾经独尊的科举在这个过程中日趋而日益失重，都已层层消融了朝廷功令在“读书明理”与“素不读书”之间所设定的分类和分界，随后是得自于科举的功名无以自立，不能不一步一步地消泯于正途和异途的舛错骈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