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小说课:文学大师笔下的技艺、细节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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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很多,元素很少

每年,全世界的小说出版量都呈几何级增长,单单浏览标题就能令人涌生绝望,难以招架。不过,故事虽多,构成故事的元素却不过区区几项:生死、爱恨、战争与和平以及真善美与假丑恶。而这一切,都在时间与空间中发生。当多项元素不断交叉、叠加、缠绕或者背反时,我们就能以有限的标尺观察无穷的故事版本。

在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几项了解一下。

活着,为什么

故事中的生包含生存与生命两个层面。

生存,指向的是人物的存在基础,即TA靠什么活着,以何为生。这可能会涉及人物的职业或使命。个人的生存问题,说得再直白些,就是一个人如何活着,如何解决自己(及家人或别人)的吃饭问题。而个人的吃饭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又一定与其所属时代、地域、民族、社会、阶层、宗教、经济状况紧密相关。

吃饭,乍听起来,是十足的小事,但吃什么、怎么吃、到哪里吃,如何能吃得饱、吃得更好,一旦吃不上饭,是坐以待毙还是铤而走险,是只保证让自己吃上饭还是尽力让一家人/一族人/一国人都吃上饭,为了让自己吃上饭、活下去,牺牲他人是否应该,以及为了让别人能吃上饭牺牲自己是否值得……吃饭之类的小事一旦推衍开来,就会变成不可小觑的生存之大事。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先从关注或突出人物的吃饭问题切入,以小见大,来书写一个时代、一个家庭/家族/民族的历史。

可能因为中国人普遍对饥饿有刻骨铭心的群体记忆,有许多当代作品特别关注人物的生存问题。

苏童在小说《米》中讲述孤儿五龙从发大水的破败乡村去往理想中的乐园城市,只为填饱肚子。在码头受尽羞辱,才吃上一块肉。勉强活下来的他,跟着一辆拉米的板车走进大鸿米店,从此,被他视为命根子的米,成为他的偶像和生存保障,他命运的每个转折点都与米相关。先入职做米店店员,后入赘做米店女婿,然后做米店主人,最后又用一担米加入码头兄弟会,做了称霸一方的江湖老大。他为人冷酷诡诈,心机深沉,将所有人(包括仇人、妻儿)玩弄于掌股之间,只对米倾注深情,也只信任米带给他的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五龙的一生,因米而起,因米而落。开篇处,他为了能吃上饭,扒车逃离故土,孤身一人,口袋里只有一把生米;结尾处,患上花柳病且双目失明的五龙,躺在满满一车皮的米堆里,与儿子一同赶赴故乡。弥留之际,他只有一句感慨:“除了这些米我还剩下什么?”这差不多是中国当代作家对生存问题反思所能到达的最远处。从探寻个人的生存努力出发,回归到对个人命运的唏嘘哀叹。

吃饭者的个人史或家族史日渐好转,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实现了从饥饿到富足的历程,这几乎是励志类故事的生成模型。比如另一位中国作家路遥,他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了一对兄弟,孙少安与孙少平。他们生于农村底层家庭,始终受困于吃不饱,这甚至影响了他们对婚姻的选择。为了摆脱生存压力,两位年轻人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弟弟孙少平不甘心留在乡村,独自进城打工,靠聪明与诚实,最终成为有固定收入的煤矿工人,既能帮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自己也实现了从农村人变为城里人的阶层突破;哥哥孙少安则留居故乡,凭一己之力带领一村人发家致富,共同走出生存困境。《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来,始终高居各大学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前三位,与小说自带的励志光环有极大关系。它激发读者在合卷之后由衷地认为: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种种苦难和不公,但为了有尊严地吃饱饭,理当勤勉上进,靠本事活着。而且和作家一样相信,所有吃过的苦都会得到成功的回报,为生存而奋斗的人生具有绝对的存在价值。

当然,吃饭的故事也可以反着讲,演绎成一出悲剧:一个从不为生计发愁的人或一家人遭遇祸患,日趋没落衰败,主人公从锦衣玉食到沿街乞讨,典型的代表作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Le Père Goriot)和余华的《活着》。《红楼梦》和《活着》的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毋庸多述。《高老头》的故事发生在两百年前的法国巴黎。新富阶层的面粉商(显然经营范围与吃饭有关)高里奥有两个漂亮女儿,一个嫁为贵族妇,一个嫁给银行家。高老头将大部分财产送给两个女儿做陪嫁之后,一个人租住在伏盖公寓。第一年他住豪华间,第二年搬到普通间,第三年住进最便宜的小黑屋。所有钱都被女儿、女婿和女儿的情人巧夺净尽,贫病交加之下,他郁郁而终,连丧葬费都是由唯一同情他的穷大学生拉斯蒂涅卖掉金表支付的。

《红楼梦》和《高老头》的人物众多,情节都非单一式,而是如藤蔓,四处攀沿,不断分叉,交替曝光上层与底层的生存真相。但从始至终,复杂的情节网中都有一条向下滑行的线索:贾宝玉和高里奥,都享受过花团锦簇的高光时刻,坐拥穷人无法想象的物质生活。可转眼之间,高楼崩塌,宾客散尽,从食不厌精到饥不择食,所谓的体面人生毫无意外地化成一地碎片。

无论是正着写,还是反着写,因吃而引发的各类生存事件与生活方式,以及围绕吃而生长的各种人物,最容易成为作家的常备选材。以中国作家为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主人公许三观、莫言的《四十一炮》和主人公罗小通、陆文夫的《美食家》和主人公朱自冶,等等。作家透过写普通人与一餐饭的纠结较量,或对一盅美味的眷恋缅怀,将卑微的个人史推到前景,背景屏幕则投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狂波巨澜。

生存问题除了与吃饭相关,还可能涉及文化的延续、消亡或更新。民国时代的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过对传统文化是否被取代或者能否与现代文明衔接的思考。

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以“我”的口吻讲述与旧友吕纬甫在酒楼上偶遇,交流中发现,“我们”都曾是激情、叛逆的新青年,但十年之后,“我们”的理想尽皆破灭,前途晦暗不明,吕纬甫被迫教授“子曰诗云”赚口饭吃。先前那个誓与传统文化相悖离的青年,转了一圈,又回到先前逃离的地方,却仍然找不到安心之所。“我”虽然不认同老友的选择,却也无法给出更好的出路。“我们”当初想用新来代替旧,却发现新的根基还未稳,旧文化的生命力仍旧强大,超过了“我们”对新文化的渴望。

沈从文选择了另一种讲述方式。他越过中西文化之争,希翼找到新的文化根脉。在《边城》中,他描绘了另一种文化——天真淳朴、自由刚健、富于人性和人情。这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翠翠的身上。她既未受过传统文化的驯教,也未经历城市文明的熏染,她如小兽般自由而纯粹,在天地之间茁壮成长,保持了最天然本真的人性质地。当被天保和傩送两兄弟分别追求时,她凭着本心做选择,既没有礼教规范的束缚挤压,也没有西式文明的诱惑引导,而是顺应自然之道和内心真实的声音。这是作者借助小说建立的文化乌托邦,其间涌流着活泼清健的生命力,是全然不同于传统与新式文明的理想文化。

阅读小说时,我们若能有意识地从主人公的生存层面或文化境遇的变迁,来扪寻故事的筋骨脉络,并借此观察和对比不同作者对同一种故事元素的处理方案,相信会有意外的收获。

生的另一个层面指的是生命。

生命涉及的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即“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本是哲学命题,但伟大的文学作品常从这个角度切入,通过讲述和呈现一个人的出生入死,来探讨生命的意义、价值与目的。这方面的代表作家,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

这类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会越过生存层面的基本需要(肯定会涉及但不是聚焦点),向精神和灵魂层面展开寻求。从创作动机来说,生命层面的故事,通常是思想型作家讲述的目标。作家试图通过人物的心、眼、口来思考、观察和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对灵魂有无的质疑,对人与至高者、人与他人、人与自己、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探索、突破与重建。

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Смерть Ивана Ильича)中,讲述了成功人士伊凡·伊里奇“普通简单又极其可怕”的一生。伊里奇自小勤奋,按照大人们的愿望日渐成材,从小官吏一步步升迁为大官员,家境富裕,儿女双全。他没有生存压力的困扰,开局即赢家,一路顺风顺水,就在又一次升迁之际,偶感不适,暂休几日,没想到渐渐演变成绝症。主人公躺在床上,被迫反思生命的意义,愕然发现“这一生过得不对头”。这正是托尔斯泰意欲通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死故事提出的质疑:“如果这么成功的一生都不对头,那什么样的人生才算对的人生呢?”作者并未在小说中给出答案,答案在故事之外。

不可否认,内涵丰富多样的名作,其主题元素不会只涉及生存和吃饭,也不会从头到尾只谈生命意义,一定会与别的主题元素相互交织,写尽生死、爱恨、对抗与妥协、美德与恶行、真相与虚妄,等等。

从生存层面进入故事的小说常用大篇幅描述人的基本需求和本能,就像用白话文对古典名句“食色,性也”做扩大版的文学解释,这类小说大多铺陈夸张,情节一波三折,精彩好看,读得过瘾。相对而言,从生命层面进入故事的小说更爱思考终极问题,就是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出发,很认真地拉着读者一同探讨“人为什么活着”和“如何活着才算值得”等让人不安的大问题。这类小说往往不以情节取胜,娱乐性稍逊,会极大地挑战读者的耐心和思考力,但对读者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开篇进入略艰难,而一旦突破,接续的阅读必渐入佳境,直至不忍释卷,舍不得与小说世界里的人物分离。合卷之后,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回想片段,仿佛自己的生命也随之丰厚紧实起来。

死,不可少的终局设计

与生不同,死对我们具有冲击力是因它极不可控。

几乎所有作家都爱写死亡。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死亡方式,通过文字和故事传递出来,都是为了完成作家的人物设计意图,并引起读者的震撼与感动。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之死是徒然的,尽管只是一个虚构人物之死。

多数时候,他人之死会给读者带来非同寻常的代入感,迫使每个人思考自己的最终结局。《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伊里奇属于自然死亡(因病),但他活着的大部分时日都在逃避面对这件事,用工作、升迁、恋爱、跳舞、偷情、打牌、喝酒、装修房间来对抗死亡的逼视,正如我们一样。在被动死去的过程中,他对死之必然的恐惧与拒绝,体现的正是人类对死亡的真实感受和自然反应。对此,我们和他一样。

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很少让笔下的角色自然死亡,她更喜欢为人物设计与众不同的暴力死法。在她看来,唯有如此才能让小说世界中的人物在死亡的突袭中领悟真理,净化德行,而读者也才能在巨大的精神冲击下从日常生活的蒙昧中暂时脱离出来,经受一场灵魂的洗礼。她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讲述一位老妇人在一次偶遇的劫杀案中,接连失去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一家人,在最后时刻,她伸手触摸凶手“格格不入”的脸,称他为“我的儿,我的亲儿”,这个举动引起凶手的惊愕和怨愤,冲她连开三枪,并向同伴说:“她要是一辈子每分钟都有人没完没了地冲她开枪射击,她也会成为一个好人。”在奥康纳看来,那些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人需要经历暴力摧毁,死到临头,才可能从虚荣、伪善、自私的壳里脱出来,露出残存的真诚。因此,有评论者认为,凶手的这句嘲讽无异于是作者对读者的警示:如果这辈子每分钟都有人向自认道德无亏的我们开枪射击,我们也有可能在末日时刻成为有真实德行的义人。

还有一些作家书写死亡的目的不是渲染死之方式何等残酷,而是在人物面对死亡的态度中,展露其价值观和对人性的思考。狄更斯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的结尾,让深爱女主人公露西的律师卡顿主动代替露西的丈夫、他的密友达尔奈走上刑场,以自我牺牲换取他的单恋对象和亲密友人的幸福。这种因爱他人而主动献身所蕴藏的力量,远远胜过死亡本身的邪恶与威力,自然会使读者生出对人性中美善的向往与尊重。这也是伟大文学能够历经时间打磨依然散发魅力的原因之一。

爱与恨,无处不在

在生与死之间,幸亏此世还有爱。有机会得到爱,是福分;有力量给予爱,则是恩典。

最容易引发情感波动的“爱的故事”,不只讲述男女之爱,也会涉及亲情、友情,人神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情谊,人对某个空间/地点、某段时间/时代所产生的依恋,等等。

真诚的爱通常发生在阶层、地位、教育有落差,宗教、文化观念截然不同的男女之间,“灵魂平等”“真爱无罪”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密码。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Jane Eyre)中讲述的爱情故事,前半段是灰姑娘童话的翻版,后半段则是灰姑娘童话的反版。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年少轻浮时与疯狂虚荣的女子相恋,成年后对出身贫寒、性情单纯且具独立思想的家庭教师简情有独钟,仿佛王子终于用水晶鞋找出了灰姑娘。他们越过门第观念,因真爱进入婚姻,没想到婚礼受阻。面对阁楼上那位仍受婚约保护的疯女人,自尊的简宁肯流离失所,也要离开庄园。这一刻,她在精神上成了公主。数年后,庄园被疯女人放火烧毁,罗切斯特在火灾中失明。在男主人公潦倒落魄时,女主人公简获得意外遗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主,她拒绝表兄的邀请,放弃成为宣教士之妻,重回旧地,反演一出公主向穷小子求婚的戏码,成为拯救者。超越世俗和宗教观念的真爱再次占据上风。时至今日,《简·爱》的真爱主题依然感染着众多年轻的读者。在传播过程中,小说人物的典型性不断增强,故事情节也不断被通俗小说和好莱坞电影复制和化用。

同样是勃朗特家的女儿,艾米莉以远比姐姐强悍、有质感的笔法,在《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塑造了因爱生恨终成虐待狂的复杂角色希斯克利夫。这个被收养的孤儿,深爱养父的女儿凯瑟琳,却遭到背弃。凯瑟琳出于虚荣和对真爱的无知嫁给了邻居林顿,希斯克利夫决意复仇。养父的儿子与孙子哈里顿、情敌林顿、情敌的女儿凯蒂和情敌的妹妹都接连被他迫害和欺骗,直到他所爱所恨的人都相继离世,新一代的年轻人哈里顿与凯蒂成长起来,彼此真诚相爱,一同对抗他的暴虐,日益衰老的希斯克利夫才最终放手。

当爱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时,恨就会自然涌出。它有时会以假爱的方式显现,就像希斯克利夫对待情敌的妹妹伊莎贝拉那样。他假装爱上伊莎贝拉,诱骗她跟自己私奔,而后禁锢她的自由,肆意折磨她以报复其兄林顿迎娶了自己挚爱的凯瑟琳。这种虚假、仿造的爱,会给人带来尖锐沉痛的伤害。假的爱具有控制力和操纵性,这种“爱”,本质就是恨,是人性的恶。它必然导致被控制者的反抗。最终,伊莎贝拉成功出逃,在异乡生下儿子,成为这个家中第一个脱离复仇之手的幸存者。

从爱的对象的角度来看,人会爱人、爱己、爱物。

“爱自己”的人,在故事发展到最后,可能会改变,由爱己进而延及到爱他人,走出自我中心的封闭。托尔斯泰在《复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中讲述了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为满足个人情欲,对姑母的女仆玛丝洛娃始乱终弃。玛丝洛娃意外怀孕后被赶走,沦落为妓女,十年后因被指控谋财害命受审。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出庭,见到从天真纯洁变为放荡不羁的玛丝洛娃,他大受震动,凭一己之力为她奔走申冤,并向狱中的她求婚,试图以此赎罪。上诉失败后,他决定放弃体面富足的生活,陪她流放西伯利亚。玛丝洛娃目睹他的改变,相信他并非作秀,而是出于一腔真诚,她深受感动,重新爱上他,因此决定保全他的名誉和地位,拒绝了他求婚。在小说中,男主人公从过去一个只爱自己的人成长为一个新人。他看到自己犯罪给他人造成的痛苦,因良知而自省,走出自我,真诚地为他人的幸福付出代价。

相反,那些始终爱自己拒绝改变的角色,在小说世界中往往会走向灭亡。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塑造了贵族少年道林·格雷。他俊美、善良却不自知。其美貌被画家留存于画中,勋爵蛊惑他向画像许愿:美少年永葆青春,而岁月沧桑和累累罪恶都由画像承担。道林身陷名利场,先是玩弄又离弃深爱他的女艺人,致其绝望自杀;因害怕画像日益变丑的真相被发现,又杀了劝他悔过的画家朋友;又在女艺人的弟弟前来寻找姐姐踪迹时,巧言欺骗,使弟弟意外身亡。走过一程又一程的狂乱、血腥之旅,道林依然俊美如少年,画像却日渐丑恶不堪。小说结尾,道林残存的良知觉醒,举刀刺向丑陋的画像,结果死的却是现实中的自己。倒在地上的道林面容苍老可怖,画中之人却青春如初。

这类过度爱自己的人,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索斯一样,最终将死于自恋。弗洛伊德从性行为心理学角度认为,自恋发展到最终阶段就是恋物。

过度“爱物”的角色往往有偏执倾向,推崇所爱之物到极处,一生为之奔忙,一切情感思虑都围系于兹。这类故事往往具有寓言色彩和警世意味,代表作品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和苏童的《米》。

老葛朗台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吝啬鬼之一。他眼中和心中只有金钱,金钱是他唯一的快乐之源,也是他唯一的生存动力和安全感的归属地。他穷尽一生,四处搜刮金钱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为了不让一文钱落入别人的口袋,他闭目塞听,完全不顾亲人的需要,任凭兄长破产自杀,妻子重病在床。直至生命垂危之际,能引发他最后情绪反应的还是金子——神父手中的金十字架。

当一生的精力和热爱都倾注于对物的迷恋时,对人的情感恐怕就只剩恨了。和老葛朗台一样,《米》中的主人公五龙一生爱米,殚精竭虑地追逐和攫取米所代表的财富与地位。他一朝吃上饱饭,便开始费尽心思复仇。一部《米》,贯穿始终的情感线索是五龙心中浩瀚如水的仇恨和对米的痴迷,直至死在米堆里。

这些爱物胜过爱人的角色,他们的心思和行为类同某种偶像崇拜。偶像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反噬能力,所以,他们的结局必然是死在这些虚妄的东西上。对此,《新约圣经》有言提醒:“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在一些具有宗教内核的故事中,对至高者/超验者及其教导的爱,会让人产生使命感,促使人物为遵循呼召开始一场朝圣之旅,以实现爱的宣告或承诺(许愿)。在旅程中,角色会领悟到,朝圣的价值不只是终点处的功德圆满或达成心愿,更在于过程中经历的磨难与成长,这是朝圣旅行类故事的情节模式。明代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和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天国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是此类型的代表作。

战火硝烟随处起

文学世界中的宏观战争,通常发生在战场上,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爆发。众多曾上过战场的作家如托尔斯泰、海明威、毛姆、雷马克、肖洛霍夫都曾在作品中书写过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绝望与希望

1851年,列夫·托尔斯泰二十三岁时在高加索当兵,三年后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他用速写的手法截取了战地上的种种见闻,写成《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他直接写前线奔涌的人流、碾动的战车、沉重又可怕的大炮、子弹的尖啸与轰鸣的炮声,也从侧面展示战争造成的流血、痛苦、焦灼、恐惧,以及战争对人勇气和尊严的激发。

十年之后,在著名的《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中,托尔斯泰从宏观历史的视角再现了1805年至1820年间的俄法战争。他以恢宏的想象力构建了磅礴的战争场面,详细书写战场的惨烈与舞会的奢华,前线士兵的浴血奋战与后方指挥的好大喜功,诸多细节都有塞瓦斯托波尔战场的影子。

另一位作家海明威,曾以救护车司机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分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战争中最可怖的景象。他一生多次受伤,做过13次手术,共取出227块弹片(另一说法为237块)。他的名作《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在写作和出版的七年间(1922年至1929年),他两次结婚,并遭遇父亲自杀,他将战场上的经历与婚姻中的美好及冲突一并写入小说。

美国青年亨利是一位救援队司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入意大利北部,偶然结识英国护士凯瑟琳,二人带着逢场作戏的心思彼此慰藉。亨利在前线受伤,进入后方医院,再次与凯瑟琳相遇,这一次,他终于有时间安心恋爱。伤愈后,亨利重返意军前线,德军频频进攻,意军节节败退,亨利和同伴们对这场战争越来越厌烦。在宪兵审讯并枪决撤离职守的军官时,他借机逃脱,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已经怀孕的凯瑟琳。一路颠沛流离,他们在瑞士度过了一段美如梦幻的甜蜜时光,设想未来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最终,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孩子夭折,亨利再次孤身一人。

小说开篇不久,亨利就用冷静到令人悚然的口吻说道:“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瘟疫得到了控制,结果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 小说结尾,面对难产的凯瑟琳,亨利失去冷静,用匆促的絮语自问自答:“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没事。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嗨,那怎么办呢?倘若她死去呢?”这段独白近乎神经质,与开篇部分的冷漠形成对比,但流露的情绪都是近乎窒息的绝望感。

经历一场战争,亨利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最初参战时,他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漠然地提起“七千人”,看他们只是一个数字,没有任何具象特征可供想象,仿佛蝼蚁或尘埃——他知道别人也是如此看他。当发现自己爱上另一个人时,他决定不再做一个数字,费尽心机要做一个逃兵,不再把参战当作获取荣誉的大事,从一个自愿参战的人变成一个决然反战的人。反战,无论是反对战争,还是反思战争,体现的都是战争文学应有的普世价值观。

战争,一定意味着有“敌我”双方,有对峙,意味着征服与被征服,有输有赢。喜剧的结局是握手言和,悲剧的结局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人与外部世界(包括大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都可能时刻存在争斗,人性最辉煌和最阴暗的层面都将在一场场争斗中暴露无遗。现代社会,多数时刻是和平的普通岁月,但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仍时刻发生在人们身边。在家庭、职场、大自然里会出现无形有形的对抗,在亲友或陌生人、同事或同侪、长辈与晚辈、男性与女性之间会有或大或小的冲突,而战场也常常会显现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亚洲首位国际布克文学奖得主,韩国女作家韩江的小说《素食者》(채식주의자),在75000字里,写尽了性别之战、亲情之战、爱情之战与自我之战,文笔精辟犀利,情节奇崛怪异,国际布克文学奖主席博伊德·唐金认为这本书有“一种抒情却又撕裂的风格,将柔情和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

小说由《素食者》《胎记》《树火》三部分构成,分别从丈夫、英惠、姐夫、姐姐的角度,以“我”或“他”的口吻讲述主人公英惠从拒绝吃肉到进入精神病院的经历。无论是丈夫还是父母、姐姐,都无法理解她选择素食。丈夫对此充满怨愤,最终离婚;父亲以暴力强迫她吃肉,导致英惠当众割腕;母亲用欺瞒手法哄骗她喝肉汤,引发英惠呕吐。艺术家姐夫把她当作创作灵感和艺术道具,姐姐把她看作引诱了自己丈夫的情敌。没有人真正理解她为什么不肯吃肉,为什么总是袒胸露背不肯穿内衣,没有人关心或探究原因,大家只想让她改变这些“怪异”的行为。令人吃惊的是,英惠所有的噩梦竟然都与吃肉或谋杀有关。她的梦境充斥着血淋淋的生肉,以及毫无缘由的痛快斩杀。这些梦让她越发厌恶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折磨和吃掉异类。因此,她渴望变成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不需要食物与交流的植物。

作家从食物之争切入,借文学提问: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是由自己确定,还是由男性确定?面对亲情的道德胁迫,是以顺应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回报,还是明知两败俱伤仍要决然反抗,以保存自我的微弱独立?不伦之爱一定是不道德的吗?为什么不能死?……对此,作家并未提供答案,在她看来,这一场又一场发生在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战争,只有对峙,没有和解,也没有输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