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黎明时节唤“黎明”

跳出“农门”万丈高

1946年生于宗汉周塘西村的马信阳，和马宗汉“隔”得有点远，但是这并没有割裂他和马宗汉之间的联系。

从小的方面来讲，他和马宗汉还有某种亲缘关系。他曾经翻阅过自己的马氏家谱，发现尽管他家和马宗汉家的祠堂不是同一个，但他们有同一个祖宗——蜀江公。作为移民，他们都有着一种冒险、奋斗的精神；此外，他们在为人处世上有颇为相似的地方。就像马宗汉的祖辈们“豪爽重诺”、为人仗义，有贤名，马信阳至今还把“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事实上，这五个字是马家的排行，像他叫“信阳”，他的父亲叫“智成”（后改为“志成”），他的爷爷叫“礼全”，而他的先祖叫“仁千”。再往前推，他似乎还有一位叫马忠二（1315—1396）的祖先。根据马信阳在自传《我家创业百年史》中的描述，“在明朝朱元璋当政的洪武十一年（1378），今天的慈溪浒山、宗汉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潮患。先祖马忠二奉旨督修海塘。工程竣工，潮患解除、效益明显、安定一方，获朝廷嘉许，先祖因此获得‘郡守’一职的封赏”。

从大的方面来讲，马信阳深受马宗汉带来的“恩惠”——正是因为像徐锡麟、秋瑾以及马宗汉这样的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中国才艰难地走出了传统帝制，进入近代化大转型，直至“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某种意义上，和马宗汉比邻甚至同宗，让马信阳整个家族乃至他们所生活的这片热土都深受鼓舞。马宗汉鼓舞着他们，要勇于打破旧世界，建设新生活。

对1946年出生的马信阳来说，他所面临的“旧世界”，跟马宗汉所面临的略有一些不同——多了日本侵华战火的肆虐（尽管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但侵略带来的伤害经久不消），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不过，也有些相同，那就是贯穿这片热土历史的“人多地窄”，日子难以为继。

尽管祖先马忠二的付出，一度保住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但是，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虽不断地向海要地，围海造田，却依旧跟不上日益增加的需求。在自传中，马信阳就描述过他爷爷那一辈所面临的窘境。首先是住得差，继承了太爷爷在马家路义字地村“里弄”留下的几间小屋中的两小间，面积小，还低矮破旧；其次就是没有地，爷爷和两个兄弟总共就继承了一亩五分地——这就要了命了，每个人分五分，反而谁都施展不了拳脚，最后，三兄弟只能采取“轮流耕种”的方式，每3年轮一次。

“我们慈溪人多地少，想在农业上改善生活，用锄头、刮子（一种多功能的长柄农具，可耕种、挖土或除草）这些原始的农具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马信阳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跳出去，才能高，跳出‘农门’万丈高。”

工商业也就成了他们跳出“农门”的好方式。事实上，随着陶成章、徐锡麟乃至马宗汉在内的革命者对西方富强之路探索的深入，我们在启蒙救亡的路上认识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中国御敌强国的根本之法。从带有实业救国色彩的“振兴商务”“以商立国”思想，到明显具有实业救国倾向的“定为工国”“以工立国”思想，再到张謇的“棉铁政策”……无一不是实业救国的重要尝试。而孙中山也提出过《实业计划》。

所以，一方面是为了实业强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非农领域找到填饱肚子的方式，工商业就成了一种必要的选择。

像“宁波帮”中的很多“大咖”，比如吴锦堂、“五金大王”叶澄衷，以及来自三北的虞洽卿，纷纷投身上海，通过经商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直到今天，三北人在生意上的表现，还是让人津津乐道，比如“做生意要吃苦耐劳，学生意的时候，早上起早，店堂要扫，吃饭要快，走路要跑，活头活脑，里外管牢，眼观四方，生意学好”。当然，在“西风美雨”熏陶下的宁波人，也开始投资工业企业。

说起来，三北尽管是向海要来的盐碱地，但盐业之外，倒是可以种棉花。这也让宁波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也就是“宁波帮”鼻祖严信厚投资的第一家企业——通久源机器轧花厂。

马信阳家族的转变，也是自这“工业”开始的。

它也就此成了这块土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