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节日里活出中国

一

在太太和相关编辑的提醒下，才知道有关节日的文章我也写了不少。

包括节日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多年来不是知识界的“显学”。我们有过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社科话语霸权，还有科学叙事霸权，现在又有网文霸权。西学、官学等话语则各唱各调，其要害都在于说的比唱的好。有一次，一个崇尚西学的记者谈起传统文化的沉渣泛起和乌烟瘴气时，大家提到安顿，他恍然，无论主流还是民间，无论西学话语还是官学话语，都未能安顿中国和中国人。在那一特殊的语境中，我们突然理解了前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并非虚言大言，而是人生践履的权利和职责。

我个人误打误撞，介入传统文化领域，几乎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打碎重来。人到中年，在众多陌生的领域里学习，居然还能开疆拓土，尤其得到读者们的认可，应该感谢青少年时代所受的现代教育。至于今天的教育是否还具有“现代性”，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愿意说，“五四”前贤们“整理国故”的一支在当时异军突起，但成绩终于有限，其原因仍有时间的因素。躬逢其盛的冯友兰教授就说过，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要解决的是从西方文化中学习什么的问题，现在是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就是说，到了当代，“整理国故”更具有现实性了；但遗憾，襄赞此一事业的仍不多。冯克利教授说过，我们今日仍未形成对西方的正确判断。同样地，我们今日仍不了解自家的传统。

但传统仍然活着，我们每隔十天半月就会在生活中跟它们相遇，节气、传统节日等等，总会时时提醒我们传统文化的效用。百姓日用之道，一直比书上的自由、独立、公益、安全等理论知识更生动。《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一书写完，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陷入了沉寂，但内心不断为新的知识收获而生出狂喜，比如有关空间的发现或印证就是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我发现或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九宫图，九宫八卦指示了每个人的空间偏好。

人们较易适应或忍受对空间的感受，因此大部分人对空间的偏好日用而不知，但新的环境仍会暗示他的空间偏好。不同的人对空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学霸”和“学渣”对同一教室有不同的偏好。我在美国的十几个城市中发现自己不讨厌南边，但在北边似乎要踏实一些。而时间会重复或加剧人们的感受，比如家乡，很多“连根拔起”的人，甚至“父母在”的人，回到家乡的感受是找不到家，这一客人的心态随时间加剧。

因此，我们生活其中的时空有大用，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有小用，它给每一位研思者以巨大的生命能量。诗人就吟唱过：“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二

时间开始了。

但时间是从什么节点开始的？一年的起始点如何划分？稍知两分两至的人多会明白，春夏秋冬都可以成为一年的起点。春分、夏至、冬至三个节气点曾经被很多民族选作一年的起点。早上从中午开始，是的，春天从夏日开始。

我们以为一年的起点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但事实上的时间起点更多是偶然的，人为的安排。刘宗迪先生说：“唯因时间成为我们思想和理解的出发点，因此时间本身，包括作为时间的基本结构的历法制度，就很难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历法，仿佛早就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现象，亘古如斯，永恒不变。其实，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我们现在使用的成文历法，还仅仅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读过中国史的人知道，在先秦，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纪年开始，夏代的正月是寅月（夏建寅，即以农历一月为开始），商代的正月是丑月（商建丑，以农历十二月或后人说的腊月为开始），周代的正月是子月（周建子，以农历十一月或后人说的冬月为开始）。秦代的正月是亥月（秦建亥，以农历十月为开始）。我也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公元纪年的1月1日定在1月1日那一天，而不是1月2日或12月25日那一天？这个自我参照的问题如果改为有参照感的问题，答案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1月1日定在冬至后的第十天、第十一天？显然，冬至才是天经地义的，1月1日倒是人为的。这个编造出来的，跟耶稣诞生后一周相关的日子究竟实用吗？我们很多人习焉不察。

我们现在生活在公元纪年的时间里，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种类或系统的时间。比如每个中国人至少知道一年有两三个起点：冬至、公历1月1日、正月初一。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一年的开始，立春，即2月4日前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大众的心里，不用说正月十五还要拜年，整个正月都是过年，过了正月才是一年投入劳作的开始。而传统中国的税收年曾以农历的十月为起点，我曾问过财经人士，各国的预算年度也不一样，日本的预算年度是每年4月1日至第二年的3月31日，美国的预算年度是每年7月1日至第二年的6月30日。我国采用公历年度，故3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年度预算。

时间（或说空间）为什么如此重要？相对于初始点，人类“一画开天”、凿破混沌之后的行为，就构成了吉凶悔吝的关系。一如我们切蛋糕，在切下第一刀后，无论旁观者还是我们自己，对于后面将要切下的几刀的好坏都心知肚明，或说切得真漂亮，或说切得不够对称，食之可口美味或无胃口，等等。时空板块的状态，也有着如此非常美、非常罪、非常吉祥或凶险的意义。

三

我们人类的时间有按照物候来确定的习惯。几月几日的时间自不用说，它们是以天上的日、月之物象为依据的，年、季也是根据物象物候而来。《说文解字》云：“年，谷熟也。”“年”字与“稔”同义，表明华夏先民以庄稼收获的周期纪年。“季”字从子，从稚声。“稚”义为“谷种”“谷苗”；“子”即谷籽，谷物籽实。“稚”与“子”联合起来表示“谷物从稚苗到结籽的生命周期”。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把“布谷鸟又叫了”“攀枝花又开了”“旱谷又收成了”视为一“年”。古代藏族四时以麦熟为岁首。牧民逐水草而居，“草”具有了牧区“年”的意义。《魏书》卷一百一载宕昌羌“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古代鞑靼人、女真人均以草一青为一年。问其年岁，则回答为：“我见过×次草返青了。”

在这种物候历阶段，我们先民的节日就是以物候来确定，如过男女相亲、祈求子孙的高禖节，就看玄鸟归来、昼夜等分的时候（春分日），如要举行祭龙祈雨仪式，就根据苍龙星象升上黄昏南方天空（夏至期间）来确定，至于过年，就看太阳的影子最长的时候（冬至）……

到了以干支纪时的天文历法阶段，节日相应做了调整，高禖节的日子改到了每年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此即上巳节的来历；祭龙祈雨的节日被规定在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举行，此即端午节的来历；因为夏历用月相纪时，所以冬至过年也变了，一年的概念就发生了改变，一年不再是指一个太阳回归年，而是指十二个月相周期年（闰年则是十三个），过年的日子就被移到月相周期年（阴历年）的末尾……

到了数字化计时的阶段，节日再次调整。毕竟数字化体系便于记忆与民用，易于推广。比如上巳节就改在了三月初三，端午节就改在了五月初五，等等。到了现代，中国人用公元纪年的数字化时间，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节日弱化，现代节日得以强化，而现代节日也仍以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双十一光棍节”等数字时间表示。但随着中国历法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为大众所知，不仅传统节日的回归是现实的，其复兴也是可以期待的。

节日来源于时间，中国传统节日来源于四时、二十四节气、农耕时间。只有理解这些时间，才能理解我们那些源远流长、世代流传的庆典、仪式、信仰、禁忌等等民俗事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只有理解这些时间，才能理解我们跟这个世界深刻的联系。我们身在其中不觉得，但研究中国节日的西方学者，多把中国的四时节日称为“节令”，可见其中有“天命”，有“律令”。

四

很多人以为我的写作有转向，但“立人三部曲”和《老子传》等书都有长达二十年的读书、积累和写作。这次为本书统稿，发现二十年前我就写过有关家乡过年的文字。十年前写的一篇《春节》也曾为不少报刊转载。我愿意说，自己的人生还算踏实。近年来，不仅我个人有中年移位的伤感，社会上也流行起“中年话题”，青春一去不返，重要的是，一代人的道路、经验教训需要整理，需要成为自己和他人的教益。而其中就有人生百年的节令深意。

对我来说，在时空中的调校即是重要的工作。在温习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个人受益匪浅。首先，我不断地回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多年来错以为自己的童年少年生活是一个失教的空白，通过研读传统节日，才发现父母给予过我足够多的教育。那些教育跟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相关，无论是仲春时节的寒食，还是夏天到草屋上招魂，或是过年出天方，背后都可以牵涉出众多的经典和历史故事。当我回忆起父母带我过节的场景，那种对生命的召唤和安慰难以言喻。

其次，通过温习传统节日，我再一次回到传统文化当中。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很多都是常识，但还原其中的情境和道理，而不是一律斥之为迷信，应该是研究者和写作者的伦理。正是对传统节日习俗的追溯让我们能够发现先人时空意识的重大意义。可以说，研读传统节日也是我再度理解古人和时空的过程。现实生活和传统历史必须相互发现才能使人理解世界并获得安顿，仇恨古人、嘲笑古人虽然容易，但并不能真正使人明心见性。如果把时间、节日当作阴，把地域、生活当作阳，那么，生命只有在获得有效的时间感中才能踏实，即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写作传统节日，我还重温了明清以来的文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对节日的描写，不仅上承《诗经》《礼记》和唐宋笔记，还强化了今人的记忆。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传统节日确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古典作家对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描写是写实的，尤其是他们引入了大量的节日，几乎无节不成书，节日期间社会整体的狂欢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生发出古代小说叙事的“乐中悲”模式。这与其说是一种小说叙事模式，不如说是小说承担起了人生社会的教育功能，即在传统社会的后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新生，为宗亲伦理束缚异化后，注定以悲剧收场。借用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话，即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等阶层在时间和节日里生活，没能从宿命式的毁灭中走出，进入到创造性破坏的新生秩序之中。

美国学者浦安迪注意到《金瓶梅》中的四时节令：“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四季节令，超出了介绍故事背景和按年月顺序叙述事件的范围，可以说已达到了把季节描写看成一种特殊的结构原则的地步……纵览全书，我们常可以看到随着时令的变换，人间热闹与凄凉的情景之间也发生相应的更迭。我们不难觉察，西门庆家运的盛衰与季节循环中的冷热变化息息相关。”

通过节日来写人物甚至安排作品结构，早在当时就为人注意到了，如清代有人论述《红楼梦》说：“《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王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茏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玉失，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媪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

其中有中国文化深刻的观念，即与四时合其吉凶。现代人想当然地以为，所谓过节就是狂欢；至于传统节日的习俗仪式，则是古人的迷信和善良的愿望。其实，节日里有节气的消息，有天道的逻辑。即如中秋，一个渴望团圆而往往不得团圆的日子，其中就有秋天收手以尽人事圆满的意味。至于冬季的腊节、小年、除夕等节日，无一不有慎终追远的告诫，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退场、收手，那么他过这些节也就只是过了一个眼前的热闹。用民众的话说，他自己不收，有人来收，有天来收。古典名著中对节日有意无意的运用，其实也是文明法则借以书写的文本。

五

近年来，过节也成了朋友圈、社会群体消费和撕裂的一大现象。消费“洋节”，要求政府禁令国人过“洋节”，等等，一再成为社会新闻。其中的原因多多，最重要的，大概是有人认为我国人在今日文明世界几无立足之本，节日不期而然地成为其中的一个说辞，似乎节日成了身份认同的最后防线之一，但这多少误解了节日的本质。

虽然西哲曾经高抬言语，以为语言是普遍性的，是存在的家，但这类哲人大概没有注意到我国人绝大多数是失声无言地度过一生，没有自己的语言。跟一切前现代社会的子民一样，我国人多数只是前语言的人生经验的存在者，这种人生经验或世界经验不需要语言。但我们绝不能否认失语无声的人生活的幸福和意义，他们同样活出了人性或神性，其中的关键要素在于节日，节日提升了日常生活的经验。

节日就是共同参与，游戏、陶醉、狂欢。节日彰显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伽达默尔说：“如果有什么与节日的经验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不允许人与他人分隔开来。节日就是共同体的经验，就是共同体自身以其最完美的形式来表现。节日总是一切人的。”就是说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一切节日，如校庆日、国庆日、生日、纪念日等等，都有着足够的开放性。节日从来不回避外人，也乐于外人参加；同样地，对外人来说，参与他人的节日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有学习提升自己的需要。

举一个我印象中的例子。儿时乡村人家杀猪是一件大事。我国人有杀猪过年的习俗，杀猪即意味着过年过节，意味着这一家人会过上一个好年。但村里一年到头没几家人有能力过年杀猪，谁家杀猪也就成了村里人的节日。邻居们，尤其是小孩子会跑到杀猪人家里参观，甚至会对猪和杀猪师傅的手艺评价一番：估摸着这头猪有二百斤！这个杀猪师傅有劲，一刀下去就结果了猪的性命！……但更多的时候，话语的比重极少，操作者、参观者都是默默的。当然，有时候这一节日仪式也会变成不快，有人会骂自己的孩子：别人家杀猪，你去凑什么热闹？还有人家的小孩子会对来参观的小孩子耍脾气：这是我们家杀猪，不要你来看……

由此来理解节日的仪式经验非常有趣。节日的话语不是对话，而是表述性行为，如承诺、祈祷、祝福、宣判、提示等，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培养了人的“正确感”：“人们必须从事仪式，以此学会思考重要的问题，像死或生。以此人们在这里学会正确地提问。”“节日庆典显然体现出以下特征，即在这里，我们不再彼此分离，而是聚集在一起。”

显然，节日是所有人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众多节日都是由一个点生发开来，使最初少数人纪念一个人、一件事的节日仪式演变成全民族的节日。今天，节日对现代人更为重要，节日不仅是为了纪念，为了生活的仪式，还是为了认同和表达。按列斐伏尔等人的说法，现代城市作为一个和乡村不同的封闭性空间，生活在其间的人日益原子化，麻木不仁，毫无个性，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节日对现代人来说具有某种反抗的特性。当然，人们更愿意说，日常生活经验多是无聊的，是异化的，是为了准备生活付出的代价，节日才是享有生活本身，节日可以抓住时间，使人进入某种审美过程，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

我们说，时间、空间并不均匀，其具有的能量也不均匀，其系统的各部分因此有着不同的功用，节日乃至特定的时间、空间有着特殊的能量功效。文明在漫长的经验累积中发现，天、地、人构成了某种相应的关系。大地空间的四方跟天地日月相印，跟人的肝胆心肾相印。伽达默尔等人如果理解这一点，或者会更改对节日的定义，那就是，过节，对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祭祀不仅在培养“正确感”，也是在调节生活世界乃至我们身体的脏腑，在调节我们的精神。一个城市的南边不仅代表天、心脏，也代表繁华、活力，而北边则代表地、水，代表财富、权贵，尽管东城富西城阔，崇文穷宣武破，但南城一直是民众的家园，是顽强、创造、分工、服务的象征。对南城的尊崇不仅是敬天畏天，也是对创造性的尊重。同样，其他方位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只有这些时空和谐相处，我们的世界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跃迁。

六

我在写节日的篇章时，还温习了现代作家笔下的节日。以节日看作家，现当代作家们对时间的感受多未达到古典作家们的境界。尽管现代史也是波澜壮阔、兴勃亡忽，但不可讳言，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人多被现代化中的唯物、线性的历史观念占有了。因此，在现当代作家笔下的传统节日，几乎多是民俗学家眼里的好材料，远未能如古典作品里那样成为人性展开的平台。

就是说，现当代作家笔下的节日未能揭示人的悲欢离合。这一因素加入时代的合唱，使我们活得多么飘忽无根，活得轻盈，但很多人在事后才明白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因为被这类线性的观念裹挟，我们很多人曾经想逃离，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传统。我们甚至一度灭掉了传统节日，近半个世纪前的1971年，美国记者杜丁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他到中国的观感，《“除四旧”所改变的中国》：“人们庆祝的唯一一个旧节日是旧历新年，基于阴历的新年。它不叫新年，而被称为春节。庆祝活动也不是传统的五颜六色的那种。人们有假期，但是当时的庆祝活动基本都是政治性质的—政治导向的大型集会、政治戏剧表演、运动会等。1月1日被作为真正的新年庆祝，其他固定的假期除了春节之外还有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

我们猜想当时的国人过节是乐观的，对时间之未来怀着期待的。但其实，抛弃或背离传统节日还有悲剧的一面，那种浅薄的乐观、那种过激的变革在传统节日面前终究是难堪的、无意义的。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的一场鞭炮就曾引起当时及后世很多人的议论，那是背离传统的人在自导自演或跟从他人的热闹之后，品尝到无助无依的情境。“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我自己和很多年轻人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深恶痛绝过传统节日的热闹，却也在人性的孤独和飘忽不安中难敌节日的诱惑，其中的心理一言难尽。

时至今日，我个人对传统节日多半接受下来，这大半归功于我的家人、朋友。活在亲友之中，活在节日时间之中，并在传统节日里见识了中国，活出了中国。这是我近年最大的感受之一。在我的经验里，传统节日之所以值得过，远非它是一个商业的、人伦的狂欢，而是因为它仍具有教化的功能，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具有安顿人的功能。那些在冬天让人无家可归的人，那些他说话别人就不能说话的人，那些霸凌孩子的人……他们的灵魂永远在传统节日之外徘徊，并经受时间或鬼神的炼狱之刑。

七

重建个人与节日等中国文化的连接有很多路径，生活本身是一种，读书也是一种。有“北大神童”“读书种子”等称呼的李书磊就是在阅读中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在结束这一年封闭式阅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对中国的归化。”李书磊认为，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他说：“我不会拒绝也不会苟同这个由一种异己的文化所带来的时代，我还要对它仔细地观察、体味和思量，我要把大江南北作为一个辽阔的研究田野去测度中国走向新生的可能与道路。我并且深知，在这个过程中最终的是战胜自己身上的卑琐与渺小，做一个堂正的中国的儿子，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这种当代的文化实践能把我们同司马迁、杜甫、顾炎武们连接起来。”

当代有如此自觉自信的知识人还是少数，绝大部分知识人仍在流浪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人多如作家一样，把时间数字化、西方化了，大部分人已经跟传统中国文化隔膜，自然也跟现实隔膜。当然有少数例外，比如鲁迅作品里就有过大量的悼亡，有过对节日的观察。他的名篇《孔乙己》里就有传统节日的元素：“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从节日的角度来看鲁迅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一则寓言，即知识人还欠我中国人“十九个钱”。或者有人问十九意味着什么，熟悉庄子的人，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一定明白，十九是一个时间尺度。“十九年七闰法”可以把日、月的运动很好地协调起来，然后就能制定出精度相当高并与天象符合的历法。而一章等于十九年，四章即七十六年为一蔀，二十蔀即一千五百二十年为一遂……可见知识人还欠中国一章。只有把这一章交还出来，我们中国人才可望获得安慰或能安身立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这一章需要很多人来努力。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