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的起源:日耳曼人的族群生成与法律构建
日耳曼人的司法体系起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部族传统。在西罗马帝国尚未瓦解时，日耳曼人的政治舞台是部族而非国家。与此相适应，日耳曼人奉行的是部族传统而非国家法典，作为司法审判的主要执行人是人民集会而非国家的法庭。西罗马帝国瓦解后，随着日耳曼王国的出现，其法律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家编写的法规与部族习俗同时存在，司法上也出现了国家法庭和部落集会并存的两元结构，日耳曼法律体系的特色进一步凸显了。
古代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习俗和法律传统，对中世纪德意志的法律文献和部族法治有着重要影响。有关日耳曼法律的文字记录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 ，1另一部是写于840—930年间的《勒本传》。2后者详细记录了中世纪萨克森地区的人民集会。人民集会( Volksversammlung)向来是德意志人进行法律审判的重要场合，直到13世纪萨克森人仍然将部族集会作为最高的法律权威，甚至凌驾在成文法典之上，足见其保存部落习俗和尊重传统的决心。3法学家通常把法兰克王国法典诞生前的日耳曼集会看作是集政治和司法为一体的会议，而这种部族集会不仅在德意志地区出现，也存在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后者的法律文献记载中，时常可见以部族集会为载体的法律审判。4
学界关于“人民集会”的讨论，一般会围绕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展开。塔西佗对人民集会的描述，不仅影响了数十年来人们对人民集会的理解，也引发人民集会进行审判是否与中世纪的司法体系存在联系的争论。 2013年，挪威学者弗罗泽·艾弗森( Frode Iversen)重新审视了早期日耳曼人的集会传统，他从词源的角度，分析出该词带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含义，认为人民集会是地方社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解决公共事务的场合。艾弗森结合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和1883年发现的3世纪碑文指出，文中出现的“ Thincso”一词，印证了日耳曼部落中集会系统的存在，而到了中世纪，又发展出了季度集会( liodthing)和特别集会( bodthing) 。5 剑桥大学的史蒂芬·布林克( Stefan Brink)也注意到古代日耳曼人民集会的一些特点，他认为人民集会对于加强群体意识和维持社区稳定有着特殊的作用，譬如祭司会要求民众在参加集会时保持安静，处罚轻重会按照案件性质分为不同等级，这些都体现出个体服从集体的部落基本规则。6由此可见，人民集会作为一种早期的部落组织和行政机构，执行着部落的司法审理，了解这一时期日耳曼部族集会的形式和要点，不仅有助于认识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对分析后来的中世纪萨克森法律文献也大有裨益。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详细描述了日耳曼的族群结构和法律审判的过程，而他写作的目的却是为了献给新继位的罗马皇帝图拉真( Trajan) ，因为图拉真曾经担任过日耳曼总督，并拥有“日耳曼尼库斯” ( Germanicus)的荣誉称号。7历任罗马皇帝都把对日耳曼人的征服视作自己在位期间的伟大功绩，连著名的查理曼也持续对萨克森人用兵三十二年，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纳入加洛林王朝的版图之内。8最后，萨克森人在宣誓服从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后，查理曼也允许他们将部落传统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日耳曼人的法律可以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罗马社会存在差异，譬如前面提到的人民集会，还有对奴隶的处置方式，日耳曼人的奴隶更近似于佃农，在婚姻法上日耳曼妇女拥有更多财产权，日耳曼人也更看重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的传承。以传统习俗为核心构建而成的部落组织，既加强了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解释了为什么萨克森人民在往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在罗马帝国的框架下保持着旺盛而又独特的生命力。9
1 Tacitus， Dialogus， Agricola， Germania;译文部分参考〔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2 Hucbald， „Vita Lebuini antiqua，“ S. 789-95; Andreas Mohr， Das Wissen über die Ander-en. Zur Darstellung fremder Völker in den fränkischen Quellen der Karolingerzeit， München: Wax-mann Verlag， 2005， S. 285.
3 H. O. Zimmermann， „Die Volksversammlung der alten Deutschen，“ in Heinrich Bern-hard Christian Brandes， Hrsg. ， Erster Bericht über die Germanistische Gesellschaft an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Leipzig: Dürr， 1863， S. 29-40.
4 譬如在《冰岛传奇》 ( Icelandic Sagas)中，会把民众集会称为“ thing” (古诺斯语为“ping”)，在第七章中把所有部族的集会称为“Althing” (古诺斯语为“ Alpingi”)。参见Alex-andra Sanmark， Viking Law and Order: Places and Rituals of Assembly in the Medieval Nort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 Law， Justice and the State: Nordic Perspectiv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5， p. 53; Dieter Strauch， Mittelalterliches Nordisches Recht bis 1500: Eine Quellen-kund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1， S. 115。
5 Frode Iversen， “ Concilium and Pagus—Revisiting the Early Germanic Thing System of Northern Europe，” Journal of the North Atlantic， Vol. 5 (2013)， pp. 5-17.
6 Stefan Brink， “ Law， Society and Landscape in Early Scandinavia，” in James A. R. Nafziger， ed. ， Comparative Law and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7， p. 322.
7 Yann Le Bohec， Die römische Armee: Von Augustus zu Konstantin d. Gr. ， 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 2007， S. 229.
8 Laura Endrizzi， Die Sachsenkriege Karls des Großen 772-804 und deren politische Konse-quenzen， München: Grin Verlag， 2015; Matthias Becher， Karl der Grosse， München: C. H. Beck， 1999， S. 46.
9 Peter Hoffmann， „Niedersachsen，“ in Hans-Georg Wehling， Hrsg. ， Die deutschen Länder: Geschichte， Politik， Wirtschaft，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4， S. 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