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水泥盒子
童年时，回家这件事常常让周苇感到恐惧。
黄昏是一只快要熄灭的手电筒，夜拿着它站在路口，拖出一截惊悚鬼影，等着将孩子、飞鸟和白日通通抓捕回去。没有漏网之鱼。蟋蟀在草丛里发出看热闹的声音，塑料瓶里蝌蚪停止了找妈妈的游戏。妈妈们都藏在水泥盒子里，被手电筒照成断章的皮影。但别误会，那并不是无声的把戏，相反，它嘹亮而持续。二字节和三字节交替递进，空中落下名字的黑雨，被淋了满身的孩子们再无处可去，除了那唯一亮灯的庇护港、安全地——水泥盒子。
一开始，水泥盒子的角落摆着张钢丝床，那是陈香兰从第二医院搞到的，她总是有办法弄到些免费的东西。等到长大一些，周苇就开始明白，它们并非真的免费，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有价格，只是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货币。每次拿到这些东西后，陈香兰就会开心上一阵子，不是东西让她开心，而是免费让她开心。
“你妈我还是有点本事的吧？”
她甩出问题，却不需要周苇的回答，东西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有时，她又会突然被床头的刮花、布料的抽丝或者某处可疑的污渍刺痛，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廉价、粗糙，她本该早点意识到的，不该等到它们已经满满当当地充塞着这间屋子和她的生活才后知后觉地顿悟。它们经年累月地堆成城墙，墙上每一块捡来的砖石都在无言讽刺：沙发上衣服堆砌的乱葬岗，过一段时间就要除冰的冰箱，一到下雨天就开始卷边的墙纸，生拼硬凑在一起的不搭调的家具……一切都有可能引发她的无名火，而越是愤怒，人就越是感觉到无力，她可以掀翻这些家具，甚至一把火烧了这间房子，但她始终没那样做，她只是回过头，将枪口对准周苇——这个与生活合谋的小偷，偷走了她的青春和生命。多年来，她反复说着一句不知从哪学来的台词：“早知道跟周卫华借了这么一个种，还不如把你拉到厕所里去。”玻璃罐里的一对母女蛾，无论如何撞击，墙永远在那里，呈现出无动于衷的透明。于是，只能恨另一只飞蛾。陈香兰告诉周苇，是她毁掉了她这辈子最重要的机会。
“我本来可以去市里的。”
“我本来能有一份好工作的。”
“我本来可以不生你的。”
“我本来可以……”
小学的语文作业要求用“本来”造句，九岁的周苇写：“她本来可以不是我妈妈。”老师用红笔画了叉，附着二字批注：“荒唐”。周苇不懂“荒唐”的意思，拿字典查，上面写“夸大不实”。许愿为何不能夸大不实？后来周苇才弄明白，“本来”不是用来许愿的词，只是陈香兰总爱拿它搭配梦想中的人生，使她误会。语文老师找来陈香兰，交出周苇的作业本，指着办公桌前立着的一幅精心装裱的书法，苦口婆心：“育人先育德，这是前几年我受表彰时，部里颁给我的，意思是让我们做旗手，把这种教育精神发扬下去。孩子还小，不要打，好好说。”
陈香兰没有打，也没有说。回到家，她只是麻利翻出一只蛇皮袋，再更麻利地把周苇的衣服从衣柜一股脑拽出，花花绿绿的袖子们、裤腿们你绊着我，我推着你，闹哄哄像以为是要被带出去春游。可外面早已入冬，冷风把人的闲情逸致都刮干净了，街上每个人都缩紧脖子赶着回家，只有她们这对提着行李的母女逆着人流不知要去哪里。
在长途汽车站门口，母女俩才终于停下脚步。周苇认得那个牌子，也认得站外的大巴和行李，铁轨还没铺进这座小城的年代，要离开这里去远方的人都需途经此地。只不过她们到得太晚，当天最后一趟大巴的票已经售罄。车站空得像一口冷锅，冷锅里零星散落着旅人，他们的厚衣服鼓起，瑟缩着脖子和面孔，是一只只冷掉的馒头。很快，陈香兰也成了这些馒头中的一个，她抿紧嘴抱着臂坐在塑料椅上，袖管露出的一截手腕泛着白皮屑，看上去又干又硬，出门时，它折叠过来一把拽住周苇时，周苇只觉得疼。但她没开口喊疼，她知道陈香兰在生气，陈香兰生气时只会戳着她的脑袋说：“不疼怎么长教训？”好比不喝牛奶怎么会长高，不吃点苦头怎么能成材。陈香兰用“不”字圈出的世界，首要的就是别对她说“不”。于是，周苇什么都没说，没问她们为什么会来这里，也没提出想回家的念头，即使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早急得跳脚，她尽量小声在暗地里掩着嘴将它安抚：“别急，再等等。”其他人也在等，没什么地方比候车厅装了更多的等。检票员倚着铁栏杆等着下班，哈欠打得下巴快脱臼，司机师傅和等着大巴出发的乘客围在一块吞云吐雾，联排塑料椅上，有人把行李铺在身下，在睡梦中等待明日的旅途。至于陈香兰在等什么，周苇不知道。无事可做的她只能晃荡着两条腿，探出脑袋打量卷在衣服和脏被褥里的人，他们看起来像长出了一层壳，壳里藏着梦的软体。没一会儿，周苇就感到了一种传染开的困倦，就在脑袋开始一点一点捣起蒜的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陈香兰的声音：“饿了吗？”陈香兰盯着迷迷糊糊还没完全清醒的周苇，抬起手替她捋了捋额角的碎发。她一度很担心周苇不能长出好的头发，她婴儿时头发又黄又稀，剪过几次后才像活过来的树苗一样，渐渐浓密了起来，如今倒像野草似的。这个孩子和她一样，似乎怎么样都能活下去。陈香兰放下胳膊，指尖摩挲着蛇皮袋磨损得有些发白的边缘，没等到周苇的回答，又来了句：“饿了就去那边小吃摊买点吃的。”陈香兰从兜里掏出了几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钱，先给了周苇两张，想了想，又给了几张，给完之后，似乎有些心烦意乱，把剩下的钱往口袋里胡乱一塞，打发周苇赶紧去。周苇拿着钱，看了一眼陈香兰，又看了一眼小吃摊，摇摇头，说自己不饿。陈香兰的脸垮下来，不再周旋，语气变成不容拒绝的命令：“让你去你就去。”周苇磨磨蹭蹭滑下座椅，再磨磨蹭蹭把目光黏在陈香兰脸上，好半天终于下定决心，咬咬牙兔子一样飞奔了出去，边跑边回头，只害怕回头得太慢陈香兰就不在原地。
小吃摊老板正在忙着收摊，摆摆手，说要关门了。周苇不说话，盯着他，盯到他心软，老板这才掀开一边的菜罩，抬起眼：“还剩两个肉饼，要不要？”周苇把头点得像鸡啄米，递过去一张整钞，老板打开面前的抽屉，慢悠悠地在钱海里捞来捞去，半天也捞不到想要的面额。等钱终于找到了，陈香兰却不见了，周苇站在只剩下蛇皮袋的塑料椅前，手捧肉饼，脸上还挂着傻乎乎的讨好的笑。周苇往所有的地方看，所有的地方都没有陈香兰。半分钟后，孩子的哭声在空荡又开阔的车站里拉响警报，睡在塑料椅上的人只动了动腿又回梦里去了，打扑克的打完一轮，转转脖子越过重重椅子看过来一眼，又被洗牌声喊回去了，几位好心阿姨走过来，问孩子家长呢。孩子不答，只一味地哭，仿佛坏掉的感应器，机械地歇斯底里着。
“我上厕所回来，隔老远就听见有孩子哭，走过去一看，结果是我家的。一堆人围着，谁也劝不住。”后来，陈香兰偶尔还会提起这件事，提起时她总是笑，仿佛终于在这个女儿身上发现了什么幽默之处。“她还以为我不要她了，这孩子，从小就爱瞎想，后来老师说是有创造力的表现，这我才放心了。”
她讲一遍，讲三遍，讲十几遍，讲到最后，话便说服了她，好比大量摄入酒精，规律注入毒品，二十一天养成一个习惯，最后成功把自己套进习惯里，她开始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才是真相，相信她从始至终都不曾有过当初的念头。她是那样致命地需要着谎言，以至于愿意做一具走尸，任由陈词滥调来代替她发言。周苇发现了母亲的软弱，就像发现她身体上的某颗不易察觉的痣，先是令她惊讶，后来看久了，便觉得它是那样的普通，所谓的肉体凡胎。可陈香兰绝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因为软弱从一开始就是独属于那个做了逃兵的男人的标签。
“是你爸不要我们的。”
一句至理名言，挂在家里客厅贴满奖状的白墙上，旁人看不见它，他们看见的是秋日硕果般闪着金粉的荣誉，只有母女俩能看见，它比奖状更加耀眼，是始终灼烧着的太阳、不会腐坏变色的黄金。它是周苇还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背诵的“八字经”，陈香兰用这句话来教导她爱与恨、孝与悌、忠诚和背叛，以及迈入人世间前所必须学会的朴素伦理。在一切表达关系的动词之前，周苇最先学会的是“要”，然后是“不要”，一个人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另一个人，比选择要不要一张床还容易。
就像陈香兰对那张钢丝床早就一肚子意见，但始终没将它换下。好多年里，钢丝床都在夜里重弹着差不多的老调，吱吱哇哇地抱怨着自己一把年纪还要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命运。陈香兰只好找来一层层被褥把那张喋喋不休的嘴给堵住，可惜这没能消灭床的声音，它只是含糊不清了，听上去反倒越发苦闷、委屈。那些夜晚，凸起的钢丝透过棉织物顶上周苇的背脊，仿佛一排排老朽的牙齿，在不断的张合中，她总觉得自己下一秒就会被吞进去。她沉溺于那种幻觉就像沉溺于童话，只不过在她的童话中，豌豆变作了钢丝，毕竟，童话也要与时俱进。陈香兰也懂得与时俱进，钢丝床扎破了她原本的梦境，她便学会用一些科学方法给自己造出新的梦境。
梦境藏在一只白色塑料瓶里，拧开时并没有神灯的白烟冒起，只有一颗圆头圆脑的小白片鬼鬼祟祟地滚落进陈香兰的掌心。起初，周苇好奇，从被窝里挤出一双眼睛，想要窥探陈香兰梦境的秘密。可惜她忘了还有钢丝床这个间谍，在她刚一行动时就用声音将她出卖。
“要死啊？不睡觉！”
在需要造梦的夜晚，陈香兰会变得格外暴躁，暴躁驱散杂音过后，梦境才愿意缓慢地显形。半粒白药片是迷路的兵丁，在陈香兰身体的燥热雨林中小心开路，很快，他们就会落入那些惊悸不安的陷阱，更多的火力被派遣进去，白色制服的士兵前仆后继，狭长猩红的血管是曲折的巷道，他们等待、伏击，二至四小时，炮火浓度攀至顶峰，然后便进入漫长的休整半衰期，每一个白日都是一片废墟。废墟中，一堆白色塑料瓶东倒西歪，被掏空了肚子。周苇将它们偷偷收集，藏进房间的抽屉，用笔在每一只上详细记录下开封和空掉的时间，如同人们会在墓碑上所做的那样，然而，那只是一排排空心衣冠冢，白衣士兵们都消失在了夜的雨林里。
一九九七年八月——现在。
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和中东地区世代纠缠的恩怨一样没完没了。
每隔两三个月，陈香兰就会搭同一辆大巴去招兵买马。每次她都坐在驾驶座旁边凸出的油箱上，那一块地方是司机留给熟人的，熟人不用去窗口买票，只需要一张笑脸和几句问候。油箱上搁着一块被无数只免费屁股压得又扁又薄的布垫，这可有可无的温馨设置没有让陈香兰放松，坐在上面时，她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一直以来，不管坐在哪，她的腰杆都挺得笔直，她这样做，不完全是为了腰，也是为了脖子、为了胸部，以及脸面，她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对待一把伞，一旦迈出门去，她就会将它最大限度地撑开，去迎接看不见的风或是雨。
有一段时间，陈香兰绷得太紧，以至于收缩的卡口失了灵，就连躺在床上时，她也仍旧维持着撑开的姿态。她希望能够将眼皮合上，但她发现，眼皮合上，眼前的世界确实消失了，另一个世界却出现了，眼皮打开，另一个世界消失，而眼前的世界又回来了。她开始在两个世界来回穿梭，哪一个都不允许她将眼皮彻底合上，就像开关键松掉了，电视机无视命令坚持发出莹白的光与黑暗对峙，使人觉得可怖，又像刹车失了灵，不管不顾地一直开下去，直到冲出悬崖为止。
悬崖下，一座白房子避世而立。白房子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等候多时，陈香兰坐在他面前，依旧腰背挺直。男人对她说，你需要放松。需要放松的陈香兰被领去一个白色房间，房间里一张白床，一个头戴白帽的女人递给她一粒白色药片，从一片白被褥中醒过来时，有一瞬间陈香兰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但很快，她就明白过来她还在人世，她看见了另一个女人，女人坐在另一张床上，手指翻飞织着一件毛衣。只有活人才需要毛衣，死人不冷也不热，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寿衣。过了一段日子，陈香兰知道了一些关于这个女人的事，譬如，她的床底下放着一只箱子，箱子里已经叠放了七八件织好的毛衣。女人告诉她，睡不着的时候，她会织毛衣，从天黑织到天亮，就可以送孩子上学了。女人把毛衣们翻捡出来，一件件摆在床上，每一件毛衣上都织了一只小狗，女人说，孩子是属狗的。又过了一段日子，女人去楼下散步，遇见了一只流浪狗，狗浑身长满了土黄色的卷毛，眼睛黑黑像两粒扣子，就跟从那些毛衣上跳出来的一样。女人把它抱回了房间，和毛衣一起偷偷放在床底。某天，戴白帽的女人来给她们送药，狗突然疯了一样狂吠起来，它冲出床底，从房间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这动静惊动了走廊，更多戴白帽的女人冲进来，想要抓住狗，狗一下蹦上矮柜，冲出大开的窗户。当晚，女人用一根磨尖了的毛衣针戳进了自己的喉咙。白床单被染成红色，打扫清洁的大姐来房间里拖地，拖布在地上的那一摊红色上卷来卷去，像条舌头，吵闹不停。陈香兰记起某天在走廊的见闻，几个女人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将某个三俗故事拼凑完整：女人是小学语文老师，她在学校加班批改试卷，老公在家里和别人上床，女人走时忘了关窗，三岁的孩子被锁在十层楼的房间里，失足跌了下去。卷毛狗和女人消失后，屋子里一直都弥漫着一股消毒水都盖不过的腥气，陈香兰不得不在枕头和被子上都涂满花露水。再后来，陈香兰又听说，女人没死，被转去了另外一个楼层。有那么一两次，她也有过去看看女人的念头，女人在的时候总陪她聊天，但还没来得及下定决心，白大褂男人就通知她，可以离开了。陈香兰问男人，她好了吗。男人说，可以出院了。陈香兰又问，那如果还是睡不着怎么办？他指了指放在桌上的那个白色塑料瓶，说，吃这个就行。
造梦的故事于是从这一天开始。
故事的另一头，药片打响的战争使周苇的家园动荡，以六岁为起点，连续几年，她都不得不过着一种游牧民族的生活。
一只草绿色的旅行袋，上面绣着一只白色的黑鼻羊，她提着它，如同牵着一匹马，在这座城的地图上来回辗转。陈香兰是布置任务的首领，隔一段时间就交给她一个代号，让她去按图索骥，代号是“大姨”、“三姨”、“大舅”、“二舅”和“小舅”，卫星一样散落在城市的各个方向，星系的中央，是名为“外婆”的那颗。“小姨”则是行踪不定的哈雷彗星，拖着拉杆长如扫帚的行李，一年到头以游荡为生。
周苇游移在星球与星球之间，登舱的方式固定不变，关上一道门，再叩响一道门，宇宙是有着高高拱顶的门的长廊，贴着褪色红喜字的木门、镶嵌着红色暗号般门铃的防盗门、钢筋蜷曲成黑色触角的镂空铁门……它们整齐排列，沉默如候立的守卫，她惕惕然立于门后，与那只黑鼻羊一起，是等待被收容的流民。
大姨的星球是一万颗费列罗堆叠起来的金碧辉煌，金色吊顶灯流出金色蜂蜜，流到地上凝固成被格纹切割的暖金大理石地板，金色桌柱从地上长出，又长出触须般垂坠的金边流苏，上面一只鎏金葫芦的花瓶里一把郁金香如好奇又羞怯的闺阁姑娘，挤作一团，争相看着这位灰头土脸的来客。大姨坐在餐桌的北面，背后一只金凤凰僵如死的标本，被钉在两臂长的巨幅画框里，一枚大敞着衣襟的金佛靠在大姨的胸前，始终微笑。周苇希望自己也有那样一枚金佛，因为对她来说，笑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姨也很少笑，但她有了那枚金佛，似乎就有了笑的替身，豁免于礼貌的奴役，人们见了她倒总是笑，笑得笑都堆不下了，只好从扭结的肌肉上滑下去，滑进他们手里金的红的黑的袋子里，随礼品一同附赠出去。周苇想，如果她能得到那样一枚坠着笑佛的项链，她一定会把它紧紧地挂在胸前，就连睡觉也不摘下，如此一来，就算在梦里，她也能在笑这件事上游刃有余。毕竟，她所在的星系，小孩受欢迎的秘诀之一就是：见人笑眯眯。
在这一点上，表哥家伟从一开始就领先于所有小孩。家伟五岁上学前班时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穿一件小西装，在所有孩子都还只知道红领巾时，他已经率先打上了红领带，红领带趾高气扬地在格纹马甲红砖墙后面露出一截方脑袋，对他们宣告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五岁的家伟是预备役，等比例地缩小着另外那个世界的一切，迷你的领带、迷你的马甲、迷你的被鞋刷舔得锃亮的皮鞋，就连笑也是迷你的，露出八颗迷你的洁白幼牙。大人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笑，就像地球缩成一张半米的地图，他们也依旧能轻松将地图上某个黑点指认为北京或者纽约。地图上，每段比例尺的横杠上都站立着一个打着红领带的家伟，一个北京，一个纽约，以及一个提着黑鼻羊行李袋的周苇。在数学的绝妙弹性中，所有人都获得了永恒，就连那个笑也是永恒的，永恒地受到千篇一律的喜爱和赞叹。1+1=2，五岁的家伟和他的笑，昭示着一种自成一体的坚固秩序。“像家伟那样爱笑”，家伟构成了定律本身，余下的孩子就像学习算术一样学习着笑的公式，当他们错误时，就会得到一个“叉”，“叉”写在大人的脸上，由两道竖立起来的眉毛拼凑，而嘴是充气的会迅速鼓胀起来的鲜红的“0”。人们用自己的脸打钩、画叉、给出0分，又用这张脸来微笑，就像周苇的磁性写画板一样，有一种自我推翻的能力。在一切都可以被推翻重来的地方，只有家伟的笑稳定、坚固。
家伟一路笑着高歌猛进。他在国旗下演讲时笑，在家庭聚会的餐桌边笑，把笑贴在实验二中的出入证上，笑接着钻进布告栏的玻璃窗，每次做课间操经过时，周苇都能看见躲在玻璃窗后的家伟，他被框进边缘清晰的四方形中，嘴角扬起神秘的弧度，如同那个供奉于艺术神殿被万人观瞻的微笑图腾。直到周苇九岁那年，十八岁的家伟自己把笑从实验楼上摔下来，摔在墨灰色铸铁的井盖上，砸了个稀巴烂。再后来，玻璃后的家伟开始发黄、打卷，摇摇欲坠，被校工们用新的展板替换，旧的笑脸们通通被收入仓库，与灰尘、鼠蚁以及肢体残缺的桌椅做伴。
于是，大舅妈也不会笑了，就好像家伟表哥把自己的笑连带着她的笑一起砸碎了。大舅在一年多以后离开了家，他说，他的人生还要继续。像大失所望的耕作者一样，带着镰刀、铁斧和火具连夜逃离，身后是痛苦的砾石裸露地堆积。“没办法”，失去了笑的星球是患了石漠症的土地。他一路奔逃，奔逃到另一个还散发着无限生机的星球，星球上一个女人牵着一个男孩等候已久。初次家庭聚会，男孩穿一件马甲，笑得像极了五岁的家伟。于是，“家伟”又一次回到了这个星系，只是，陈香兰告诉周苇，这次她要叫他表弟。比例尺像被神秘磁场扰乱的罗盘针一样疯狂摇摆，周苇失去了秩序。在过去的无人知晓的某一段时间里，存在着两个家伟，她想，也许这才是其中一个必死的原因。
初中地理课上，老师一手拿尾缀麻花电线的灯泡，一手持地球模型。灯被关上了，教室里漆黑如茫茫宇宙，灯泡是唯一的光源，“地球”被托举着在光的周围环绕。
“永远只有一半的地方是白昼。”
太阳在一个地方升起就会在另一个地方落下，讲的是非此即彼。不是一个家伟，就是另一个家伟。
那些年，当前一个家伟站在前面冲着大人们笑眯眯时，周苇跟家和、家乐就躲在层叠如幕布般的衣摆后挤眉弄眼。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讯息，是某种面部肌肉的摩斯密码，眼睛眨动是短促的“·”，嘴巴张合是拉长的“—”，它们费力地扭动，在长长短短的停顿后从脸上跳跃出去，像前赴后继的伞兵，冒着被某只大人的侦察眼发现的风险，摇摆晃荡着将信息送达到对岸。不过，信息往往都支离破碎，像是一堆部首偏旁都残缺的象形字，实用的意义消失了，只剩下最纯粹的玩乐和游戏。
那样的游戏还有很多，多到足以装满周苇书柜里的曲奇饼铁罐。它们在里面横冲直撞，把童年摇晃出拨浪鼓的声音。
二舅家的家和与家乐是周苇最好的游戏伙伴。家和比周苇大一岁，周苇比家乐大一岁，整齐得就像从匀速的流水线上滑出来的三个小孩。当周苇走路还晃晃悠悠时，家乐牵着她，另一只手则被家和牵着，从低往高，构成三截紧紧咬合的阶梯。大人见了发笑，拿起傻瓜机给他们拍照，三个人穿着厚棉衣，胸前各戴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围兜，那是他们疯玩一天的记录簿，上面诚实地涂抹着两三钱灶灰、四五颗硬饭粒子，还有橙子被开膛破腹时飞溅的金色汁液。因为害羞，他们的表情都显出一种局促的张皇，紧张地一排立在那里，如同被抓个正着的落魄小贼。一棵橘树立在后面，明黄的小叶橘缀在油亮的深青色树叶间，探头探脑地看三人的热闹。
有一段时间，他们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一到暑假，陈香兰就会将周苇和她的行李袋一起打包塞进一辆米褐色的面包车。面包车的司机也姓陈，陈香兰便叫他哥。每次，她都说着同样的台词：“哥，就拜托你了，帮我看着点。”司机陈师傅收过钱，转头看一眼缩在角落里的周苇，如同看一件带灰的行李，扬扬下巴：“放心，包在我身上。”
车是开往二舅家的，那是周苇漫游的星球中最远的一颗，无法通过公交、单车或者任何一种市内的交通方式到达，只能依靠那辆摇摇晃晃如甲虫一般的中巴。
陈香兰不知道的是，即使她付了钱，周苇每次也只能将屁股靠在其中三分之一个破了洞的坐垫上，另外三分之二则被司机安排出来搁置另外两只屁股，晚到的屁股们甚至只能僵硬地半悬在空中，它们是的确良的、灯芯绒的、牛仔布的，随着车身的摇晃而紧张地颤颤巍巍，屁股对面的人也颤颤巍巍，屏气凝神，生怕一个刹车造成脸对屁股的追尾。不过，在那样的时候，脸和屁股是没有区别的，它们只是等待着被运送，像某个人腿边那只尿素袋里不时咯咯两声的鸡。人却连咯咯声也不发出，只有相似的疲惫在呼吸中渐渐弥漫开，随着无尽回旋的山路环绕成一个螺丝钉般的梦，螺丝钉不断地旋拧、旋拧，对着天空，仿佛要扎破它。然而，最后被扎破的总也只是那个短暂的梦境。一个急停，车身如濒死者颤抖几秒，吐出一声叹息，梦境也便消失了。梦中的人们回过神来，神情茫然地张望，仿佛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地，直到看到窗外某张熟悉的脸，才死而复生一般恢复活力。屁股挪动起来，鸡被拎得在袋子里仓皇扑腾，一双双脚排着队地走出去，走到外面，混进那些更为密集的脚的迷宫中，再难辨认。
不断重复的一场梦游，梦的终点，站着家和和家乐，还有永远热情的二舅妈。
“哎呀，怎么又瘦了？你妈怎么喂的？”
手腕被捏紧，二舅妈用虎口量她，用眼睛量她，在她身体上寻找蛛丝马迹，片刻后才把量尺一收，手攀上手臂，构成个港湾的形状。
“你二舅杀了一只鸡，炖在灶上了。”
二舅妈灵活地钻进小货车驾驶室，他们三人则爬上了敞篷车厢，靠在一起，紧紧地抓着车厢围栏。车子发动，轧过还没有被水泥镇压的石子路，“吨吨吨”地颠簸起来。家乐最先开始蹦，然后是周苇，家和犹豫了一会儿，也开始蹲着蹦起来。铁皮车厢被鞋击打得啪啪作响，咯咯咯的笑声气泡一样从喉间冒起来。
“坐好，别乱蹦。”二舅妈看着后视镜，喊道。
但已经晚了，他们都早就跳出了后视镜能够抓捕的范围，听不到舅妈的呼喊了，他们跳到了半空中，跳进山边的草丛里，匍匐着身体捉沉睡在卷叶里的害羞的幼虫，还有那些身体纤长的蜻蜓，或者摘一把野豌豆，用指甲把豆粒挤到地上，掐断一角，就可以吹响游戏的号角。游戏是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奔跑是游戏，躲藏是游戏，大叫是游戏，旋转是游戏，如果那时他们对“活着”有了概念，大概也会将“活着”归纳为一种游戏。当然，这里面必然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人生哲理，而只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反应。他们尚且只知道“活”，松脆的、利索的、一把就能折断的“活”，直愣愣地站在“死”的对面，使鸟叫出声，鱼游到对岸，树结出枝叶，使他们呼吸、大笑、从高高的陡坡上坐着纸板俯冲下来，使腿在撞击沙石时感觉到疼痛。
当周苇进入游戏时，她就忘了陈香兰，也忘了那个水泥盒子。她心无旁骛，认真地数每一粒落到手背上的石子，或者每一颗被打进洞的弹珠，她观察虫子蠕动时皮肤如水波一样泛起的褶皱，纵身一跃，化作一尾灵活的鱼，轻轻松松跳进后山那片清凉的褶皱里，河水在她肩头滑来滑去，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她一起玩耍，她小心翼翼地把头埋进它透明的身体之中，看见被浸泡得饱满鼓胀的鹅卵石卧在河底静静发亮，如同河流母体正在孵化的巨蛋。她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些白色的“蛋”，银灰色的半透明小鱼列着队从蛋与蛋的黑色缝隙中进进出出，她伸出手去，鱼群立马惊恐四散，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什么也不记得似的，把她张开的手指当作某个新建的游乐场，来来回回地穿梭游弋。静止也是游戏，她双腿悬浮不再用力，水波将她的身体轻轻地晃来晃去，像温柔的母亲，而她是需要被哄睡的孩子。有时，她可以这样静止不动好几分钟，直到家和拔莲藕一般地将她从水中拔出来。那是他的乐趣，枯站在岸上，扮演沉稳的救生员，鹰一样警惕地盯着水里的她和家乐。他把每一次“救援”都计入功劳簿，好给自己冠上动画片里的英雄称号。某天，他在电视上学会了心肺复苏，便让周苇躺在河滩上。
“你要闭上眼睛。”
他蹲在那里，对她下达第一道指令。
周苇闭上眼睛，仰面躺着，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她嘴唇发紫，皮肤呈现出一种浮肿的苍白，已有了病入膏肓的样子。一双干燥冰凉的手按住了她的胸脯。
“我要开始了。”
前胸被一股力量轻轻挤压，松开，再挤压，像某种匀速的催眠仪式。阳光晒得她眼皮发烫，一圈忽明忽暗的光斑在她眼皮上飞来飞去，她全身都被烘烤得暖洋洋的，裸露在外发皱的皮肤变得干燥温暖，像一块正在被晒干的湿纸，她舒服得快要睡着了。
“等下你要吐水。”
家和的声音传来，周苇想点头，但随即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一个濒死的人，于是，她继续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家和说：“可以了，快吐水吧。”
周苇感觉自己的嘴里干干的，喉咙像一截吸不出水的管道。她身体里的水分都被阳光蒸发了，她没法吐水。
家和开始催促：“吐水呀，吐出水就得救了。”
她突然想，或许她可以继续演下去，演一个死人，她发现了游戏的新玩法。
“醒醒。”
她感觉自己的脸颊被拍了拍，有人开始晃动她的肩膀。
“哥，你不会把她压死了吧？”
家乐的声音依然透着一股傻气。家和没说话，更加用力地摇晃她，就好比在算命摊前拼命摇晃签筒的大人一样，他们似乎都相信，只要摇晃得足够卖力，好运就一定会来临。周苇仍旧闭着眼睛，她被摇得头晕目眩，开始恶心。风吹过来，她胳膊泛起细细密密的疙瘩，疙瘩成群结队地蔓延，在皮肤上安营扎寨，是大战将至的场景。她开始觉得冷，眼皮上的光斑不见了，变成均匀的寒浸浸的灰。她掉进了灰里，听见家和和家乐的声音随着灰尘被扑到半空，渺不可闻。
三十九度八。
她烧得跟当天的气温一模一样。傍晚，天空在热热闹闹地飞霞，她的脸也在飞霞，一路向下飞到了脖子，再钻进被子里，被子烤炉一般拱起，火在里面烘烤着她小小的身体，她被一根针头和两块胶布钉在床板上，源源不断的液体穿过狭长的塑胶长廊前来救火。
“今晚要注意，烧成肺炎就麻烦了。”
肺是火情的重灾区，烧得每一个细胞都在咕噜咕噜地冒泡，冒险闯进去的全都狼狈逃窜，身后一长串火舌追杀出来，燎灼得气管发红发痛。胳膊也痛，背也痛，每一处都在拉响警报，请求支援。她想要呼叫，声音刚要冲破防线，就被烧成灰烬，涩涩地卡在喉头。
家乐和家和站在一边，表情错愕，看她如看一栋正在焚毁的房屋，他们搞不明白这场火灾如何发生，更搞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就成了纵火者。二舅妈在屋子里来来回回，一边扑火，一边发火。她是临时借调来的管辖人，既认为责任在身，又怨怼这多余的责任。
二舅从牌桌上匆匆赶回来，走到床前，伸出三根手指去探周苇的额头，像是在摸牌，牌面一片滚烫。他收回手，不动声色，牌越是烂就越要不动声色，这是老手的觉悟。他把牌局撂下，去客厅里打电话。二舅妈撵走家和和家乐，跟了出去。
屋子里变得像洞穴，水滴继续从岩壁上滴滴答答地坠落。
滴——滴——滴——答。
电流载着声音在空气里跑马拉松，脚步在夜里显得长而疲惫，归来时却两手空空。二舅妈把两个孩子送进被窝，二舅还坐在客厅，拿着话筒抽烟。她走过去，一把扯掉挂着半截烟灰的烟头。
“要抽去外边抽。”
二舅悻悻地看了一眼被折断在烟灰缸里的白色烟尸，想起自己临走时那张没摸到的二条，几乎是送到嘴边的清一色自摸。他咂咂嘴，把听筒放回座机卡口。
“你妹妹还真的把她女儿送给咱们了，心也是大。”
二舅妈打开卧室看一眼，点滴还有三分之一。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
“隔层肚皮，养不熟。”
熟透了，四五六个小时轮转着烘烤，周苇熟得像一只焦干的脆皮猪。为什么还是说不熟？她在梦里急出一身汗，汗在炉子里蒸发，滋滋作响。家和和家乐牵着手站在炉子前，她让家和救救她。家和说，他只会救水，还没有学会救火。家乐耸动着肩膀：“咯咯咯咯……”
被炉壁亮红的光映照，壁上突然开出一眼黑色小孔，周苇走进孔内，阴凉潮湿，狭窄柔软如羊肠。有遥远的水波声荡过来，她继续往前，片刻后，便置身于羊肠的尽头。她看见一方弧形拱顶的洞穴，洞穴的下方是一潭深色的湖水，而自己正侧卧在水的中央，一左一右地摇晃。摇晃着，整个洞穴都在摇晃，湖面被摇晃成透明的弹珠，她被吞噬进中间，变成裂纹一般的弹核。然后，穴壁蚌壳一样从中间分开。
光进来了，一张熟悉的脸浮现在眼前。
周苇开口叫：“妈妈。”
对面的人一愣，摸着她的头：“这孩子，烧糊涂了。”
于是，整个童年随之跌回到黑洞般的深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