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形势与对外政策》：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

1949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中国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因此，中国必须客观、准确地判断形势，制定符合国情、符合历史发展的对内对外政策，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政权，维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进而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内外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大事件。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而严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不巩固，社会不稳定，国民经济处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状态，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城市失业严重。1949年全国生产水平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70%，轻工业产值下降30%，农业产值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同时也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尽力争取国际支持，与世界各国建立经济、政治关系。中国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要与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学习它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自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动对外战争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集团被彻底打败，德国、日本领土被盟国占领，面临着世界正义力量的审判，国际地位下降。欧洲的英、法等主要反法西斯国家，或领土曾经被德国占领，或遭受过大空袭，综合国力和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在西方世界中，只有美国的国力得到提升。在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非但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其军事工业还在战争中获得长足发展，并拥有核武器，综合实力决定其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二战结束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东欧、亚洲都先后出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高潮，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从战争中并肩与法西斯战斗的盟友变成了竞争对手，成为代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超级大国。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优势地位。

二战结束后，美国将势力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以巩固其优势地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作为战争时期的盟国能够继续保持同盟关系。罗斯福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动的影响”[3]，希望战后执掌中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亲美政策，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地区的蔓延。抗战胜利后，美国以立体化的运输力量从空中、陆地、海上将国民党在大后方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到受降第一线，使国民党独享抗战胜利果实。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后来的中国内战，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给予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大量实际支持。

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在政治上拒不承认，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在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支持并参与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和轰炸。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4]。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织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相约不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中国被列入禁运国家名单中。美国政府多次强调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认为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占领，美国的太平洋生命线就会受到威胁。美国驻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直白地说，“台湾如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给船，绝不能让台湾落到共产党手中”。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阻挠中国的统一。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针锋相对。1949年1月，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旨在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苏联投入大量力量发展现代军事技术，以打破美国的核垄断。1949年5月，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5年5月，苏联等8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同盟。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密切联系，社会主义阵营形成。

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苏联对新中国给予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1949年10月2日，苏联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3日，中苏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国、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邻国也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国虽然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却在1950年代初承认新中国。

中国冷静分析形势，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不可能立即消失，两大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将长期存在并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应充分考虑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积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也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并为地区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二 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新中国的领导人就开始筹划未来发展的目标，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在于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5]。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总方针指引下，中国采取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政策。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清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中国将重新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中国过去的旧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些关系必须推倒重来，以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认为在两个阵营之间，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重新建立外交问题上，中国宁愿等一等，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也就是说，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毛泽东在论述“一边倒”外交方针时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中国认为，在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中国必须做出选择，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必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关于“一边倒”，毛泽东提出中国应主动地倒，免得建立被动地倒。现在学界对于“一边倒”政策，有许多分析研究，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绝对”“简单”的成分，缺乏灵活性。但是，如果考虑当时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就能全面认识这个政策。其实，在以后的对外关系中，中国逐渐改变僵化的方式，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就很好地把握了外交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实现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合作与发展。

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一直没有完全以意识形态作为唯一标准，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流，更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铁板一块，而是保留与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余地。中国认为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新中国的政策不尽相同，中国应该区别对待。中国对那些可能和我们成为朋友的国家，要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不要把他们推向敌对阵营。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7]这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与胸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郑重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8]。明确表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任何政府，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就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9]

为了拓展外交空间，打破美国的封锁，中国区别对待资本主义的在华特权，“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有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未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认为“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10]，表现了外交上的灵活性。

中国领导人还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运用到外交关系中，重视发展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调动一切积极性，充分发挥各国民间人士、民间团体和各国在野党的作用。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11]中国一直重视开展“人民外交”，特别是冷战时期，重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存在的民间和平友好力量，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在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交流中，中国强调应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应该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人民开展友好往来，通过中外民间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这些国家的政府转变政策，使其承认新中国，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1952年，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要“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12]。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互通有无”，开展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敌视政策。由于中国政府制定了比较灵活的外交策略，冲破了西方的封锁，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195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中苏两党是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两党关系恶化必然影响到两国关系。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将反对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重点，实行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中国为取得对外关系上的主动权，要联合世界上更广泛的力量，发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13]表明中国愿意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合作，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4月，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亚非国家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赢得了与会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赞誉。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很多国家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

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霸权主义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同与支持，国际地位日益上升。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进一步拓展外交空间，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团结更广泛的国际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认为苏联霸权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应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策略，主动与美国改善关系。中美关系缓和影响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中国将继续坚持反霸立场。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力量也在不断增长，而且超过了战争力量，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判断：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应该尽力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进行国内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此，中国调整了对外方针，将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上，而不再是准备打仗。中国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综合国力、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4]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长期的对外战略目标，为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1世纪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变化，中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尽管如此，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战略，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的对外方针是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制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目标。为此，中国不仅重视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也重视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国制定的与日本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政策方针，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典型范例。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形势下，研究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汲取历史经验，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