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哲学源于惊异，始于怀疑，兴于论辩，成于思考，但无定型，无定论，无定评。

我年轻时对于哲学的兴趣，乃出于一种奇妙的心理：也许是由于从事语言专业的原因吧，我总不满足于语言本身而总想探究语言背后所隐藏的东西，那便是哲学和心理学，还有文学艺术等体现人类思维、感情和意志品质的东西。乃至真的有所接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留学两年，接触到古希腊哲学和西方文明的基本文献，便产生了对古希腊哲人尤其是对以苏格拉底作为哲学殉道者人格的敬慕，并深感自己对于国学的无知。及至回国后涉猎国学典籍，方惊异于中西哲学之间的巨大差异，以致怀疑这种差异到底是表面的还是根本性的。这与我一直在追寻的哲学玄思中可能孕育着生活的智慧的思路相去甚远。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思胜于学的消退，把我抛入对学术演进的冷静思考之中，一直追溯到“五四”、晚清、两宋，乃至先秦时期，又返回汉代儒学，宋明理学，以至现代学术。中西典籍之外，那些先贤，如胡适、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对我影响至深，而为了满足那年轻、干渴的心灵，一个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便是买书、读书、思考、讨论，然后写书，一点一点地写，艰难苦涩地写。

我对于《公孙龙子》的兴趣，也源于欲寻求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起先是陕西师范大学几位老师之间的讨论，很奇怪，讨论者都是外语系的老师，大家从外语老师对语言的敏感、对国学的无知，以及对古汉语的向往这一路径，进入了《公孙龙子》。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所以及人文研究所，我们有更多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和哲学的老师，因此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这使我觉得颇有一些收获。起先我觉得，在先秦的典籍中，《公孙龙子》篇幅不大，思想独特，不妨利用语言之便，将其译成英文。正是在一篇又一篇，一遍又一遍英译的过程中，我得以参考诸家注本和疏解，然后又把古文译成今文（今译），或把英译倒译回来（回译）。这样，今译就成了古文和英译之间的中介环节，或者是二者杂交的一个衍生物。而回译也是一个异常有趣的语言实验的场所，让古人今人在同一文本的不同时代转换中，找到思想的变化与连接。这样，中西对话的形成，古今思想的贯通，也就在这字斟句酌之间，在反复的研讨请教之中，其乐无穷。待到三易其稿，原文注释和译文都逐渐有了点儿眉目，便收获了初步的喜悦。在文本今译英译的过程中，伴随着理解和表达，语篇分析和文字训诂的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其后，随着篇目顺序的重新排定，不仅公孙龙思想的发展脉络得以逐渐清晰，从分析到解释的转移，又给我提出连篇成思以重建公孙龙思想体系的任务。

这一任务大大加重了我的阅读和思考分量。我抛开自己搞的今译英译草稿，放下《公孙龙子》诸本的校注和疏解，按照《公孙龙子》文本中所显示的逻辑学、语言学和一般哲学的思想线索，开始重新研读有关先秦典籍及古人今人的评说，对老庄孔墨从公孙龙的角度加以审视。至于古希腊哲学、英国经验主义、欧陆人文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语法哲学，则以比较的眼光纳入视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因明逻辑、对话理论、语言学、心理学兼而涉猎，或有重点地研读，以期寻求分析的方法和理论的参照。在经过了这一番为期两年多的思想漫游之后，再重返《公孙龙子》文本的今译英译，就不仅感到宾至如归的亲切，而且有了几分“了解之同情”的深度。公孙龙独特的人格和才性，其命题的含义和论辩的方式，以及世界—思维—语言的三重架构，逻辑学、语言哲学和一般哲学相统一的基本思想脉络，都日见明晰了。

然而，自以为心有所得是一回事，把一己之见上升为思想，系统地进行分门别类的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但是我相信，公孙龙和其他任何著述不多而思想独特的古典人物一样，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势必大大超出其见诸文字的三千余言。文本的注释和疏解只是一个连篇成思的准备而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思想的历程和逻辑的论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路线，这使得文本分析和名义分析本身其味无穷，完全超脱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古典式治学套路，而进入现代学术的前沿阵地。我发现，在逻辑学领域，公孙龙的思想连同他所提供的众多例证，几乎可以撑起传统形式逻辑的主体架构，而且有其独特的论证方式、论辩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语言哲学方面，公孙龙尤以其丰富的资料、深刻的寓意和汉语的特点，为今天的有关指云与意义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其思辨性、分析性方法与逻辑学一起，同今天的语言分析哲学遥相呼应。在哲学领域，公孙龙不仅有其以物的世界和观念界相对而言的二元同构说，而且有源于感觉分离而又依次上升的知性哲学认识论连接现象与观念的二重世界，显得浑然一体而又不相矛盾。只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甚至由于文化资源的不足，基本上囿于知性逻辑学的公孙龙，以理性导引知性建立形上观念体系的任务未能最后完成，而其社会伦理观中则流露出求稳惧变的思想，因而在总体上未能跳脱传统文化的樊篱。

思想的探索和研究，离不开对文化资源、社会状况与学术传统的认识和评价，尤其离不开对某一思想家本人在企图重建他的思想的过程中一种人文的理解和解释。好在已经有了不少前人的研究为此奠定了基础或启发了思路，但也有许多误入歧途的做法和令人费解的言论，但这总比孤身一人进入荒荒大漠凭空盖起一间茅屋要幸运些。然而，这种“搭架子”而不是“挖洞子”的治学方法，难免有其本身的局限。洞穴可以藏身，茅屋却要经风雨。在中西比较和多学科交叉关照的视野中，以今人的视角与古人对话，甚至不得不用西文学古人说话，其中的纰漏和牵强或许是难免的。尤其是把《公孙龙子》三千余言拉成几十万言的书稿，原来的微言大义肯定会有所损失，而画蛇添足的解释和说明也无法完全幸免。这就迫使我进行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在某些局部的、有所发现的地方，也运用了“挖洞子”的方法，即从一点渗入向四面扩展，连线成片的思维方式。这样看来，在一座貌似现代化的三重结构的大厦的内部，也设置了半地下室和地道一样的通道，通向学问的四面八方，地上地下连成了一片——使得一个立体的结构，历历在目了。然而，这毕竟是20多年前的一番努力，如今回忆起来，反觉得幼稚而新鲜，甚至出奇的大胆。但有一点似乎可以坚持，那就是在传统学术复兴的过程中，倘若不在今人的思绪中展开来说话，则古人的思想也终究难以充分显示出来。从古到今或从今到古相互推求，实际上，也就是学问天地里的上下求索。或许思想本身本不该有定型、有定论、有定评，只不过是从古到今从西到东的一趟趟漫游罢了。

在本书的酝酿、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学界同人和出版界朋友的多方帮助。美国汉学家高谔先生（Edward S.Krebs）、希腊哲学家Marianne Benetatou女士、国际友人Peter Richards先生曾先后审阅修改过《公孙龙子》的六篇英译。马养新先生详细审阅了逻辑学研究部分，郭芹纳先生审阅了诸篇关键词例释，刘学智先生通读过六篇今译。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了若干宝贵意见，这里谨一并致谢。赵馥洁先生在百忙中欣然为本书作序，鼓励后进，并详细审阅了本书的思想研究部分，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尤致谢意。

三秦出版社的高立民和陆军两位年轻的编辑，以“白话解读”的名义将其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系列，让一本小书流传学界，使我有了最初的成就感。三秦学人的治学精神，至今令人难忘。而今20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同人少年，已是白发斑斑，有的已离我们而去。而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对这本旧作加以修改、重印，乃得益于一种时代的鼓励。想当年我在位于古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从事典籍翻译并申请成功本领域全国第一个硕士点的时候，典籍翻译和研究在全国还没有形成风气，只有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汪榕培先生在做，经过我们的努力，南北呼应，汇成一体，逐渐成为风气。后来，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汪老师虽年事已高，仍担任会长，后又推举我继任，可谓任重而道远，我们每年开会后辑成《典籍翻译研究》出版，影响遍及海内外。

这次《公孙龙子》一书的修订工作，多亏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出版基金支持。兹将本人有关中华典籍研究著述数种，一起列入“国学典籍研究与多维翻译”丛书，陆续修订刊出，以完成多年的夙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当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办学的，其发展学术的精神尤为可嘉。往大处说，也是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借了高校学科建设的先见之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相当的提升，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复兴，为中华学术外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本旧作列入其中，原本是不打算有太大改动的，后来还是做了一个完整的修订计划，再加上半年来反复修改中发生的变化，最后呈现的结果如下。

1.把原本《公孙龙子》六篇英文文本，从附录移到正文，成为古文、注释、今译、英译、疏解等的文本翻译和注释系列，构成《公孙龙子》文本研究的基础和基本样态；把原先属于下编的第一章，“《公孙龙子》文本研究与公孙龙思想的重建”前移到上编，和《公孙龙子》六篇正文及其注释等翻译文本形成一个理论上的呼应，一起构成现在的上编“《公孙龙子》文本注疏与公孙龙思想的勾连”。

2.对原书附录中的公孙龙生平来源复杂、资料庞杂的情况，做了一次清理。再结合考察“士”的概念和战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公孙龙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回归历史文化语境的恰当机会和理念世界，并将其作为上编第三章“公孙龙其人其书其思想述要”。这一章与其说从六个方面评价了公孙龙的贡献，毋宁说将公孙龙其人一分为六，显示出他的不同面向——作为志士、察士、辩士，他能通变、体道、崇圣——其人格辉煌、学识渊博、智慧超群、光照后世。而对于他晚年的“见绌”，也做了合理的解释。

3.做了以上调整后，下编“《公孙龙子》的多学科研究与公孙龙的世界”，就集中在了公孙龙子的逻辑学研究、哲学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三大部分。在这三个部分中，改动最大的还是逻辑学部分，包括原始分类和“类的逻辑”概念，系词“是”的普遍缺失，《指物论》七大论题的臆说，逻辑框架和逻辑方阵的比较等。这一部分主要参考了中西逻辑学发展史，补充和扩大了与西方逻辑、印度逻辑（因明）的沟通部分和对照研究部分，使其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通达的国际眼光。

4.在下编结束的时候，根据现有的研究史料，新增加了第七章“大风遗响，知音渺茫”。本章较为系统地回顾了辩学传统和公孙龙子研究的历史，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与衰落之势来看，一方面是墨辩逻辑的总结和正统化，一方面则是论辩论题的衰退和庸俗化；至于两汉的评论和魏晋的著录，以鲁胜的《墨辩注叙》为代表（有今译英译和疏解），到盛唐和明清时期，以程智的《守白论》为代表（今译英译之外，做了较深入的解读），一直到民国时期古典研究的复兴，以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为代表（力争有较全面的评论），最终以郭湛波《先秦辩学史》作为收笔。抚今追昔，我们今天重提古典学的意义，基本上是继承近世以来古典学的复兴传统，并对当下的研究和学风提出批评。

学海无涯，光阴似箭。从21年前古城西安一个辞旧迎新的除夕，到今天京津之间一个梨花满园的清明世界，从风华正茂的一介关中学子，到年逾花甲的津沽学人，此书稿的修订出版经历了一番苦寒，必将预示着一个新的开端。

这使我想起丙子年（1996年）为初版作序的赵馥洁先生。先生虽已故去，其序言一仍其旧，冠于书前。还有张岂之先生主编的《华夏文化》杂志，曾及时地刊出了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作为津沽学人，吸纳京津学派的精华之外，我的学术研究仍然立足于古老的三秦大地和长安学派。所以，对于三秦大地和古城长安以及故旧新友，感激之情，至今犹在怀。

恳望学界前辈时贤不吝赐教，大家一起努力，把中华古典学术研究和典籍翻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王宏印（朱墨）

2018年4月7日星期六初稿

于天津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

修改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