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
王丽[2]
摘要：我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取得重要进展，既存在新媒体传播、汉语国际化、丰富的品牌传播平台等发展机遇，又面临缺乏对文化交流对象的深入、实施主体交流功能不足以及文化交流载体效能有待提升等重大挑战。分析“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和稳步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 新媒体
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从整体上看，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影响力还不是很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传播上尚处于弱势。“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众多，面临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基础、文化习惯、民族习俗以及宗教思想等，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同时也为推进“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深入交流合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 面临发展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加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开创了一体化、合作和充分参与的新局面。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文化部于2016年出台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为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制定了规划和发展方向。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进一步增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感情，推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蓬勃发展，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影响力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静态的口头宣传，而是要促进文化交流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将继续加强和发展全面的、系统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
（一）新媒体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
在“主体间性”特色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以往单纯的口口相传、书籍传播等传统交流方式，因时间和空间制约已经不适应当今文化交流需要。如今，网络、卫星通信等技术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秀的媒体。具有多样性、流行性和互动性的新媒体使文化交流超越时空的限制，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不同的文化。[3]新媒体融合传统媒体，多渠道全方位传播“一带一路”倡议。据统计，很多机构，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网都设立了“一带一路”专题。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带一路”特别报道》、《“一带一路”内参》、中国“一带一路”网都设立了微博账号。还设立了微信公众号，如“‘一带一路’100论坛”“‘一带一路’门户”“‘一带一路’观察”，推出围绕丝路故事拍摄的电影，如《大唐玄奘》《功夫瑜伽》等，还有以“一带一路”为主题打造的系列纪录片，像《一带一路》《数说命运共同体》等，都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成就。2016年12月31日，中国国际电视台正式成立，包括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支机构、1家视频新闻机构和一个新媒体集群，为全球观众提供内容丰富、专业素质高的优质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人们坚持以平等交流方式为核心，充分利用先进的新媒体技术，整合自身文化特色和不同环境，利用新媒体创新发展各种动机的新传播载体，已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语言载体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沟通桥梁
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语言是人类心灵沟通的重要桥梁。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面临不同文化的差异，需要了解和通晓对方的语言，因为，语言是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这也是实现国家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一种手段。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开展了“促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积极满足沿线国家的需要。仅在2016年，国家就派遣了涉及42种非通用语言的1036人出国学习和培训，填补了9种国内空白语言。我们将支持北非和南非的大学或学院开办外语专业，以实现外语专业的全面覆盖。与此同时，17万人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沿线国家共有46万人通过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习汉语。[4]孔子学院是解决文化“走出去”语言障碍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创办于2004年。截至2017年10月，已经在142个国家设立了516所孔子学院和1076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分布在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率为61.7%。各大洲覆盖率由低到高，分别为大洋洲覆盖率25%、美洲覆盖率42.3%、亚洲覆盖率55%、非洲覆盖率63.3%、欧洲覆盖率93.5%。[5]依据《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发布的信息，截至2016年底，已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066个汉语考试考点。其中，中国大陆371个，海外695个。孔子学院已成为促进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全球品牌和平台，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提供了便利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孔子学院作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机构，在实现汉语国际化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
（三）品牌活动的多样性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平台
作为我国政府主导的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机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自从2002年成立以来发展迅速。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已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截至2017年12月，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增加到35个。仅2017年，中国就在以色列、保加利亚、缅甸和越南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还与土耳其、阿根廷和突尼斯签署了建立文化中心的协议。[7]分布在五大洲的中国文化中心围绕“一带一路”，以文化交流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构建起新的对外文化交流网络，不断丰富和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外延与内涵，它使中国文化中心作为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桥梁和窗口的作用更加突出。
文化论坛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会聚了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文化传播者，通过论坛研讨方式加深双方的了解和认识，对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国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力量积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召开论坛，除了世界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包括由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与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一带一路”经济文化交流委员会合作举办的“四海同心”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论坛。论坛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风采，帮助建设“一带一路”。[8]还有2017年12月深圳举办的“一带一路”中国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以及2018年1月在陕西召开的“智慧连接·共创共赢”2018“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艺术教育高峰论坛等，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举办了许多国际文化博览会、论坛等交流合作平台。例如，“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为来自所有国家的媒体相互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高端论坛和跨学科智库联合体也已正式成立。智库联合体由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和八所大学的十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联合成立。一批国内外年轻学者和专家在“一带一路”博士论坛上就投资、金融、外交、人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了如何推进“一带一路”理念，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其中，中国医生也展示了他们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文化论坛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为主题，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面临重大挑战
（一）对文化交流对象的认识不够透彻和深入
“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国情、民情复杂，目前“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无法满足沿线国家不同受众的需求。沿线国家对文化交流对象的认识不够深入，现有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误解。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为例，中阿交流历经两千多年，源远流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建立了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提供了崭新契机。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人仍然对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读和负面情绪，将伊斯兰文化视为恐怖主义的根源等。同时，阿拉伯国家的许多民众也对中国的发展情况和“一带一路”倡议了解有限，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模糊印象，并受到负面报道和虚假信息的误导，对“一带一路”存在很多误解。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方面都呈现依赖西方化的倾向，缺少中国人自己的实际调研与一手资料，[9]缺乏对交流对象的系统认知和深层次研究，使对方无法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丝路精神，不能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
由于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交流，“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呈现不平衡和简单化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将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一直放在发达国家。无论是通过媒体报道还是影像影视，海外华人文化活动组织都是针对欧美人的。[10]通过对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联合国际著名调研平台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所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与意愿”年度大型跨国调查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就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而言，俄罗斯、土耳其、韩国受访者居前三位，南非、以色列受访者认知程度相对最低，法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五国受访者居中段。与中国大力向欧美国家投放外宣资源相比，近年来中国在拉美的文化传播投入较少，也比不上在亚洲和非洲的投入，但相对于亚洲、非洲与中东地区而言，中国在拉美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介入审慎渐进[11]，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了解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现状，促进拉美民众的情感认同及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和理解。可见，当前“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过于偏重传播者的主体意识，片面强调我们传播的内容，忽视了对沿线受众的了解，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进行深入认知和客观判断，缺乏对受众群体的精准设定和传播，这是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难以回避的困难和挑战。
（二）实施主体交流功能不足
一是政府机构职能发挥能力和效率有待提升。当前“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尚处在发展阶段，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帮助。我国中央文化行政部门之间存在交叉管理内容，但因文化管理职能分散和管理交叉盲点，不利于效率的提升和规模化发展，亟须建立综合对外文化传播与外教、科技、旅游、体育、外贸、外援等各个层次的管理体系，缓和当前文化管理效率低下的矛盾，更多地利用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的沟通融合。通过长期持续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形成集对外传播、对外贸易推介和形象推广等多效应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交流系统，提升“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跨越发展。
二是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面临困境。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与国际社会组织相比，仍然缺乏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据统计，截至2016年9月3日，在全球4360个具有联合国经济理事会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中，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仅有56个社会组织，仅占1.1%，不符合中国经济和外交大国的地位。美国有951个，几乎是中国的19倍。[12]另外，缺乏具备广博知识、良好政治素质和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要求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国际事务参与经验、良好的沟通技巧、强烈的合作意愿和良好的人际网络，这些都是当前社会组织需要解决的难题。另外，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外部支持机制和自身管理机制不健全。在北美和欧洲，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渠道多种多样。政府援助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社会组织流向世界的。合作模式是政府与国内从事国际事务的社会组织合作，将资金转移给国内社会组织并将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然后国内社会组织展开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的合作。目前，中国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主要通过政府机构实施，中国的对外援助缺乏私人参与的活力。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能力仍然不足，参与外援机制的程度很低，在中国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13]并且由于资金困难导致自身发展不稳定、不持久，在管理体制、交流合作、沟通信息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一些社会组织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的参与是肤浅的和形式化的，它缺乏文化交流的内涵和交流的实际效果，不能真正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共同感情。
三是国内智库没有针对性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研究。目前，中国有许多智库在研究“一带一路”，但大多关注宏大的理论构想，或者仅仅围绕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区域、投资风险和宗教思想等基本情况做一些国别或区域的基础性研究，缺乏对沿线国家的详尽调研和与具体产业项目挂钩的调研，比如最近泰国在与中国合作修建高铁问题上的反反复复等问题，就反映了国内智库研究的盲目空想特点。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智库积极加强与政府、企业、国外智库等合作，通过联合调研和加强对话，利用各自优势联合研究寻求解决的方法，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大作“空中楼阁”的理论文章。例如，如果一些组织擅长青年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技能，与外国青年组织或青年学者进行广泛接触，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并与他们一起做更多符合青年自身实际情况的工作。只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智囊团才能为“一带一路”研究谱写交响乐和合唱曲。
四是留学生及沿线国家民众等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形象的认知不够完整和真实。根据2016年10月北京高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认可度的调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不同国家的国情非常不同，对中国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也非常不同。深入访谈和统计结果显示，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一些能够代表中国的物质文化形象认识不足，不是因为他们持消极态度，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和不熟悉中国文化。[14]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破解了一种“刻板印象”，即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全面认识中国。长期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私人联系很少，彼此缺乏沟通和熟悉。此外，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水平普遍偏低，有些国家甚至信息非常闭塞，这也是中国形象得不到普遍认可的原因。对于在中国的外国学生来说，他们在中国的个人经历和直接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新的信息，这将引导他们重新认识中国。在深入访谈中，许多在华留学生意识到中国的真实形象不是他们最初的印象。[15]但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比较滞后，没有充分运用新媒体和互联网社交资源加大文化传播力度，使留学生和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和中国道路缺乏全面立体的认识，不利于当前“一带一路”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三）文化交流载体效能有待提升
第一，媒体传播缺乏对“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传播影响力偏弱。当前，我国传播媒体的总体实力逐步提升，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全方位大量报道。从媒体报道内容来看，涉及经济、贸易、风险、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层面，但形形色色的传播流于表面，缺乏对丝路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没有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挖掘、传播丝路精神和和合理念的时代价值，没有认识到传播方式体现和交流和合文化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意义。并且，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媒体在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上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2017年度世界媒体500强排行榜，来自美国的谷歌（Google）荣登冠军，营业收入高达894.60亿美元；康卡斯特（Comcast）排名第二，营业收入为804.03亿美元；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排名第三，营业收入为551.37亿美元。榜单前10名媒体中，有9家来自美国。从入选数量来看，美国占据95个席位，平均营业收入62.47亿美元。中国大陆共有77家媒体入选，数量再次超过日本和英国，仅次于美国，但平均收入（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媒体）为8.29亿美元，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的媒体传播很难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肩，在深层次的文化理念和传播影响力上都亟须提升。
第二，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语言载体，孔子学院的传播方式有待创新。作为对外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孔子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对文化软实力的强势推广，容易带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误读和排斥，在西方反对势力的挑拨和破坏下，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官方网站报道，该校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协议将于2014年底到期后不再续签。同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也表示不会继续就孔子学院的重建进行谈判。因此，仅仅局限于语言传播，而忽视深层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很难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文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同时，由于孔子学院对自身定位认知不足，与当地交流不足，发展缓慢。大多数孔子学院建于2013年之前，它们与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建设缺乏有效的联系，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迫在眉睫。根据调查和统计，在“一带一路”沿线的73个国家中，有61个国家建立了229所孔子学院和197个孔子课堂。然而，“一带一路”沿线仍有十多个国家尚未建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值得注意的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亚，沿线15个国家只有13所孔子学院和2所孔子课堂。就数量和规模而言，它们无法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的语言服务和人才支持。[16]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在政府的引导下，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创新“一带一路”对外交流理念，构建多动力交流平台和载体，满足沿线受众需求，在尊重文化交流主要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倡导丝绸之路精神和和谐理念，加强与受众价值观、情感和目标的沟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和文化的沟通，不断创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新模式，拓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新路径，提升文化产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构建动态系统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和交流体系。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的内生特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ZH009）阶段性成果。
[2] 王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兼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国家形象、文化传媒。
[3] 唐小松、张自楚：《中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6期。
[4] 《20多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在华留学》，《经济日报》2017年5月12日。
[5] 《砥砺奋进的五年：数据看孔院（2012-2017）》，孔子学院总部官微，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2017年10月23日。
[6] 张泗考：《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
[7] 《构建新时代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网络》，《中国文化报》2018年1月10日。
[8] 《“一带一路”文化论坛举办》，《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20日。
[9] 周亭、王润珏主编《融合与创新——“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第119页。
[10] 杨越明、藤依舒：《十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与偏好研究——〈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与意愿〉年度大型跨国调查系列报告之一》，《对外传播》2017年第4期。
[11] 刘康：《利益、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中国崛起的全球民意调查》，范红主编《国家形象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第237页。
[12] 黄浩明：《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中国社会报》2017年6月23日。
[13] 黄浩明等：《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与路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4] 哈嘉莹、尚晓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中国形象认知研究——基于物质文化的调查分析》，《对外传播》2017年第7期。
[15] 哈嘉莹、尚晓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中国形象认知研究——基于物质文化的调查分析》，《对外传播》2017年第7期。
[16] 李宝贵、刘家宁：《“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