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

张侃[1]

摘要：回顾近百年的新史学发展历程，民间历史文献最早被史学界关注与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发生重大转折同步，它在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中露出端倪，而后得到章太炎及其弟子等人应和，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产生密切联系，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遂成为时代潮流与必然趋势。在新史学提倡“眼光向下”的研究风习之中，顾颉刚成为史学与民俗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者，他将“层累史观”延展到“从民俗看历史”的学术实践。在南下福建厦门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后，顾先生力倡历史文献收集的新旨趣影响了叶国庆等年轻学人的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的分析路径的形成。傅衣凌在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新导向真正实现了“民间文献证史”的学术范式，而动力则源自“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证。傅衣凌以民间文献分析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及其社会性质，以揭示与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之处，获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认知。本文以学脉与学理为视角，梳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民间历史文献成为先行者和后来者的对话平台，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探索、促进研究范式的完善。

关键词：民间历史文献 学术史 新史学 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强调文献解读和田野调查、社区研究，注重庶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研究，在进入社会的“草根”阶层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庙宇碑铭、宗族谱牒、宗教科仪书、民用类书、日记账簿、歌册唱本、民间药书等历史文献。数量庞大的民间历史文献本身源自基层社会文化，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民间历史文献”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呢？许多相关论文以“民间文献”或“民间历史文献”为题予以了阐述。饶伟新以一个乡村社区的民间历史文献为例，阐述了民间历史文献文本的分类系统、生产机制、保管流传、使用权力等相关问题，以“文本社会史”审视文本与社区的关系，以揭示各类文献在社区生活情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所产生的文化传承效应。[2]杨培娜、申斌以契约文书为例，阐述20世纪民间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过程，认为学界在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时存在三个转变：收集从“文献搬家”走向了“就地保存原件、复制副本”；整理从“打散文书、内容分类”走向了“现状记录，保持文献固有系统性”；研究从“就文献论文献”走向了“结合田野调查在文献留存现场解读文献，构建多元史料群”。[3]黄向春从民间文献的书写性、民间性、地方性、实践性、日常性与民俗性等基本特征入手讨论民间文献利用与建构总体史的关系，认为民间文献全面呈现了中国历史上以文字系统为载体的文化在基层社会的存在、传承和演变，深刻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一体与多元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他还认为，民间文献研究在方法上必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理论和概念将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与当代科技结合，采用数据库与数字人文工具也是必然趋势，而在此基础上，民间文献可以展现总体史研究的四个层次，即历史实践的总体、社会体系的总体、时空脉络的总体、关系的总体。[4]

其实，“民间历史文献”一旦作为学科，还有诸多关键内容需要进一步阐述。比如其学科成立的学理依据何在？如何在具体社会空间中揭示民间历史文献的产生、流通、传播过程？如何认识民间历史文献作为知识整体的内在逻辑？如何收集、整理或呈现民间历史文献？考订、辨析民间历史文献的要点何在？民间历史文献的不同文类有何有机联系？它与传世文献、官方典籍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可相互参照之处在哪里？尤其重要的，民间历史文献能展现的历史广度与限度在哪里？它能提供给史学界怎样的创新点或激发何样的新思维？或者更进一步讲，它是否有潜力推动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学术发展史表明，一种新的学术观念或学术视野逐渐演化为规范领域、知识体系与历史观，不仅要具备可不断挖掘学术潜力的学理，还要经历多次转向不断深化其内涵，而且多次转向之间的联络并不一致，有时有明确的承接关系，有时则是自发的研究实践。不过，多次转向并非没有核心，以事后角度予以观察归纳，它们之间体现的方法旨趣仍可贯穿成为学术谱系和学理脉络，这就是俗称的“学脉”。本文从宏观角度对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学脉”进行梳理，可等同为学术史的论述。然而，任何学术发展都离不开学术环境、研究实践的综合作用，因此本文希望以史学实践和学科观念的互动关系深入理解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内涵，具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民间历史文献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发展过程中予以理解，从时代状态与学术流变切入，考证和梳理史学界运用民间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学术共识；二是借助研究实践，着眼于经验描述与理论探索两个要点，归纳和总结作为学科的“民间历史文献”所强调的方法论旨趣。

辨析学术源流，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一定会有不同的回答。他们主要依据已有资料，并在各自的想象中重构，思路主要取决于既有材料的性质和理论偏好。如施爱东指出，“如果一个学术史家手上只有一堆学术论著，他就只能从文本分析入手；如果他手上掌握了一批当事人的学术日记，他会更愿意从学术关系入手。当材料不够用的时候，他会把有限的文本掰碎了，捻细了，条分缕析地用；当材料丰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得划定边界，详加辨析，择善而从”。[5]在当下的史学研究实践中，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属于尚在变化发展之内容，按上述研究策略并将学术实践概念化，肯定存在削履适足的不当之论，尚祈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