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1]
（1978年12月5日）
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由袁宝华同志担任团长，邓力群同志担任顾问，应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对日本工业企业管理问题进行了考察。代表团分三组，重点考察了新日铁公司钢铁公司、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和东芝电器公司等单位。
这次考察，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邓小平同志访日圆满成功、日本掀起“中国热”之际进行的。日方对这次考察很重视。在他们的协助下，考察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我们代表团是由一些大公司接待的，没有安排我们接触下层社会，这就使我们的考察有一定的局限性。
经过考察，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是要花大力气。
大有希望，就是说，日本地少人多，发展工业的基本资源除了有少量的煤炭外，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而且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从1955年到197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8倍，平均每年增长8.7%；工业生产增长8.4倍，平均每年增长11.3%，国民收入增长6.4倍，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职工实际收入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5.6%。工业生产20世纪60年代初期占世界第5位，1973年跃居世界第3位。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已经接近美国。我国与日本相比，土地面积比日本大26倍，人口比日本多8倍，发展工业的基本资源十分丰富。我国人民勤劳智慧，社会主义制度也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本来是很快的，当时，经济水平同日本差距不大，后来，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政局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干扰，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又有党的领导，还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能够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呢？经过考察对比，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把可能变成现实，要花很大力气。必须下决心从思想上来个大解放，彻底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打掉框框，冲破禁区；在政治上，要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在经济上，要坚决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要实现持久的、稳定的高速度；在经济管理组织上，要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坚决地、彻底地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提高管理水平；在工作上，要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做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基础工作，包括普及和提高教育、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所有这些，都要花大力气。否则，条件再好还是不能成功的。
日本工业发展速度快，有很多原因，如政局比较稳定；美帝侵越战争、朝鲜战争期间对日本经济的扶植和刺激；日本政府采取每个时期有重点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资产阶级力图缓和阶级矛盾，想方设法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拴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也从美国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但是，管理问题并没有引起整个工业界的普遍重视，更没有像重视先进技术那样重视科学管理方法。多数企业仍然采用战前的老办法，靠公司行政命令，层层照搬照转，他们称之为“精神管理”“鞭策管理”，从上到下缺乏一套适应现代化技术的科学管理方法。结果虽然从美国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而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和成本都大大落后于美国。这种状况，同今天我们的情形极其相似。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普遍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并结合本国的传统加以消化，创造了一套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现代化的、适合日本情况的管理办法。同时，他们不惜花巨额外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进后，就组织科研、设计、制造方面的力量，加以研究，边使用，边消化，进行仿制和改进，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国内迅速推广，迅速提高了本国的机械制造能力和科技水平，并能出口。这样，他们才赢得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高速度。过去名声不好的“东洋货”已成为世界第一流产品，有很强的国际竞争能力，世人为之刮目。
日本人把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称为经济“高度成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他们把管理比作“软件”，强调管理是一门科学，没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就没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们把管理、科学、技术称为现代文明的三鼎足，把人的能力的开发、管理技能的发展，看作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这一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从一开始，就应当实行引进先进技术与引进先进管理方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逐步地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看了日本的一些工厂以后，发现我国一些工厂的厂房和设备并不比日本差，而生产效率却比日本低得多，我们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装备的生产能力，也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管理落后。我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固然很大，管理方面的差距更大。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强调引进先进管理方法。引进管理方法并不要花很多钱，却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很大的效益。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现将有关工业企业管理的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 工业企业管理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企业的组织
日本工业公司的组织多种多样，他们根据生产的特点，从有利生产、提高效率、便于经营出发，选定不同的组织形式。我们考察过的公司，基本上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如电力工业公司，产品单一，发电和供电同时进行，各发电厂的生产，由公司用电子计算机高度集中控制，按照严格的计划进行，各发电厂只管机组的安全运行，一切经营管理权都集中在公司，各发电厂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
第二种形式是，统一核算，分级管理。如新日铁公司，下属十个钢铁厂，是日本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产品比较单一（最终产品都是钢材）。各钢铁厂的生产指标和物资供应，都由总公司统一安排。但各厂在组织生产、核算成本、外包作业、零星购置、任用厂内干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权限，相对独立性较大。
第三种形式是，分级核算盈亏，分级管理，实行“事业部”制。如东芝电器公司，生产从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到成套发电设备，种类繁多，许多产品的生产是单独进行的，但在生产技术上又有一定的联系，在总公司下，按产品设20个“事业部”（类似分公司），分管25个工厂。各“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
此外，还有其他的形式，如丰田汽车公司，在生产方面，实行统一核算，分级管理，公司和工厂的关系，与上述新日铁公司的情况相似。但在销售方面，则由丰田财团另外的销售公司统一经营，丰田汽车公司不管销售。
所有这些公司，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财政大权都集中掌握在公司手里。所属各工厂的专业化程度都很高，整个企业是由许多专业化工厂联合而成的。
日本的联合企业许多是跨地区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所谓全国性的，是指其下属企业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而不是把全国同类企业都网罗在一个大公司之内。全国性的、同一行业的大公司有许多个，如日本有五大钢铁公司、十大汽车公司、九大电力公司，等等。它们相互竞争，竞相发展。我们在组织全国性的联合公司时，也不应把全国同一行业的企业都组织在一个公司之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果这样，就没有比较，没有竞赛，没有竞争，就容易把这种公司搞成行政领导机构，或者原有的专业局摇身一变，挂出公司的招牌，有名无实。
日本公司各级的职责、权限和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从我们考察过的公司来看，公司一级主要管：（1）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战略性”决策；（2）产销计划；（3）设备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财务预算；（4）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开发；（5）进出口业务。工厂一级主要管：（1）质量；（2）交货期（品种、数量）；（3）成本；（4）安全；（5）作业场地的清洁卫生。
公司设董事会，在董事长的主持下，定期举行各种决策性会议，做出决定，由总经理组织执行，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厂长都是精通技术和管理的、能干的专家，他们的责任是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贯彻执行公司的方针和各项决定，完成前述各项任务。厂长直接对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的工作由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各部门、各工厂，以及工厂的车间，工段，班组都严格实行首脑负责制，有职、有权、有责。
我们在日本看到，公司和工厂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放手工作，该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拿出主意，用不着到处请示，没有人干涉他履行职责，没有人代替他决断，更没有人代替他承担责任。他们的工作井井有条，效率很高，不是事事都找厂长，找总经理，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访问工厂时，厂长连续几天陪我们活动，也没有人找他，工厂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
许多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朋友曾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工业领导部门和企业领导人的职责和权限暧昧，党委书记、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各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责任，很不明确。他们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管好工业的。
我们应当明确规定各级负责人的职责，彻底改变那种大家都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的现象。我们企业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应当摆脱具体事务，紧紧抓住企业经营的大事。我们企业的各级干部，都应当职责分明，各负其责，这样做更为有利。
（二）企业的计划
日本各公司的生产，像一切资本主义企业一样，都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它们的计划是很严密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它们把企业计划叫作“生产销售计划”，主要特点是以销定产。公司在具体制订计划时，要确切地掌握两个方面的依据，一个是订货单，一个是市场预测资料。大型产品、专用设备、有特殊要求的产品，以及固定协作的产品，通常是按订货单编制计划，没有订货单、直接在市场推销的产品，则采用市场预测的方法安排计划。因此，各公司既有庞大的推销机构，又有现代化的商业情报中心。各公司都同商社（主要是商品产销的中介，有的也承包工程、经营工厂）保持密切联系，各大商社都有非常现代化的世界性的情报网，如三井物产商社，在5分钟内，就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商情收集起来。各公司不断按最新商情争取扩大订货单，按月调整生产计划，力图使计划符合用户和市场的需要，使产销紧密结合起来，既不短产和拖期交货，也不盲目超产，造成积压。
为了使产销衔接好，它们在编制生产计划时，详细调查用户对产品质量、规格的要求，研究如何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改进设计和工艺。根据销售计划制订生产计划，根据生产计划来确定零部件、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计划，劳动力增减计划，新产品试制计划等，使各项计划以生产计划为枢纽相互衔接起来。经过反复的综合平衡，制订具体的作业计划，按作业计划组织生产。
由于各公司都是以销定产，按生产的需要安排物资供应，相互间又有密切的协作关系和经济合同的保证，所以各公司就都能够准时地相互提供各自需要的产品，组织均衡生产，一般不会发生停工待料和产销脱节的现象。
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计划制度和计划方法，是在长期的竞争、危机、曲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各企业有计划，而且全社会也有计划，这是根本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我们的经济制度，更应当按需要生产，以需定产。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受苏联过去那一套的影响，我们的计划往往上下脱节、产销脱节，不是有缺口，就是造成积压。要改变这种状况，很需要把资本主义公司制订产销计划的方法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学过来，改进我们的计划工作。
（三）专业化和协作
战前，日本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比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落后，存在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协作也迅速发展起来，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适应发展专业化协作的趋势，防止大批“小而全”企业的倒闭，日本政府于60年代初，采取了工业结构的“双重化”政策，要求大企业不要简单地吞并中小企业，而要同中小企业建立多方面的协作关系，并于1963年制定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扶持，帮助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使中小企业生产专业化，提高效率，为专业化协作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日本的专业化协作，通常都以大公司为中心，联系大批专业化协作厂，如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有1240家协作厂，新日铁公司有400多家协作厂。大公司和协作厂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特点。（1）充分利用历史上形成的老关系，绝大多数协作厂都与大公司有几十年的协作、供销等经济关系。（2）各协作厂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但在经济土和技术上，对大公司有很大的依附性。有的，大公司直接投资；有的，大公司派干部参与经营管理；有的，大公司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工艺监督；有的，由大公司帮助解决一部分资金设备；有的，使用大公司的技术专利。（3）协作厂主要为一个大公司服务，但同时又与其他厂家建立协作关系。如东海理化电机工厂生产的汽车配件，一半以上供应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其余的供应其他汽车公司。（4）绝大多数协作厂是中小企业，但也有少数比较大的企业。这些大企业对某一大公司是协作厂，但它又与许多中小企业进行协作。还有些协作单位，如运输公司、清扫公司，都是较大的公司，它们同时为许多公司服务。日本的大中小企业，通过复杂的协作，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
由于专业化协作的发展，日本各大企业都能集中精力抓好关键性产品的生产，不断改进关键性技术和工艺。如新日铁公司君津钢铁厂，不但把厂内的清洁、绿化、食堂，这一类生活服务工作完全外包出去，就连从高炉车间到转炉车间的铁水罐运输，也外包给运输公司（新日铁公司的君律钢铁厂，在原料作业方面，自己只管配料，而把原料运输、矿石处理、焦炭制造都外包出去；在高炉作业方面，自己只管高炉冶炼而把高炉修理、铸铁机都外包出去；在转炉作业方面，自己只管转炉冶炼和连续铸造，而把添加剂的加工处理、铁料的集中压块、脱硫处理、铸型修理都外包出去；在轧钢作业方面，自己只管冷轧、热轧，而把煤气、切头、产品抽运都外包出去；在制管作业方面，自己只管成型、焊接，而把二次加工、非破坏性检查、管壁涂料都外包出去。同时原料和成品的厂内外运输，也都外包出去。机械、电气、仪表、水道的维修，自己只管一小部分，大部分也外包出去。全厂职工7000多人，40个协作厂的职工8000多人）。而中小企业由于产品单一，也便于大批量生产，有利于革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企业间的协作关系，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通常先签订“作业承包基本合同书”，对双方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原则性的规定。然后还要签订“作业承包合同书”，把合同的条件进一步具体化。至于产品的规格、质量和数量，还要每月定一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为了衔接大公司和协作厂的生产，大公司还将年度生产推销计划送交协作厂参考。由于双方都很重视信用，违反合同的情况是很少的。我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专业化协作将迅速发展。我们在组织专业化协作的时候，应当参考日本的经验，注意保持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并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积极发展新的协作关系，既不要轻率地肢解那些多年来形成的协作关系，也不要硬把统一的工厂简单地分割成许多个“专业化”的厂子，然后再去组织它们协作。
（四）质量管理
经过这次考察，我们对日本质量管理有了新的认识。日本人把质量管理叫作“品质管理”。工业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和生产活动，都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各级管理人员和每个工人对此都有明确的认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环绕着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的。他们强调，质量标准应以用户是否满意为唯一标准。各公司规定的质量标准，往往高于政府颁布的标准，而各工厂制定的标准，又高于公司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户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使用户满意，不仅要提高现有产品本身的质量，而且要不断发展新品种。日本质量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制度，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而且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好处，整个社会的服务质量和社会风气，也随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他们提出要“生产世界上知名的产品”。日本各公司都把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当作生死攸关的问题，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加强竞争能力、争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紧迫感。对照我国一些企业严重存在的片面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许多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对用户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等情况，感触颇深。
“好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这是日本工业界一个流行的说法。他们注重在设计、工艺、设备、原材料和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预先消除可能导致产生不合格品的各种因素。他们还通过先进的测试手段，检验各道工序的产品是否符合设计的要求。凡是不合格的零部件都不能进入下一工序；同时，对协作厂的设备、工艺、技术，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和检查，所以最后装配的产品是高质量的。产品出厂后，还有一套完善的技术服务工作，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及时加以改进。我们往往不注意预防性的质量管理，而用大量的检查人员进行成品检查，发现的不合格品已无可挽回，造成人力、能源和原材料的很大浪费。这种做法，是应当改进的。
日本人说，在国际竞争中，要靠高质量，要靠新品种。他们把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结合起来。日本市场上钢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几乎达到要什么品种就有什么品种的程度，各种生活资料也品种齐全，花样翻新，汽车、自行车都有上百种，电视机几十种，手表就有机械表、自动上弦表、薄型表、装饰表、电池表、晶体表、超小型表、液晶显示器电子表等20多个品种，每种又有许多不同样式。他们根据用户的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设计和生产新品种，如东芝电器公司半导体工厂出售的产品，每年有一半是新品种。而大量新产品的上市，又刺激和创造了一系列新的需要。我们参观的东京三越百货商店，经营50万种商品，而我国在香港的百货商店，不到3万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只有2万多种，差距实在太大了。
日本企业生产新产品时，都要考虑质量和性能更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价格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更低。每个大企业都集中许多优秀科学技术人员，拥有设备完善的研究设计机构。用于发展新产品的科研、试制费用一般占销售额的1%，这样巨大的开支，都分摊到正在生产的旧产品中去。我们的新产品试制费很少，不足的部分都打入新产品的成本，使新产品价格很高，工厂亏本，用户还买不起。我们这种办法如不彻底改变，新产品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他们生产新产品时，先定出有竞争能力、用户能接受的价格，然后制定成本目标，千方百计为降低成本而努力。这种新产品的定价办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全员品质管理”，这个口号在日本工业界叫得很响。资本家很清楚，要提高质量，没有生产第一线有实践经验的广大职工经常提出改进工艺、技术的意见，没有一套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在提出“全员品质管理”这个口号的同时，还制定了一整套具体的质量管理办法和奖励办法，使职工的个人物质利益同改进质量、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直接联系起来，并且给积极参加质量管理的职工以各种荣誉，刺激全体职工参加质量管理的积极性。各工厂都普遍组织工人质量管理小组，经常讨论研究质量管理问题，对提高质量起了很大作用。日本一年一度的“质量月”活动，是全年坚持不懈的质量管理活动成果的总检阅，我们参加了他们“质量月”的一些活动，对我们很有启发。
（五）职工培训
日本各工业企业对培训人才十分重视，把它叫作“能力开发”。日本人根据他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经常说，在国际竞争中，要求确保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除了发展技术以外，别无他途。工业界普遍认为，“一个好的企业，首先是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术集体”，都把努力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他们说，没有先进设备可以购买，没有资金可以借贷，但是，没有人才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培养出好人才，是企业领导人的光荣，培养不出好部下，就不是好领导，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各大公司的董事长，都以自己的公司培养和拥有大批的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骄傲。他们在培训人才方面是肯花大钱、下大力气的。
日本企业培训职工的办法，基本上有三种，即现场学习、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而以现场学习为主。在提高职工自觉性的基础上，把在现场实践中学同从课堂书本中学结合起来。对各级和各类人员都有不同的学习要求、学习内容和培训方法，还有成套的教材。
对工人的培训要求严格，新工人（一般是高中毕业）入厂后，至少要经过半年训练，专业性强的要经过9个月到1年的训练。除了安全、基础知识和专门技能的教育以外，还重视礼貌教育、纪律教育和企业的“传统”教育。如果调换新工种，还要重新培训。为了使工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还把工人分成五“层”，入厂1年至2年的叫“新入层”，3年至5年的叫“一般层”，6年至9年的叫“中坚层”，10年至14年的叫“棒心层”，15年以上的叫“监督层”，相当于工长的水平。对每一“层”的工人，都有不同的训练内容和要求，定期考核，同升级、涨工资联系起来。干什么就学什么，学不会，就不让他干。因此，他们从工人中选拔的工长，就没有不称职的。
对干部的培训，如对股长到部长（相当于处长）的领导人员，则强调全面管理技能的提高，实行定期调换岗位的制度，如管生产的，调去管销售；管劳动工资的，调去管生产，使干部取得管理工作的全面经验。只有搞科技的技术人员，才保持专业的稳定性。对董事长、总经理一级的领导干部的训练方法：一是请专家、教授讲课；二是参加各企业间的经验交流：三是在本企业的培训中心进行专题总结，并给课长以上干部讲课，要讲课，就得自己多学习；四是短期脱离工作，到休养地“务虚”，总结经验；五是出国考察。
日本的大公司都有设备先进、师资齐全、教材成套的培训中心。例如，新日铁公司八幡钢铁厂，19000名职工，设有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培训中心，可同时培训2000人；还有一所培训中层干部的研修中心，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可同时培训300人。培训中心有带录像机的电视教室、自动控制的教学电影、外国语教室，以及幻灯教室，职工下班后，可随时去上课。打开录像机，就可以从自己座位上的电视机中看、听老师讲课；戴上耳机，可以选学外文。此外，他们还按照13个专业编有13门通用教材和52种专用教材。
我们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从中央部门到各企业，都应当把培训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当作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彻底改变多年来形成的那种鄙薄、歧视，以至打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错误做法。资本家很懂得培养“有文化的奴隶”的必要性。我们工人阶级更应当懂得培养本阶级的人才对我们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在培训职工方面要有气魄、下本钱。
我国正在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装备，同时也准备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如果不立即切实地把培训工作抓紧抓好，那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引进技术的作用，也不能很好消化，更不能结合我们的革命传统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来，势必大大延缓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六）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
日本的企业，十分重视刺激职工的积极性，许多大企业都把重视人的因素，发挥职工主动性，作为办好企业的“指导思想”。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一整套办法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拴在一起，使企业劳资全体人员结成日本人所说的“命运共同体”。这套办法主要如下。（1）“终身雇佣制”，只要企业不倒闭，一般就不解雇职工，使职工产生一种与企业“共存亡”的感情。（2）“年功序列工资制”，工资的一半取决于工龄，另一半取决于能力和贡献，工资逐年增长多少，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成果。（3）一年两次奖金制，奖金数额取决于企业盈利的多少，一般相当于3～6个月的工资，除倒闭企业外，所有企业、所有职工，都能得到奖金。还有“特别奖赏”，对贡献大的，一次可以得一辆汽车。此外，还有“提案奖”，即合理化建议奖。（4）职工福利（医疗保险费的一半根据家庭人口由职工出，另一半由公司补助，职工看病不另花钱，家属交半费。日本的医药费较贵，在一般医院看一次感冒，拿些普通药品，要花两三千日元。职工上下班不开个人汽车，企业有免费交通车，买月票的全都报销。职工个人买地盖房子时，企业发3%的低息贷款，而一般贷款利率为5%～7%。企业职工住宅的房租也较便宜，三间一套的公寓住宅，实用面积68平方米，月租金7000日元，而同样房屋如果租市营的，就要2500日元至三万日元，私营的，要五六万日元。还有俱乐部和体育场。但是，资本10亿日元以上日本大公司和中小企业不仅在工资水平、奖金数额上有很大差别，而且在职工福利上也有很大差别）水平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新日铁公司的福利费占整个劳务费（劳务费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费，其中工资占56%，奖金占23%，福利费占21%）的20%左右。再加上按企业组织工会，而不像欧美那样按产业组织工会，以及在企业内部提倡“家族主义”，企业领导人千方百计讨好职工，做人的工作，搞什么“家访”“祝贺生日”，举办“恳亲会”“野餐会”，等等，联络感情，笼络人心。
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并使不少职工以“爱厂如家”的精神为企业卖力，同时，也基本上杜绝了职工“跳厂”的现象，稳定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这对改善企业经营是很有利的。
日本公司把职工利益同企业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许多办法，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就业，职工根本不存在失业问题，我们的制度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职业安定性比他们更彻底。职工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本质上就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还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充分调动起来，还必须有一套经济上的制度和办法。我们现行的工资制度，不能使职工的工资同职工所在企业的经营结果直接联系，奖金制度也不完善，评奖频繁，引起许多矛盾，不能使职工把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看来，必须建立工资、奖金与企业经营结果发生直接联系的制度和办法，允许办得好的企业的职工有较高的工资和较多的福利。一年发两次奖金的办法，似可考虑采用。
二 需要改革的几个方面
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深深感到，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指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上，必须打掉一些框框，突破一些禁区；在管理体制上，必须做重大的改革。
（一）企业管理中的生产力合理组织和生产关系调整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不敢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被片面地认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不能借鉴，不能学习，只能批判。这种认识，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因此，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先进的技术装备，但是不能进行科学的管理，使许多先进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打破这个框框，不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55页）的道理，不老老实实地向资本家学习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很困难的。
多年来，在我们的文件和报刊上，片面强调企业管理问题是生产关系问题，企业管理的任务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合理组织生产力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企业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引起”的，它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把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科学地组织起来，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提高效率。在这方面，资本主义企业有很多先进的方法，完全有必要认真地去学习。
资本家在企业管理中，用了前边所说的许多办法来刺激职工的积极性，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当然是生产关系问题。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搞好管理、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和资本主义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中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办法，如把职工利益同企业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借鉴。
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职工应当是企业的主人，没有剥削和压迫，企业中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管理可以比资本主义搞得更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把党的优良传统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有“鞍钢宪法”，有大庆这样的典型。有群众路线、生产民主、技术民主、管理民主；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同时，我们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脱离职工的物质利益，空谈调整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在这方面，用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大力气，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好的东西被恶性地发展了，好的东西被抹黑、批判了，有些被“打入了冷宫”，有些未能坚持下来，弄得我们许多企业的管理工作混乱不堪，组织涣散，制度废弛，纪律松懈，从原来已经达到的水平大大倒退了。我们在日本看到，他们在企业管理中，有一些和我们相似的提法和口号，在他们的某些企业管理著作中，也很重视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我们应当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认真学习外国企业管理方面的科学成果，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创造出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把我们的企业管理得更好。
（二）高消费与高速度
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自己叫作“消费社会”，其实，它首先是个生产社会。日本是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高工资、高消费、高积累、高速度。战后日本经济破坏严重，生产萧条，人民生活很苦。60年代初期，池田内阁采纳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这个计划的提出，接受了英国工党政府实行“勒紧裤带恢复经济”的政策遭到群众反对而失败的教训。它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使群众从切身的物质利益上对实现计划发生兴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行这个计划，日本经济就从50年代低工资、低消费的基础上，进入了高工资、高消费，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高工资导致高消费，高消费导致高生产，高生产导致高积累（在工资增长超过物价上涨的条件下，高工资还导致职工的高储蓄。日本职工的平均储蓄率达到20%，比欧美一些国家为高，这部分储蓄通过银行也转化为投资），高积累导致高速度，如此循环往复，使国民经济螺旋式上升。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职工实际收入都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积累率（积累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也大幅度提高，1955年到1975年平均为35%，其中1955年至1960年平均为29.8%，1970年上升到40%，经过“石油危机”，到1978年还达到32%，大大高于美（18.2%）、法（25.4%）、西德（25%）同期的积累水平。设备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60年是12%，1970年上升到33%。日本的经验表明，高工资、高消费、高积累、高速度是相互促进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过去我们通常强调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统一。认为要增加国家的积累，就要限制群众消费，担心职工收入增加，生活资料的供应跟不上，造成市场紧张，引起通货膨胀。这种想法，表面上似乎有一点道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诚然，生产是决定消费的，我们应该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把人民消费看成消极的东西，把消费的增加看成势必妨碍积累的增加，认为要增加积累就得长期压低人民消费，20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很不对的。在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时，在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要考虑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做，当年的积累也许会少一点，但由于人民积极性的提高、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最终积累绝不会是少了，而一定会越来越多。
资产阶级为了增加利润，他们还懂得生产与消费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搞革命，搞四个现代化，最终目的都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更应当自觉地运用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也对生产起促进作用的原理，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应逐年有所改善。这一条，应当是我们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否则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呢？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
日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经常受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困扰，日本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力图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来缓和企业生产有计划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求得经济的发展。他们从1955年至1976年，先后提出过八次计划立法，其中除两次计划因“石油危机”没有完成外，其余的各次计划都提前实现了。日本政府的“计划指导”，充分利用经济手段，运用价值规律调节市场，虽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但还是收到了效果。
我们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的理论的影响，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生怕一沾市场经济的边，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总是想方设法划清二者的界限。其实，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既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起作用，不仅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我们同斯大林的做法不同，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大部分不是。我们认为今后全部生产资料都应当作为商品来生产和交换。这样做，对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更为有利；对解决产销脱节，解决生产资料调拨中经常出现的一方面大量积压，另一方面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能是一条出路。依据价值规律来制订计划、指导经济活动，对加强我们的经济核算制，克服浪费，提高经济效果，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没有资本家参加，并且在国家管理之下，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四）公有制与竞争
日本资本主义财团、公司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同时也有不同形式的协调。这种协调虽然没有消灭竞争，但是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资本主义竞争，一方面，出现大鱼吃小鱼、中小企业倒闭的现象，日本每年都有1万多个中小企业倒闭，占全部中小企业的3%以上（1977年日本工交企业51万家，其中资本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1281家，全年倒闭的中小企业共18000多家）；另一方面，也使企业不断革新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善服务，是它们发展的强大动力。
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的公有制经济是不是也可以允许竞争，以避免一潭死水，缺少活力。当然，我们的竞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在竞争中，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力图打倒对方；我们在竞争中，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通过竞争，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同时淘汰极少数长期“吃”社会主义，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企业，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展开竞争，看谁生产上得快，产品质量高，生产成本低，利润增加多，看谁对现代化贡献大，使办得好的企业职工得到较高的物质利益，办得差的少得一些，这不是完全应该的吗？至于个别被淘汰企业的职工，也不会失业，国家会把他们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去，这是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
要很好地实行竞争，就必须解决企业有无主动权，主动权是大是小，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是多还是少的问题。要竞争，就必须赋予企业较大的权限，不能什么事都管得死死的。否则，要竞争也竞争不起来。反过来说，我们要扩大企业权限，同时就要考虑如何正确对待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
日本只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他们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管理体制上不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汲取他们的经验的。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将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但是，究竟从哪里改起呢？
看来，应当首先彻底改革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的组织管理形式，即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这种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应当是供产销统一的、人财物统一的，权力比较大的，领导关系单一的各种公司。各公司的经营活动要对国家负责，各公司的领导人要对使用国家的生产资料和资金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只有建立这样的组织形式，才能吸收资本主义多年积累起来的、高效率的、协调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那些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只有建立这样的组织形式，才能真正用经济的方法，把我国几十万家工业企业的经济活动高度组织起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实行这种组织管理形式的改革，就会使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国家经济行政机构的精简，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路子，否则就会各说各的，互相扯皮，互踢皮球，或者你等我，我等你，坐而论道，不见行动，贻误时机。
过去，有人把组织这类公司，看作搞资本主义。毛主席早就明确说过，要学资本家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的长处。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实现了现代化；后起的日本也采用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大大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在采取类似的组织管理形式，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为什么不能毅然决然地采取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呢？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管理，一方面实行经济立法，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家银行和政府掌握的资本，运用投资、利息、税率、价格等各种经济手段，来干预和调节国民经济的许多具体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我们有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直接落实到各个企业中去，如果能有相应的经济立法，使各个经济环节的活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都有章可循、有条不紊，再加上充分发挥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一定能够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更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
我们在日本了解到，日本的资本家向银行借款时，都是精打细算，充分考虑投资效果和还本利息问题。同时，银行对借款人所经营的企业状况、新投资的用项、偿还能力，也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投资的使用是相当经济合理的。
我们的建设资金基本上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本来可以比日本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但是由于我们的建设拨款是无偿的，既不收利息，更不考虑偿还问题，于是一些部门和企业竞相争投资、争设备，而在资金使用上则很少考虑经济效果，造成巨大的浪费。这种情况，如果不彻底改变，尤其不能适应我们在建设中大量利用外资的新形势。如果我们在分配和使用国家投资时，也规定付息和偿还的期限，并规定使用资金的负责人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限，那么，就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可以大大提高资金利用效果，加快实现现代化。
三 企业管理、质量管理当前要抓的几件工作
结合我们的考察，对我国企业管理、质量管理当前要抓的几件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认真抓好试点
拟先在京津沪三市选少数基础较好的工厂，进行改革企业管理的试点。试点厂拟分别与日本对口厂挂钩，定期互访，交流管理技术和经验。1979年要总结试点经验。
（二）下决心训练厂长，培训骨干
今年开始轮训，办训练班，以提高企业经理、厂长的管理能力。企业还要有计划地培训工人。编印日本和其他国家有关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的教材、手册，作为对干部、工人进行培训的参考资料。
（三）改进“质量月”活动，颁发质量奖
参考日本的经验，把“质量月”活动建立在加强日常质量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使“质量月”成为全年质量管理活动的高潮，进行总检查、总检阅。拟从今年起，设立国家质量奖，表彰在改进质量上有优异成绩的单位、个人和优秀著作，并在报上公布。
（四）打开眼界，加强企业管理经验国际交流
此次访日期间，已与日方达成关于中日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经验交流的协议。中日双方互派以厂长为主的考察团，并互相派人参加对方“质量月”活动。为了更好地吸取各国企业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对不同类型管理方法进行比较、鉴别，拟以国家经委为主，以这次考察团为基础，继续组织考察团到美国、西欧、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企业管理考察，吸收各家长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研究，以便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管理方法。
（五）建立企业管理协会
由有关工业部门、厂矿企业、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组织企业管理协会。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制度、方法和经验；协助有关部门交流、推广企业管理经验；组织有学者、教授参加的专家团，举办各种管理讲座，帮助企业运用科学方法改进管理和质量，培训企业的管理干部；出席有关的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流；收集有关情报资料，出版有关杂志、书籍等。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想在1980年，使我国企业管理、质量管理有一个较大的提高，逐步走上现代化的轨道。
最后，由于我们在日本考察的时间较短，接触的方面有限，对一些问题看得不够透、钻研得不够深，同时，日本是一个“贸易加工型（以进养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提出的看法难免有不确切、不妥当的地方，仅供参考。
文稿解读
在邓小平同志结束访日之际，根据李先念同志的指示，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随即抵达日本展开考察学习。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由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担任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担任顾问，国家经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张彦宁同志担任秘书长，代表团成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徐良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叶林、轻工业部副部长宋季文、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淮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办主任周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国家经委委员兼调查研究室主任刘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尚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吴家骏、国家经委秘书韩家增等，以及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方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近40人。
访日回国后，袁宝华同志即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汇报访日考察情况（与此同时，邓力群同志向邓小平、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务院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们均出席）听取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考察情况和所提建议（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并提出进行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的专题汇报，李先念同志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前述汇报之前，向国务院报送了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考察报告，包括主报告《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以及《日本企业的组织、计划、专业化协作》《日本的质量管理》《日本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制度、办法和职工生活水平》《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5个专题报告。汇报之后，李先念同志在1979年1月初向袁宝华同志提出，要求国家经委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同时，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余秋里同志的批示，国家经委于1979年1月20日，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印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委。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考察报告（主报告和5个专题报告）汇集出版。1979年10月，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位同志，将在社科院内部会议的访日情况报告稿，也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整理出版发行《访日归来的思索》一书，包括邓力群的《访日归来的思索》、马洪的《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孙尚清的《关于日本的技术引进和企业对职工的经济刺激问题》、吴家骏的《关于日本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几个问题》。2009年出版的《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收录的吴家骏纪念1978年访日的文章——《〈访日归来的思索〉——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是当事人对此次访问和考察报告的历史回顾与评价。
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此次访问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企业改革政策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与历史意义，编者在《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之后，附录了《访日归来的思索》《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访日归来的思索〉——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三篇访日代表团成员的学术文章。
文稿附录
附录1 访日归来的思索
附录2 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
附录3 《访日归来的思索》——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
附录
附录1 访日归来的思索[2]
邓力群
一 总的观感
日本从20世纪年代中期到1975年，20年中，经济发展很快。其中最快的是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有同志说，他们用十三四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实际上，在这以前，还有50年代的准备时期。经过六七年的准备，才进入他们说的高度成长或经济起飞时期。只看到后来的发展，不看到准备时期，是不太合乎实际的。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内容和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扣除了重复的部分，加上了劳务收入的部分，类似我国的国民收入。据日本经济专家估计，他们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比我们计算的国民收入多20%左右。从1955年到197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8倍。工业生产发展最快的时候，每5年增长1倍，一共有3个5年。70年代遇到石油危机，速度减慢。如果算总账，工业大约六七年增长1倍。到1973年，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第3位。据说，到去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总数约1万亿美元，按人口平均，达到每人8000多美元，已同美国接近，甚至相等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致是8%～10%。有5年达到11%，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保持第1位。20年来，日本国民收入增长6.4倍，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拿工人的收入来讲，他们说，扣除物价增长的因素，工人每年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平均为6%。工人实际收入的增长要高于物价指数的增长。除每月工资之外，日本的企业每年分两次红，春秋各一次。每次分红，最少增发1个月的工资，最多增发3个月的工资。此外还有其他的福利补助。
由于实际收入增加，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50年前后，日本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有大米饭、咸菜、大酱汤，就算不错了。日本朋友说，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和我们一道去的一位中国女翻译，是在日本长大的。她50年代回到天津，觉得比日本横滨的生活好。现在，日本的情况已经和那时大不相同。有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年轻的日本人，1968年回到日本。中国话说得好，学了一段时间日本话，现在当翻译。他的工资，1968年一个月8万元，现在32万元，10年增加3倍。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两户多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气炊具这类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装样式很多。我们星期天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去，所看到的妇女，没有穿同样衣服的。接待我们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换衣服。衣服式样朴素大方，倒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
我们访问了一家农户，9口人，4个劳动力，33亩地。15亩种水稻，一年收入150万日元，其余种蔬菜、水果，一年种三四次，全年收入1000万元，共1150万元。去掉成本，净得800多万元。邻居们说，在这个地方，这家属于中上等的农户。他家里有3辆小汽车、3辆摩托车和全套的农业机械。这些农业机械，一年的收入就可以买齐。他们有两套沙发，三代人各有1部彩色电视机，还有一些其他耐用消费品。有个县叫茨城，据说那里农民的生活最差，一个农业劳动者一年收入150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多元。日本人自己讲，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比，农民的收入不如工人多，一个农民家庭和一个工人家庭比，收入接近。原因是农民家庭的一些成员，还可以兼营其他。按户平均拥有的汽车，农村比城市多。还有工农差别。农村青年中，仍然有一个不安于农村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如城市。
东京有个百货公司，按品种、规格来说，经营50多万种商品。我们王府井百货公司是22000多种。我们在香港的一家百货公司，有3万种以上。香港的日本百货公司，比东京的差得很远。我们的百货公司，除了绸缎、工艺品品种稍微多些外，其他都不如他们。
日本人民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注意。他们的事业心很强，尽管遇到石油危机，困难不小，人民还是精神振作，奋发向上，努力使日本的商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商品，具有很大的竞争力。新日铁钢的生产能力是4000多万吨，遇到不景气时，开工率只有70%。他们提出要在减产30%的情况下，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盈利。去年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
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看，日本的社会风气还不算坏。中学生一律穿制服。学校纪律规定，中学生不准到酒吧间、跳舞厅等娱乐场所。我们还没有见到有人不经过人行横道过马路的。他们的时间观念很严格。我们代表团23人，访问了好几个城市，43家企业，有时集体行动，有时分散行动。出发和到达，开始和结束，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转移安排得有条不紊，一环扣一环。主客双方讲话，都必须遵守时间。
关于社会秩序，可以举两个例子。日本还有一小部分人上下班骑自行车、摩托车。从郊区家里骑到地下铁路站或公共汽车站，把车子放在路旁，不上锁，下班以后再从这里骑回去。他们的工厂，不生产自行车、摩托车的锁。没有听说有偷自行车的。他们的商店，下班时候不上门板，也没有铁栅栏。透过玻璃窗，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有些拍卖品，摆在窗外的台子上，下班不收进去，也没有听说有人偷。大抢大劫是有的，对象一般是银行、珠宝店。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觉得偷个自行车、拍卖品之类的东西，是不值得的。整体来说，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产品的极大丰富，就不能实现按需分配。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资本主义的日本，产品比我们丰富多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在发展到他们那样的丰富程度后再继续前进，达到极大丰富，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是主张消灭三大差别的。但是，消灭三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这绝不是靠几条行政命令可以奏效的。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尽管是资本主义国家，三大差别，特别是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的。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归根结底，它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的道德品质，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日益丰富，逐渐变得好起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自行车不上锁，拍卖品不收起来，没有人偷，人与人之间很讲礼貌，说明日本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进步的社会制度、进步的思想对于人们的教育作用。但是，进步的社会制度和进步思想的教育作用，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日本人民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取得的。
日本人说，他们能够这样发展，一靠天时，二靠地利，三靠人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在日本，从西北来的寒流，有我们的东北挡着，再经过一个朝鲜海峡，到他们那里就减弱了。东边有太平洋的暖流。全国除北海道稍冷，大部分地方气候很好，温差很小，雨水调和，没有什么暴冷暴热，大旱大涝。我们11月底离开日本，还是遍山皆绿，橘子长在树上。最冷的时候，东京只有零下一二度。这种自然条件，有利于发展农业、林业、牧业。像这样的地方，中国有的是。
讲地利，他们最有利的是四面临海，海岸线长，便于海运，便于发展造船业，也可以搞填海工程。可是日本的资源少，除了一点煤，年产2000万吨，其他工业资源多靠进口。我们的海岸线也很长，资源比日本丰富得多，而且很多尚未开发利用。
讲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过去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可是不管怎样，他们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他们的企业倒闭年年发生。51万家企业，每年大约倒闭3%。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栃木县一个商店老板，就因为经营亏损，濒于破产，一家9口自杀，引起舆论震动。去年的失业人数，比前年增加，占要求就业人口的2%以上。失业后第一年有救济，前半年由企业发80%的工资，以后企业不管了，每月只能靠拿45000日元的社会救济，勉强维持吃饭。退休以后，工龄长的，最多是一次拿33个月的工资，以后也只有靠社会救济。退休的职工，都希望继续就业。日本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男性74岁，女性76～77岁。男性55岁退休，女性50岁退休。退休以后，还有20多年没有职业保障。还有一个妇女就业问题。日本妇女高中或大学毕业，可以找到工作。日本人叫挣点嫁妆。结婚特别是生孩子以后，机关、企业不欢迎了，很多人也不愿再工作下去。欧洲妇女就业面较大。日本人说，他们的办法，比我们的双职工办法好。我不赞成他们的主张，但是我们自己也确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总之，从根本上来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他们无法根本解决的。
从根本制度上说来，我们比日本优越。1956年以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曾经表现和发挥出来。当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职工工资每年都有提高，农民生活也逐年有所改善。我们实现了生产增长，也实现了工资增长。我们不是从书本上，而是通过亲身经历，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8年，某些工作不顾客观规律，“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结果损失很大。那一次，大家好心好意，想搞快点，没有经验，发现问题以后，很快就着手纠正。虽然1959年以后继续犯错误不应该，但党是团结的，党的组织没有打散，同志们一道认真犯错误，也一道认真改正错误。1962年到1966年，经济情况重新好转。林彪、“四人帮”猖獗的10年，情况就大不同了。他们不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敌。现在有些青年，没有经验，只看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于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是不对的。我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祖国好起来，也看到它被破坏。现在，林彪、“四人帮”被打倒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得到恢复和大大发扬。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
有的日本人说，你们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今天这样整，明天那样整呢？华国锋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也常常变。日本政局比较稳定，也有变动。内阁改组，党派斗争，屡见不鲜。可是这种变动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内、国内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但是应当使这种斗争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日本人说，他们的经济水平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尽管资源很少，但还有希望使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他们说，靠的是“高质量的人民”。日本人民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确很高。他们钢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4亿吨。丰田一个汽车厂年产280万辆。他们第一步解决了吃饭问题，第二步靠维尼龙、合成纤维解决了穿衣问题，第三步普及了耐用消费品。现在城市居民不是买不起汽车，而是先要买一个放车的地方。东京等大城市，地皮之贵，不可想象。他们开玩笑说，银座街上一个脚踩下去的地皮，等于一个内阁大臣的工资。他们已经提出，下一步要实现一户一套住宅。
中国8亿人民勤劳勇敢，但是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低。邓小平同志说过，教育工作小见成效要5年，中见成效要10年，大见成效要15年。我们去年钢的产量才3100万吨，长春汽车厂年产不过七万辆。和日本比较，很多方面的差距很明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能靠1958年那种“放卫星”的办法，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扎实的工作。我们活着的这一代，要实现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就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到本世纪末，我们至少可以在总产量方面，居于世界第一流。
赴日考察的总的观感，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达到目标必须花大力气。
二 国民经济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生产是为了使资本家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利润。在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根本矛盾的情况下，日本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共同进行努力。他们在企业里把这叫作“全员自主管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可是在我们这里，不少地区和单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搞得并不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被抛弃了。于是，生产不能正常发展，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不能增加。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而是我们的某些做法，离开了客观规律，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造成的。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在日本考察期间，几乎每个人讲到他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候，都要提到池田内阁于1960年提出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池田接受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建议。那位经济学家，是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提出这个建议的。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提出勒紧裤带，恢复经济。因而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计划没能实现。那位经济学家认为，不能采取英国人的办法，必须制订一个计划，并且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这个计划实现以后，每人的收入可以增加1倍，资本家、工人、农民、职员的收入，都可以增加1倍。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它吸引了全国人民，提前完成了。大家的收入，也果然成倍增长。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有两方面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生产建设的指标，也有工资增长、人民生活改善的指标。后来这两类指标都完成了。1958年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实际上有苦战，面貌却没有大的改变。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情况好起来。后来这10年，根本无所谓计划不计划，即使有个计划，人民改善生活、增加收入的内容，也被一笔勾销。这是一个教训。资本家尚且懂得怎样使工人关心计划的实现。我们这里固然有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是，也的确有一些同志，不懂、不愿或不能使我们的计划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口头上，谁也不反对这个规律。可是我们执行起来，就要打折扣，有些做法竟然与它相反。
日本执行池田计划，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情况，很值得我们研究。资本家让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2.1倍，他们的积累是不是因此减少了呢？日本钢铁工业的投资，1950年到1955年，是1282亿日元；1955年到1960年，是6255亿日元，比前5年增加3.9倍，1960年到1965年，是11380亿日元，比第一个五年增加7.9倍；1965年到1970年，是23229亿日元，比第一个五年增加17.1倍。①[3]这里有个物价上涨的因素，但是可以看出，资本家的积累，比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快得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资本家分红和用于自己消费的部分。事实是，资本家增加了工人的工资，自己没有亏本，反而越赚越多。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统一，任何环节受到损害，其他环节都不能协调地发展，整个生产过程就无法顺利进行，这是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阐述过的。我们多年来只搞生产计划，不搞消费计划，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讲过两种消费。一是生产的消费。没有生产的消费，就没有生产。不消费原料，不转动和磨损机器，有什么生产？一是生活的消费，这也是生产。没有生活的消费，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进行生产。这个道理，多年来，许多同志，包括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和专门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或者不懂，或者忘记了。由于在计划中不去实际地考虑怎样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生活的消费，无非是吃、穿、住、行、用，还包括科学、教育、体育、卫生，以及文化娱乐如看戏、看电影、读小说等。在生活的消费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能：一有越来越好的身体；二有越来越广博的知识；三有越来越强的工作能力；四有越来越健康聪明的后代。这些就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它有利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增加。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常识吗？不按这个道理办事，有的人会想办法对付你。国家、集体不那么关心我，那好，我自己关心自己。于是，就有人磨洋工，把公家的材料拿回去做椅子、做沙发。这种危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它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现象，却正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推动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家比战前聪明多了。他们在想办法使工人增加知识，增进身体健康，提高工作能力。西方叫“智力投资”，日本叫“能力开发”。他们买机器、盖厂房，也下大本钱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后一种投资，得益甚大。整个国民教育、科学研究事业，都属于“智力投资”。每个公司、企业，都为此投入大量资金。过去，资本家把工人当作机器的奴隶。现在，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主张不要让工人当机器的奴隶，而是使工人掌握科学技术。日本人的提法是，发挥职工的主动性。他们说，一个企业，如果是由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术集团”，那么它的产品质量最高，竞争能力最强，它在市场上将是难以打败的。
资本家和封建地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像《共产党宣言》说的，处在恒久的动荡之中，为了生存，为了竞争，就要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否则，一旦停滞下来，企业就会亏损和倒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要阻止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家事实上又不得不使工人掌握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地主阶级提倡愚民政策。资产阶级提出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发展生产。和资本主义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更加应当成为由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技术上更加优秀的、政治上觉悟很高的生产集体。
三 关于农、轻、重
资本主义搞工业化，搞农业现代化，是经过了不同阶段的，现在有些现象，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没有遇到，这就是用工业的积累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们在日本考察的结果，也证明这种办法是对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生产资料，变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斯大林说，我们搞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这条痛苦的道路，要搞农业集体化，使农民共同富裕，农业集体化要同工业化相适应。在集体化、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压榨农民的政策。不过，他还是讲，农民要为工业化提供“贡纳”。去年以前，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斯大林这个说法上。工业化靠农民“贡纳”，而且数量很大，时间很长。最近，党的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争取逐步改变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
我前面谈到的一户日本农民，水稻亩产不过600多斤，萝卜、白菜也并不是长得很好。他种的一种类似白兰瓜的水果，价钱很贵，他用1500日元一个的价钱卖给批发商，到市场上零售就是两三千日元一个。就产量来说，他的三十几亩地，和北京郊区的三十几亩地，不相上下。上海郊区、广东一带，也许产量还高些。他的产品，一共可以卖到11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他用一年的收入，就可买齐全套农业机械。足见日本农产品价格高，工业品价格低。他们通过工业的积累，采取各种办法，扶助农业的发展，包括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发放农业生产资料的低利贷款，支付某些农产品的高价补助，等等。例如，日本稻谷收购价格，就比出口价格高一倍到两倍。
从日本的经验看，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一定要土地连片。他们土地改革以后，每户不准占有大量土地，一般是一二公顷，现代化搞得很好。我们一个生产队一二百亩地，或者还要多些，为什么不能实现现代化，而要搞什么“穷过渡”，非搞成大队规模不可呢？难道我们的农业没有现代化，只是因为生产队的规模太小吗？还有，日本根本不花费大量劳动力平整土地，就是在过去多少年代搞成的梯田上实行机械作业。他们全国各地包括穷乡僻壤，都被现代化的公路连接起来，交通运输很方便，电力供应很充分，水利能充分利用。农业机械小型、灵巧，适应当地条件。我们有些农田水利建设，一年上阵多少千万人，一部分有成效，一部分却只是多吃粮食，并没有收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日本工资增长很快。如果没有生产的发展，只是增发钞票，那是毫无益处的。他们日用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充分。我们有些同志担心，增加工资，没有商品供应怎么办。其实，这正可以反过来促进我们多生产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日本没有轻工业这个概念，只有重工业、化学工业、制造工业等这些概念。很多消费品，我们叫日用商品，在他们那里都是重工业部门生产的。按我们的分类，丰田公司属于重工业部门。它的产品，卡车用于生产，大量的小汽车是生活消费品，因此它主要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
我们的重工业部门，直到现在为止，只生产生产资料，不生产消费资料。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强，职工人数多，多少年照发工资，照发管理费用，没有利用自己的条件，生产国内市场和出口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去年，中央已经要这些部门用一半左右的力量，生产民用产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工业提出了新的任务。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应当有新的内容。否则，年年增加工资，农业不能很快搞上去，轻工业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就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斯大林主张重工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轻工业、改造农业。按照他的说法和我们的理解，就是由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的生产资料。根据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的经验，看来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重工业还要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如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重工业本身也要提供消费品，首先是耐用消费品，这是重工业包括化工、机械工业向前发展中一个很重要而大有前途的任务，是重工业内部积累的一个广阔源泉。一定要认真改变重工业各部门只生产生产资料、不生产消费品的做法和观点。南斯拉夫有个经验，农产品在农村就地加工，农民得到农产品的收入，也得到农产品加工的收入。因此，重工业除了要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外，还要为农村提供农产品加工工业的现代化装备。总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的很多做法和观念都有必要相应地改变。
四 价值规律和计划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现在，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大型垄断公司，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单位，同样能够集中管理、高度统一、严格计划。他们靠的是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他们的计划，叫作生产推销计划，这个用词反映了计划同市场的关系。计划从订货开始，到交货完成。没有订货，就从市场预测开始。日本每个公司、每个企业，都有广泛的情报组织，可以在几分钟内，了解某一产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和市场需求情况。它们根据订货、根据市场预测，大体确定某一产品需要生产多少，在品种、规格、质量方面达到什么要求，什么时间交货。计划下到基层，再根据基层的意见进行修订和协调。这样有下有上，然后按照合同，投入生产。在生产线上，又有月度计划、周计划甚至每天和每小时的计划。为了均衡生产，他们要求严格执行计划，不允许完不成，也不允许超额完成，不允许停工待料，也不允许节约材料而降低质量。每个企业同协作单位的关系，也有严格规定。每个企业都有一批“推销员”，而“采购员”相对来说少得多。企业吸收大学生做管理人员，必须先当一两年“推销员”。许多企业没有仓库，丰田公司只有一天的库存材料。这就要求必须按规定的时间把一定数量、规格的材料和零部件送到指定的生产线。日本全国去年生产钢材一亿零几吨，周转部分只有600万吨。我们自己生产的和进口的钢材加在一起，不到3000万吨，而库存积压竟达到1600万吨。
企业内部的计划，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充分考虑到供和求、产和销的结合，在这个范围内，计划性和价值规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协调一致的。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所谓按价值规律办事就无法计划、要计划就不能按价值规律办事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的一些年，资本主义国家大量销毁产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现在，比较准确地进行市场预测，产品一般是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之间、垄断集团之间，竞争很激烈，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调节。日本有个国际贸易促进会，是中小资本家的团体。它把许多同中国有联系的中小资本家组织起来，研究怎样和中国做生意，安排生产和销售额的分配。中日建交前，日本大企业组织了日中经济协会。我们这次考察，就是他们邀请和接待的。这个组织，在调节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关系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日本有五家钢铁公司，卖给我们钢材。他们共同组织代表团同我们谈判，商量每家公司承担多少，确定价格的幅度。日本还有一个经济团体联合会，是各经济团体的全国性组织。他们自己说，这个组织相当于日本的经济内阁，在垄断集团之间进行调节，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除了民间组织，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之一，是制订经济指导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就属于经济指导计划。战后，日本政府做过8次计划。除两次因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没有完成外，其他6次都完成了。政府制订计划之前，要找垄断集团的代表和学者征求意见。国家投资主要用于公用事业，如电力、公路、铁路、水利、地下管道、填海工程、港口码头、邮电等。资本家盖厂、开商店、办旅馆，按价购买地皮。地皮的售价，包括了政府投资的各项建设费用在内。我们的做法是，投资建厂，什么都得工厂自己干。由于计划不周到，常常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地下管道挖了填、填了挖，电线架了拆、拆了架。这种情况到处可以看到。
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它是采取经济的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手段之一，叫经济立法。要办什么，怎么办法，如何奖励，如何限制，都通过经济立法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税收：该发展的就低税，该限制的就高税；税收成为调节经济生活、执行计划的重要环节。也包括银行的信贷。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在日本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日本资本家，自有资金只占15%到17%，80%以上都是从银行借来的。换句话说，15日元到17日元的本钱，可以做100日元的生意。另有一种说法是自有资金比上述比例大，但大部分资金是从银行借来，这是确实的。他们资金周转很快，流向也快。得知某个资本家要在什么地方办什么企业，银行往往主动上门贷款。银行也是各种各样的。开发投资银行，专门支援开辟新的生产部门，利息低，还有其他优惠条件。进出口贸易银行专门扶助进出口贸易，特别为某些需要打开销路的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提供优惠条件。我们的银行，等着人家来存钱，借贷的项目也很少。日本银行的利率是定期公布的。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是互相排斥的，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不起调节作用。他所谓流通领域，只限于消费品，生产资料不算商品。他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是不是只限于消费品，还是应当包括生产资料？价值规律是不是只在流通领域，不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还是在这些领域都起调节作用？我们的企业、部门乃至国家的计划，是不是应当以价值规律作为依据，或者充分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的计划体制、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应当怎样遵守价值规律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们这次访日所闻所见不全面也不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有它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先进经验。共产党人不怕承认自己的缺点，不怕承认别人的优点。日本的确在不少方面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积累的一切文化、科学、技术的知识接受过来，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日本经济取得的成就，我们同样可以取得，而且可能更快地取得。这次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这一信念。
附录2 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4]
马洪
1978年11月，我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工业企业管理问题。这次考察受到日方的友好接待，使我们直接地了解到日本工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一些情况。下面首先谈谈日本工业发展的概况，然后再讲到本题。
第一部分 从1955年到现在日本工业发展的情况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从1955年到197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共增长了4.8倍，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1位。在这期间，日本职工的实际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增长了2.1倍。日本的工业，在60年代初期，占世界的第5位，到1973年就上升为第3位，除了美国，苏联，再就是日本了。目前，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已接近美国的水平，就是说每一个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是1万美元。日本的经济为什么能发展得比较快呢？原因很多。根据我们考察得到的看法，大体有以下七点。
第一点，从50年代后期起，日本的政局比较稳定。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内阁倒台，那个内阁倒台。如最近就是福田下台，大平上台。但它对经济并无多大的影响。掌权的都是自由民主党。这个首相、那个首相上台，不大影响政局，他们的基本方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政局稳定，经济就上得快；反之，经济就不可能上去。毛泽东同志晚年看到我国的政局不稳定，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而“四人帮”是不让安定团结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获得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一定要珍惜、爱护和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发展经济很重要的条件。
第二点，日本经济发展遇到了好时机，发了战争财。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花了500亿美元。侵越战争期间，又在日本花了1000亿美元。美帝国主义为了进行这两次战争，不得不拿出巨额款项来花在日本，因而使日本得到了好处，得到了资金，刺激了经济的发展。1500亿美元，这不是小事情。看看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为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花了几百亿元人民币。日本发了战争财，而我们做了很大牺牲，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三点，日本有一个日美安全条约，所以它的国防费用很少。
由于有日美安全条约，日本的国防安全受美国军队的保护，因此它的国防费用很少，在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是最少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1.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它的国防费用占国民收入的7%。它不养那么多军队，就可以把相当多的钱用来发展经济。这一点和我们不同。我们不得不将国民收入中一个相当的部分用来加强我们的国防，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我们和他们不同，和他们的条件不一样。
第四点，日本政府在各个时期都采取了有重点地发展经济的方针。
每一个时期有一个重点，通过重点把一般带动起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1945年以后，日本战败，国民经济整个破产，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比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后的情况更严重。在那时，他们提出要搞农业，要有饭吃。为了搞农业，就要搞化肥。那时生产化肥，不是用石油，而是用煤炭做原料，所以就要搞煤炭。要搞煤炭，搞化肥，就要搞电。从1945年到1950年，这几年主要搞这些东西。为了吃饱肚子，使国民经济恢复起来。结果，他们取得了成效。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需要依靠对外贸易。为了解决本身的困难，要尽量扩大出口，这时主要靠纺织工业，靠轻工业。要发展轻纺工业，他们自己又没有原料，因他们不生产棉花，于是就搞合成纤维，什么维尼龙、涤纶、人造羊毛等。这就要搞石油化工。要搞这些东西，就要搞钢铁，因为这些东西需要用大量钢铁。这时的重点，他们叫作“重化工”即钢铁和石油化工。这就把钢铁、石油化学工业搞起来了，一直到60年代。60年代末到70年代，搞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是热门工业。不过，现在他们快到饱和了。今后怎么办？他们正在研究，还没有定论。他们的机械工业，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搞不同的机械。日本在每一个时期，都非常重视电力，使电力走在前面。一般工业增加12%，电力就要增加12%。我们因为电力工业不相适应，有30%的工厂开工不足或者不能开工。
实践证明，日本这套做法，起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得比较快。1963年到1966年经济调整时期，讲究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济发展就慢了，甚至下降了。我们看看日本的情况，联系到我们自己的情况，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第五点，日本人非常强调，经济发展要注意良性循环，避免恶性循环。
日本人这样讲，当然是资产阶级吹嘘自己，可是也反映一些实际。一个是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一个是对外贸易的良性循环。他们非常注意经济效果。大家都知道，资本家经营企业是为了追求最高利润，要做到这点，就要以最小的资本做最大的生意。我们要少花钱，多办事，我们社会主义，更要讲究经济效果。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有些企业拿自己的1元钱，一年能做30元到40元钱的生意。日本的资本家，他的资本，自己只有17%，即做100元钱的生意，他只有17元钱的资本，剩下的30%多靠银行贷款，再剩下的40%多靠资本家互相挪用。在日本，如果把借银行的钱，借用别人的钱，自己的钱，加在一起，有些企业1块钱一年可以周转五六次。而我们把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加在一起，1块钱顶多一年只能周转1次。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资本家，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而我们则不会这些。所以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在这方面向资本家学习。
那么，他们的所谓良性循环是怎样循环的呢？日本这个国家资源缺乏，除了有些煤炭外，发展工业的其他资源基本没有。日本国土只有几十万平方公里，有1亿多人，人口密度比我国大得多。他们说，要利用人口多这个最好条件，来发展经济。第一，就是要提高人的劳动质量，“把人的能力开发出来”。我们听了这个口号感到新鲜。第二，就是进口原料，经过精度加工然后制成高级产品。第三，出口换外汇。为了实现这三点，他们采取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专利，而不是大量进口成套设备。而我们，一买就是成套，甚至几套、十几套。他们顶多买1套，也不是全部买，国内没有的才买，自己能制造的就不买。第二次买的更少，第三次就自己制造，甚至还要出口。在这方面，我们不会搞，吃了亏。第二个办法，日本人肯花很多钱培训工人、培训技术人员，使劳动质量有很大的提高。这样，他们就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降低成本，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比较高的竞争力。比如说，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上，比美国同样的汽车多卖1000美元，美国人还愿意买它，因为它比美国的汽车消耗汽油少，特别是这几年闹能源危机，汽油涨价好几倍。同时，日本的汽车，控制系统好，驾驶起来安全。在这样条件下，价格虽然高一点，人家也愿意买。再如彩色电视机，日本的比美国、西德的销售量大，竞争能力强。为什么竞争能力强？这和工人技术水平高有很大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工业的主要原料几乎全部都从外国买进来，把这些原料，如煤、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经过多次加工，制成产品卖出去。国内销售70%，出口占30%。但这出口30%的产品价值，除可抵偿全部进口原材料和其他费用外，还可净赚几十亿美元的外汇。这样也就把国内生活搞好了。很明显，多出口就可以多进口，进口原料越多，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出口也就越多；出口越多，就可以赚取更多的外汇，更快地发展本国的工业。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两个良性循环。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有启发。我们费了好大劲，出口这个，出口那个，一年不到100亿美元。又是猪、蛋、鸡，又是橘子，还有石油。这些东西没有加工，很不值钱，又是国内非常需要的。我们把裤带勒起来，可是换的外汇很少。我们一年出口的物资所换的外汇同香港差不多。我们有很多潜力可以挖。国家这样大，资源这样丰富，还有这样多勤劳勇敢的人民，如果我们把潜力挖掘出来，那可以换回多少外汇！我们完全可以比日本搞得更好。
第六点，就是日本的资本家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调和阶级矛盾，想方设法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捆在一起，来刺激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方面，日本资本家也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这也是日本工业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介绍，这里就不多讲了。
第七点，日本人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非常重视引进先进管理方法。
应该说，日本人认识这个问题也是有个过程的。开始，他们也是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太注意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50年代初就是这样。当时，从美国引进不少东西，但劳动生产率、成本、质量都赶不上美国，竞争不过人家。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教训，才重视这个问题，翻译人家的书，请人家的专家，派厂长、专家到国外考察、学习，很快提高了管理水平，才有今天的结果。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也有类似日本50年代早期那种情况。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但管理不行，劳动生产率很低。例如，从国外进口的30万吨合成氨厂，人家只要240人，我们要1500多人。这就是说，人家一个人能办的事，我们要用六个人。这样怎能赶上和超过外国。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反映管理工作落后。如不大大改进管理工作，引进了先进技术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先进的水平，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日本经济发展快的原因，概括起来说就是以上讲的七点。
第二部分 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企业的
这次考察中，我们把管理问题作为考察的重点。我们一定要下大力气将我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搞好，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下面分几个问题讲一下。
第一个问题，谈谈日本企业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式。
日本的企业，主要是采取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在日本叫株式会社，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公司。
据我们考察，这些株式会社基本上是三种形式，细分起来也可以说是四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最典型的是电力工业公司，产品单一，发电和供电同时进行。各发电厂的生产，由公司用电子计算机高度集中控制，严格地按照计划进行。各发电厂只管机组的安全运行，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
第二种形式是统一核算，分级管理。如新日本制铁公司，下属10家钢铁厂，76000人，是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又如丰田汽车公司，有10家工厂，5万人。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也比较单一，所以工厂的生产指标和物资供应，都由总公司统一安排。但由于产品品种多（比如各种汽车、各种钢材），因此和第一种形式不同，各厂在组织生产、核算成本、外包作业、零星购置、任用厂内干部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权限，有相对独立性。
第三种形式是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盈亏，或称事业部制。这种形式是从美国学来的。事业部制是什么意思呢？事业部相当于分公司，一家大公司有若干个事业部，事业部下面还有许多工厂，这些工厂不独立核算，由事业部进行管理和计算盈亏。采取这种形式也是由生产特点决定的。如东芝电器公司、松下电器公司，它们的产品不是单一的，而是种类繁多，从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到成套发电设备等，差别很大。虽然这些产品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基本上是可以单独进行生产的，所以按产品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事业部。
以上是日本企业管理的三种基本形式。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实行了供、产、销、人、财、物六个统一，特别是财权，一律集中于公司。只有丰田财团是个例外，它将生产、销售分开来，成立了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和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前者管生产，后者管销售，各自实行单独核算。二者之间签订有合同，要生产什么牌号，生产多少，由销售公司定，生产公司产出之后，就交给销售公司出售。这样，生产公司集中精力搞生产，销售公司千方百计扩大市场，增加销售，各负专责，互相促进。丰田财团所采取的这种产销分离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种形式。
日本的公司，许多是跨地区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所谓全国性，是指其下属企业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而不是把全国同类企业都网罗在一家大公司之内。同一行业的全国性的大公司有许多家，如日本有五大钢铁公司，十大汽车公司，九大电力公司等。它们相互竞争，在竞争中发展。
下面谈谈在公司内部，总公司和工厂的职权范围。这个问题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大问题。日本公司在这方面职责、权限很明确。无论实行哪种管理形式，总公司一般负责五件事情：（1）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战略性”决策；（2）产销计划；（3）设备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财务预算；（4）科学研究和新技术的开发；（5）进出口贸易。总公司又是如何负责这五项任务的呢？总公司设有董事会，有几十名董事。董事中又有常务董事和董事长，还有社长，即总经理。这五项任务都由董事会讨论决定，总经理负责执行。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的首脑就是总经理。全公司都要听总经理的命令，这就叫首脑负责制。董事会一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常务董事会半个月开一次会议。总经理和一两个副总经理加上常务董事，一周开一次会议，都是抓大的事情。在日本的公司里，董事、总经理不一定拥有很多股票。有些人实际上是被资本家用高薪雇用的精明能干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是代替资本家来管理企业的。
工厂一级的职权是什么呢？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的厂长们不约而同地对我们讲，他们主要是抓五件事情。一是质量。质量和品种、数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抓质量，同时也必须抓品种、抓数量。二是交货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资本主义的厂子特别注重交货期，按期交货才能使各企业的生产衔接起来，既不导致停工待料，也不会造成半成品的积压。至于最终产品，更要求交货迅速。交货快，竞争力就强；交货晚了，不但少卖钱，还要赔钱。三是成本。四是安全。避免死人、伤人，伤了人、死了人都要赔偿；严重的，厂长还要坐牢。五是注意作业场地的清洁卫生。这一点人家做得比我们好。在日本钢铁厂参观，有的地方就像花园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厂长和总经理的关系，是厂长对总经理负责，厂长又在厂里负全部责任。由于职权明确，所以各级干部都可在自己职权以内放手工作，该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拿出主意来，用不着到处去请示，也没有人干涉他履行职责，更没有人代替他决断，替他承担责任。看看他们，想想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认真解决的。有些日本朋友曾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工业企业领导人的职责权限是“暧昧”的，不知道党委书记、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各负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做好企业管理工作的。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搞清楚企业党委要做哪些事，厂长要负哪些责任，厂长和党委的工作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以彻底克服目前存在的严重的无人负责现象，使我们的企业工作尽快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第二个问题，日本的企业是按什么原则组织起来的。
日本有51万家企业，其中大的企业有1000多家，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与我们比较，他们的企业规模小、数目多。这么多的企业，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概括地说，他们是按专业化与协作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日本不少企业以前也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后来随着现代化的进展逐步改变了这种现象，采用专业化和联合化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很多公司。同时，又采取合同制的办法把国内的其他企业逐渐组织到公司的周围进行有效的生产协作。这样一环套一环，形成了许多以大公司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协作网。比如，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本身只有十家按专业化原则组织起来的工厂，而它周围却有1240家协作厂，这些协作厂，由于协作的程度不同，它们和丰田关系也就不一样。随着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的发展，这些协作厂本身也在发展。例如，一个为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生产安全带（日本的汽车行驶速度快，为安全起见，备有安全带）、打火机等零件的协作厂，原来全厂只有20人，现在它已发展到2700人，下属几个工厂，产品除了57%供应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外，其余43%供应别的汽车公司。
日本企业专业化协作有哪些特点呢？根据我们的考察，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充分利用历史上形成的老关系，绝大多数协作厂都和大公司有几十年的协作与供销的经济关系。不像我们这样，用行政办法，把一些相互不熟悉，协作件也不完全对路的企业，强拉在一起，而且今天一改，明天一变，“朝秦暮楚”，很难搞好协作。第二，各家协作厂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但在经济和技术上对大公司则有很大的依附性。有的协作厂由大公司直接投资兴办；有的是大公司派干部参与经营管理；有的由大公司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工艺监督，以保证质量；有的由大公司解决部分资金和设备；还有的使用大公司的技术专利。第三，协作厂主要为一家大公司服务，但同时又和其他许多厂家建立协作关系。第四，绝大多数协作厂是中小企业，但也有少数较大的企业，这些大企业对某一家大公司是协作厂，但它下面又有许多协作厂，一个套一个地把许多很小的厂子组织在一起。还有些协作单位本身就是大公司，如运输公司、清扫公司等，它们同时为许多公司服务。专业化协作的发展，使得各大企业都能集中精力抓好关键性产品的生产，便于不断改进关键性技术和工艺。而中小企业也由于产品或作业单一，便于大批量生产，有利于革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新日铁公司君津钢铁厂，不但把厂内的清洁、绿化、食堂这一类生活服务工作完全外包出去，就连从高炉车间到转炉车间的铁水罐运输，也外包给运输公司。据说日本各大公司本身差不多都没有自备的运输汽车，基本上委托运输公司负责。在访问中，我们问丰田汽车工业公司零件配件储备量是多少，他们说丰田是采取“无库存轮动式生产”，一般只有半天，至多只有1天的储备量。又问如果停工待料怎么办呢？他们说不会停工待料的。因为协作厂和运输公司的效率非常高，只要订了合同，就按计划进行，每天需要什么，他们都能按时运来。这样谁还愿意将产品积压在仓库，而向银行借款交利息呢？丰田不到一分钟就出产一辆汽车，但他们没有仓库，他们的材料和零件、配件都是放在生产线上的，我们看到的生产线两边都备好所需的材料和零部件，随用随到，车辆来往不停。
企业间的协作关系，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通常先签订“作业承包基本合同书”，对双方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原则性的规定。然后还要签订“作业承包合同书”，把合同的条件进一步具体化。至于产品的规格、质量和数量，还要每月定一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为了衔接大公司和协作厂的生产，大公司还将年度生产推销计划送交协作厂参考。由于双方都很重视信用和相互承担经济责任，从而违反合同的情况是很少的。
第三个问题，日本的企业管理主要抓什么。
资本家抓管理，主要是抓利润。财务大权都集中在公司手里。为了抓利润，资本家采用了各种手段，但是能够把几万人参加的、十分复杂的生产销售系统的大公司经营得有条不紊，则主要是靠计划。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是无计划的，而在企业里边是有计划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企业内部的计划越来越精密、越来越科学。这是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是资本主义已经做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在这方面，目前，他们比我们做得好。我们要搞好企业管理，还得向他们学习，而且应当做得比他们更好，因为我们除了有企业内部的计划以外，还有整个社会的计划，这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
要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就要抓住它最根本的特点，即以销定产，产销结合。他们是根据销售进行生产，就是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首先要看有没有销路，没销路就不生产，宁可不生产也不乱生产。他们的计划是产销计划，也叫生产贩卖计划。他们制订计划，根据两个原则：一个是订货单，没有订货单就不生产，特别是大型产品，像大的发电机、大型成套设备，如30万吨的化肥设备和30万吨的乙烯设备，没有订货单它根本不生产，否则生产出来卖给谁呢？如果长期积压，占着资金，还要付利息，他们宁肯不生产。有些搞到市场销售的产品，事先无法征得订货单，怎么办呢？他们就采用市场预测的方法。这对资本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会经营的，预测得对，就捞一大笔钱；不会经营的，预测得不对，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造成积压、亏本甚至倒闭。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搞好企业产销计划和市场预测，的确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公司都设立了庞大的推销机构和现代化的商业情报中心。他们还同商社（主要是商品产销的中介，有的也承包工程，有的还经营某些简单的加工工厂）保持密切联系。各大商社都有非常现代化的世界性的情报网，如三井物产商社，在5分钟内，就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商情收集起来。各公司不断按最新商情，争取扩大订货单，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力图使计划符合用户和市场的需要，使产销紧密结合起来，既避免短产和拖期交货，也避免盲目超产，造成积压。
为了使产销衔接好，他们在编制生产计划时，详细调查用户对产品品种、质量、规格的要求，研究如何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改进设计和工艺。例如，为了预测未来市场对家具的需要情况，他们甚至要了解一个城市将有多少人要结婚，建立新家庭，还要了解其他家具工厂生产什么家具，家具的规格、成本与销价怎么样。在做了这些摸底预测后，再根据市场的需要制订生产计划、原材料供应计划、配套产品计划、劳动计划，以及财务计划等。日本公司制订的计划，都是经过反复计算，综合平衡，才最后形成的。他们很强调综合平衡，否则企业定了那么多产量，而没有原材料，没有电，没有煤，没有零配件，不能按期交货，那就吃不消了。因为各企业之间都订有合同，规定按天、按时、按质、按量在指定的机台和岗位交货（在50公里半径以内的，都是定时供货），不按合同交货，不但失掉信用，还要罚款，而且罚得很多。所以各企业都千方百计地来完成各自的计划，以避免失掉信用，避免罚款。
当然，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计划制度和计划方法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历史，在长期的竞争、危机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前面说过，我们不仅各个企业有计划，而且全社会也是有计划的，这是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应该按需要生产，以需定产，以产定供。但是我们过去缺乏经验，又受了苏联那一套办法的影响，往往造成产销脱节，不是供不应求，就是积压。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把资本主义公司制订产销计划的方法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学过来，改进我们的计划工作。
第四个问题，日本是怎样以品质为中心抓生产管理的。
我们这次到日本考察，对质量管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日本人不叫质量管理而叫“品质管理”。他们认为质和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在一起不科学，他们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
日本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和生产活动，都是以品质为中心，各级管理人员和每一个工人对此都有明确的认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的。因为越是价廉物美的产品，越有销路，越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强调，品质标准应以用户满意为唯一标准。公司规定的品质标准往往高于政府颁布的标准，各工厂制定的标准又高于公司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户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使用户满意，不仅要提高现有产品的品质，而且要不断发展新的品种。日本品质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制度，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而且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好处，整个社会的服务质量和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日本提出要生产“世界上第一流的产品”。日本各公司都十分重视提高品质，发展新品种，加强竞争能力，有一种争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紧迫感。为了使用户满意，日本的企业经常在市场上调查对自己产品的意见，不仅如此，他们还召开消费者大会，让消费者公开评价自己的产品。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会议情况是要通过电视广播的，如果消费者说某个公司的产品品质不好，这个公司的信誉就会下降，产品就会卖不出去，甚至弄得非关门不可。
日本工业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好的产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查出来的。”他们的一个口号是“品质第一，用户第一，预防第一”。怎样预防第一呢？他们注重在设计、工艺、设备、原材料和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贯彻“品质第一”的思想，预先消除可能产生不合格产品的各种因素。他们通过先进的测试手段，检验各道工序的产品是否符合设计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零部件都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哪里发生了这种情况，就在哪里将生产线停下来，这样全厂就都知道了。矛盾暴露了，解决起来就快而彻底，因此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我们则不然，发现了不合格的零部件，总想换一个备用的，不使生产线停顿，这样做实际上就掩盖了矛盾，不易引起大家注意，所以问题也就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日本人说，在国际竞争中，不仅要求高品质，还要不断增加新品种。他们把提高品质和增加品种结合起来。日本市场上钢材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几乎达到要什么品种就有什么品种的程度。各种生活资料更是品种齐全，花样翻新。汽车、自行车都有上百种，电视机几十种，至于它们的式样，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手表就有机械表、自动上弦表、薄型表、电子表等20多个品种，每种又有许多不同的样式。他们根据用户的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设计和生产新品种。如东芝电器公司半导体工厂出售的产品，每年有一半是新产品。特别是制造衣服的工厂，一年至少要有12个品种，每一季度至少要有3个品种。我们在日本东京的街道上看到，日本妇女穿的衣着，各色各样，很少雷同的。而大量的新产品上市，又刺激了一系列新的需要。我们在东京参观了一个百货公司，它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东京最大的百货公司，在世界的许多大城市都有它的分公司。这个公司的经理领着我们从楼上到楼下参观了一遍，全程近4公里长，有50万种商品。
日本人对新产品都有个要求，就是产品的品质和性能要比原来的好，但价钱力求能维持原来的水平，甚至更低。为了实现上述要求，日本的大企业都集中了许多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拥有设备完善的研究设计机构。用于发展新产品的科研、试制费用，一般占销售额的百分之一。这样巨大的开支，都分摊到正在生产的产品中去。在生产新产品时，先定出有竞争能力、用户能接受的价格，然后制定成本目标，千方百计为降低成本而努力。这种新产品的定价办法，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不少产品，十年、二十年“一贯制”，没有什么改进。这种状况实在是应当改变了。
“全员品质管理”，这个口号在日本工业界叫得很响。他们想方设法要大家都来重视质量，成立了很多品质管理小组，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我们看到许多工厂都有这种小组，有的小组，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小组活动的情况，画了许多图表，讲解的都是工人，有的还是女工，他们这方面的活动很活跃，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除了要工人参加品质管理活动外，他们还制定了一整套具体的品质管理办法和奖励办法，给积极参加品质管理的职工以各种物质奖励和荣誉，以刺激全体职工参加品质管理的积极性。各工厂的工人品质管理小组，经常讨论研究品质管理问题，对提高品质起了很大作用。日本一年一度的“品质月”活动，是全年坚持不懈的品质管理活动成果的总检阅，我们参加了他们“品质月”的一些活动，对我们很有启发。
第五个问题，日本的企业是怎样培训职工的。
日本的企业很重视培训人才，把它看作一项战略任务，叫作“能力开发”。他们根据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具体情况，认为要在国际竞争中求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除了发展技术以外，别无他途。在工业界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一个好的企业，首先是由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术集体。”他们说，没有先进设备可以购买，没有资金可以借贷，但是，没有人才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培养出好人才，是企业领导人的光荣。培养不出好部下，就不是好领导。这已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各大公司的董事长，都以自己的公司能培养和拥有大批的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骄傲。他们在培训人才方面是肯花大钱、出大力气的。
日本企业培训工人的办法，基本上有三种，即现场学习、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而以现场学习为主。对工人的培训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们的工人一般是高中毕业生，这些人进厂后至少要进行半年的训练，专业性比较强的要进行9个月至1年的训练。训练内容除了安全、基础知识和专门技能的教育以外，还注意礼貌教育、纪律教育和企业的传统教育。如松下电器公司，原来只是一个小作坊，有十几个工人，现在该公司老板搞了一个陈列馆，把当时的一套东西摆在那里，以便对新入厂的职工进行传统教育。我们到日立电器公司参观，他们也搞了这样的纪念馆，凡是进厂的青年人都首先要到那里受教育，同时那里也是个相当阔气的训练中心。除了入厂教育外，如果调换新的工种还要重新培训。他们为了使工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还把工人分成5“层”，入厂1～2年的叫“新入层”，3～5年的叫“一般层”，6～9年的叫“中坚层”，10～14年的叫“棒心层”，15年以上的叫“监督层”，这一层相当于我国工长的水平。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训练内容和要求，定期考试。考试是和升级、涨工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干什么学什么，学不会就不让干。从工人中提拔的工长都是精明能干的，车间主任不在时，工长照常可以把生产指挥好，因为他们一般都经过了15年的锻炼。
对干部的培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办法、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对股长到部长（相当于我国的处长）一类的干部，强调提高管理技能，实行定期调换岗位的制度。如把管生产的调去管销售，管劳动工资的调去管生产，在取得全面管理经验后，再提上来当一个全面的领导干部。对于需要专门技术的，就进行专门的培养，同时，保持其专业的稳定性。而对董事、厂长一级的领导干部所采取的培养办法就是另一样了。第一请专家教授来讲课；第二参加各个企业之间的经验交流会；第三是在本企业的培训中心进行专题总结，并给课长（相当于我国的科长）以上的干部讲课，要讲课，就得自己多学习；第四是短期脱离工作，到休养地“务虚”，总结经验；第五是出国考察，日本大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厂长和生产技术负责人都到过外国，而且几乎去过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国外的情况很了解。
日本的大公司都有设备先进、师资齐全、教材成套的培训中心。例如，新日铁公司八幡钢铁厂，19000名职工，设有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培训中心，可同时培训2000人，还有一所培训中层干部的研修中心，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可同时培训300人。培训中心有带录像机的电视教室，自动控制的教学电影、外国语教室，幻灯教室，职工下班后，可随时去上课。打开录像机，就可以从自己座位上的电视机中看、听老师讲课；戴上耳机，可以选学外文。此外，他们还按照13个专业编订13种通用教材和52种专业教材。
第六个问题，日本资本家是如何把企业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捆在一起的。
我们在考察时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日本的工人干起活来是很紧张、很认真的。这和我们工厂现在存在的状况有些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我们理应比他们干得更好。可是，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缺陷。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不好呢？不是的！我们的工人阶级是很好的，是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做出很大牺牲的。问题不在于工人方面，而是在组织领导、管理这些方面。看到日本这个情况，是不是说日本资产阶级真正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呢？当然不是。为什么日本工人那样紧张那样认真地干活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不那样干，工厂就会倒闭，工人就要失业，就没有饭吃。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工人进了工厂就有了“铁饭碗”。日本工人目前的生活虽然比我们高，但他们非常羡慕我国工人阶级的“铁饭碗”。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日本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我国工人阶级相比是根本不一样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尽管这样，日本资本家还是采取了各种办法，把企业利益和工人利益捆在一起，使职工产生与企业共命运的感觉，如日本资本家说的，形成“命运共同体”，即企业倒闭了，工人就失业；企业赚了钱，工人就能增加工资、增加福利。
日本的资本家怎样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捆在一起呢？他们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呢？根据我们的考察，主要有四种办法，或五种办法，四种是经济的，一种是政治的。
第一种办法，叫作“终身”雇佣制。当然，这个“终身”是打引号的。在日本，工厂只要不倒闭，一般不解雇工人，工人进了工厂就是工厂的人了。当然进厂是有严格的选择的。不像我们，工厂的负责人有很多苦恼；不管工人有残疾也好，眼睛不好也好，只要劳动部门给了，工厂就得要。日本不是这样，企业要吸收一个工人，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甚至厂长等负责人还要单独考一次。但一吸收进厂，只要企业不倒闭，就可以干下去。这样，就把工人命运与企业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怕企业倒闭使自己失业，就拼命干。在日本，我们经常听到工人讲，我们的公司怎么样，好像还蛮有感情的。这是怎么回事？很值得引起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很好地考虑这种事情。日本这种办法，和西欧、美国不同。在欧美，工人可以随便跳厂，今天在这个公司干，明天到那个公司干。日本工人一般不跳厂，一进这个工厂，基本上就在这里干了，除非企业倒闭。当然，工人犯了法，坐了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我们工厂的工人，才是真正的“终身制”，一进工厂就永远是国家的职工了。不过，我们可以调到这个工厂或那个工厂，当然也有调不动的。大庆工人是很好的，可以调到这里调到那里，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管调到这里或调到那里，仍是国家的职工。日本的工人失业后，一般很难再找到工作，如果去边疆地区能找到工作，他当然愿意去。我们有我们的好处，但没有发挥自己的优越性。
第二种办法，是“年功序列工资制”。什么叫“年功序列工资制”？这是日本的名词。它的意思是，工资的一半取决于工龄，另一半取决于技能和对企业的贡献。一般说来，日本每年涨一次工资。工资涨多少，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经营得好就涨得多，经营得坏就涨得少。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人的工资不一样，而且是保密的。你不能问我挣多少钱，我也不能问你挣多少钱。即使你本事没有提高，没有多大的贡献，过了一年也要涨一点工资。由于挣工资要看工龄，所以工人一般都不愿跳厂，如跳厂就又要重新计算工龄。这同我们计算工龄不同。我们从这个厂调到那个厂，工龄是连续计算的。而且，日本还有个社会舆论，认为跳厂的工人是不好的，好的工人为什么要跳厂呢！跳厂的人，厂方一般不愿意要。好像我们选择干部一样，看你可靠不可靠。
一个所谓“终身”雇佣制，一个所谓“年功序列工资制”，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就把企业利益和工人利益捆在一起了。这种办法，很能迷惑工人，对调和阶级矛盾起了相当的作用，显然对资本家有利。当然，这不是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就没有矛盾了。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是相当尖锐的。
总之，日本的工业企业把增加工人的工资同企业经营的好坏联系起来，经营得好，工资多增加；经营得不好，工资就少增加；企业倒闭，工人就失业，就没有饭吃。这就把工人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联结起来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企业经营不好，甚至亏本，工资和奖金照发，这怎么能让每个职工都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呢？我们不是也要把企业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吗？究竟怎么结合，需要认真研究。
第三种办法，实行一年发两次奖金的制度。每半年发一次，奖金的多少，看企业经营的情况。不像我们这样，奖金按工资总额的10%提取，不管企业经营好坏都一样。日本的企业，每次发奖金，最多的等于3个月的工资，最少的是1个月的工资。一年发两次奖金，就等于2～6个月的工资。如果一个企业连两个月的奖金都拿不出来，这个企业就要接近倒闭了。所以，日本经营好的企业，工人一年最多能拿18个月的工资，最少拿14个月的工资。日本工人讲，工资用于日常开销，奖金多数储蓄起来，买贵重的东西。所谓贵重的东西，就是高级消费品，或者是买房子，要单门独户、有空调设备的。当然，要买这样的房子是不容易的，一般没有20年、30年的积蓄是搞不到的。也有的把奖金储蓄起来，作为子女教育费用的（日本大学的学费是很高的），或者作为自己养老用的。
除了这种奖金外，还有一些特别奖。如“提案奖”，等于我们的合理化建议奖。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合理化建议风行一时，日本把这个学去了。日本搞这个东西，和我们不同，不管意见接受不接受，都给奖，这收到了很大效果。如果有突出贡献时，要给特别奖，有的给奖品，有的给奖金。资本家对这个工作做得很细致，给奖前要调查你缺什么，如你的汽车用了三五年，不时兴了，你想换辆新汽车，他就给你的工资袋里装上一张汽车奖赏票，你可拿着这张票到汽车销售公司去领取一辆时髦的汽车。还有投影电视机，这在日本是很时髦的，价格较贵，如果你得了特别奖，可给你工资袋里装一个投影电视机票。如果你女儿要出嫁了，需要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他也会在你的工资袋里给装进买这些东西的票。如果他没有调查清楚，就给装上奖金。当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只是对特别有贡献的，才给这种奖。像前面讲的一年两次奖，企业的每个职工都一样，要是6个月都是6个月。但日本对奖金、工资是保密的。我们提升工资和发给奖金，都要群众评定。日本人说他们要采取这个办法，工厂就要散伙了，你提这意见，我提那意见，那还得了。他们实行首脑负责制，工资提升由该单位的首脑决定。例如，厂长的工资由总经理定，车间主任的工资由厂长定，工长的工资由车间主任定，班长的工资由工长定，工人的由班长定，当然都要经过上级领导同意。工人提升工资，班长要找工人一个一个谈话。他同你谈话时，同时把工资袋给你，你不能看，他同你谈得天花乱坠，表示对你非常关心，你回去一看工资袋才知道今年工资多少钱，或拿到了什么奖，各级的做法都是这样。日本资本家认为这个办法是好的，这样做，使每一个你所管的人对你有无限信仰。这和我们不同，我们讲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不能采取他们的办法。不过，我们应从此得到借鉴。我们也得考虑我们的工资和奖金评定的办法有没有缺陷。例如，有个工厂给一个班长发了质量奖50元人民币，班长拿到这些奖金，觉得很难办，因为产品质量好是大家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是很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说我不能拿这个钱。他便给全班每个人买了一双尼龙袜子，花了20多元，还剩20多元，想来想去，又请全班到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30多元，自己倒赔了几块钱。还有个例子，1978年底，上级决定，要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人，即在职工中提级2%，一定要职工讨论通过。这给每家工厂、每个干部、每个工人出了很大的难题。当然，最后还是找到了2%的人，提级的人当然很高兴，但压力也不小；而98%的人是否高兴呢？这是值得研究的。资本家的办法，我当然不赞成，但我们现在的办法是否就很好呢？是否不需要改进呢？
第四种办法，职工的集体福利，它的水平，也是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说这个企业挣钱多，集体福利就办得多些；挣钱少，集体福利就办得少些。日本资本家花在工人身上的钱，通通称为劳务费。包括工资、奖金、福利三项。3项所占比例：工资占56%，奖金占23%，福利占21%。第一是工资，第二是奖金，第三是福利。工人的基本收入是靠工资的，这和我们一样。福利与我们相比，有的不如我们，有的办得还可以。福利方面，大的企业办得好些，小的企业办得不怎么好，各企业的情况也不一样。日本房租很贵，占收入的10%以上。我们的房费只占3%左右。但是，他们如果租工厂的房子，要比租市里公家的房子或私人的房子租金低得多，租市里的房子租金要高4～5倍，租私人的要高10倍。我们的职工福利，不管工厂赚钱赔钱，都是那么多，赚钱多的也不增加，赔钱的也不减少。日本不是这样，赚钱多的企业，福利就多。
以上四项都是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捆在一起的，采取的都是经济办法。讲了这些，还要谈一下政治的办法。他们不叫政治，在我们看来是。他们也做人的思想工作，这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我们到每一个工厂，他们介绍经验，第一条就讲做人的工作。开始时我们怀疑这可能是受我们的影响，因为过去我们天天讲政治挂帅，做思想工作。以为他们这样讲，可能是为了迎合我们，好像我们喜欢听这个。后来了解，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看了日本企业管理的书，知道现在日本的企业管理，很重视社会学、心理学，他们的管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也就是包括做人的工作。这一条，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虽然生产发展得越来越现代化，但人在生产过程中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家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因为不把人的工作做好，企业就办不好。不能说资本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这一点。当然立场是不同的。
那么，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是经常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连在一起做的。我们过去曾讲“爱厂如家”，后来也不宣传这个了。日本资本家宣传“家族主义”，他们认为他们的一个公司（株式会社），就等于一个家族，进了这个公司，就等于进了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把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比作父亲，干部比作长辈，一般工人、小职员比作一般家族成员。这就把阶级阵线模糊起来了，什么工人、资本家在“家族主义”掩盖下都分不清了。这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特点有关系。美国、西欧学者到日本考察，都说这是封建、落后的东西，过时的东西。日本资本家则认为这是比西方先进的东西，说你（指欧美）那里工人闹罢工，我这里就不怎么闹。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利用民族形式散布改良主义思想，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但又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当工人还没有觉悟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它时，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也是分不开的。
除此以外，日本资本家还做了好多就像我们所说的人的工作，最大量的是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家访，某个工人住在哪个町（即街道），门牌几号，家里有几口人，老婆做什么，孩子在哪里上学，厂长都清楚。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过去我也在企业待过，也曾到工人家里跑跑，但情况没人家了解得那么清楚。他们如不进行家访，就不可能了解得这样清楚，只有经常调查研究，才能做到这样。当然这与我们也不同，我们家访是为了帮助职工提高政治觉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他们是为了自己赚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书记、厂长应比他们做得更细致、更周到些。日本资本家对他们认为能为他卖力的工人，知道你哪一天过生日时就请你吃顿饭为你祝贺一番，当工人不觉悟时，就一辈子忘不了资本家的好处，拼命地给他干活。有时还办“恳亲会”，请职工和职工的老婆孩子一起去吃顿饭；或买些茶点到风景区搞个野餐会；或在过年时开一次“忘年会”。“忘年会”把很多人搞在一起，吃一次饭，表示慰劳，吃饭时恳谈，希望讲心里话，讲这一年相互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吃这顿饭后，大家都忘掉它。他们的办法是蛮多的，我们是相当注意这些事情的。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资本家为了调和阶级矛盾，费尽了脑筋，费尽了心机，当然，要达到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资本家的最大利润。我们可不可以为了社会主义搞得更好一点、更快一点，使共产主义早日实现，为了这一崇高目的，也想方设法尽力去干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家根据几百年经验也越学越乖了。他们也认识到如果不把企业利益与工人利益捆在一起，不随着生产的发展适当地改善职工生活，不和工人拉关系，是不能刺激职工的积极性的，要获得更大利润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把企业办得更好，为了使广大职工更关心生产和取得更好的效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难道不应当研究一下，不应当把社会主义企业利益与工人利益结合起来吗？何况我国的工人阶级就是企业的主人。而日本是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在那里工人与资本家是对立的。我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真正结合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结合起来了，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结合起来了。我们的条件比他们优越得多，但我们还没有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我们应当认真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日本企业经营的经济效果。
前面说过，资本家经营企业就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最少的资本，做到最大的生意。日本资本家用1元钱可以做10元钱甚至几十元钱的生意。例如，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1978年的资本额只有665亿日元，但这一年它的销售量达到22464亿日元，等于它的资本额的34倍。这是大工厂。小工厂如芝浦钢板加工公司，1977年它的资本额是3亿日元，但它经销的商品，竟达115亿日元，为资本额的38倍。如果把自有资金和贷入资金加在一起，则每年周转5～6次。而我们有不少企业用1元钱一年做不了1元钱的生意。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根据日本兴业银行（这是日本最大的银行之一）1978年3月对874家大中型企业的调查，企业自有资本只占全部资本的16.4%，负债占83.6%，其中向银行借款占38.4%，其他都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大家都很清楚：资金越少，营业额越多，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大。
以上介绍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一些情况。这次考察时间短、接触面窄，而且考察的目的又主要是研究可以借鉴的东西，所以上面所谈的内容肯定是不全面的，即好的多，坏的少。但是，这绝不是说日本是个天堂。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固有的弊病，即使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掩盖不了的。关于这方面，在考察过程中尽管没有专门去了解，但还是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这里也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日本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源又异常缺乏，这就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世界上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受不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他们影响很大，经济至今仍然很不景气，造船业、纺织业的开工率只有40%～50%，钢铁业开工率也只有70%。日本五大钢铁企业去年就减产30%，七大商社的销售额也在下降。一谈到“苏修”争霸、海上交通阻隔，日本资本家就“谈虎色变”，惊恐万状。
其次，日本社会固有矛盾不可克服的另一个表现，是失业率一年比一年上升，1965年是39万人，占要求就业人口的0.8%；1970年增加到57万人，占1.2%；1975年增加到100万人，占1.9%；1978年进一步上升到125万人，占2.2%。应当说明，这是对所有“要求就业”的人做对比的，实际上有工作能力而没有就业的人，远远大于这个比例。比如，日本妇女结婚生孩子以后，一般都离职回家带孩子去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就没有列入要求就业的人数之中。而且失业的趋势还在发展。特别是每年都有19000家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工人就失业了。日本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也很困难。找工作，必须经过考试，1978年只有51%的人经过考试找到工作；另外的49%，有的根本找不到工作，有的只能当当临时工或一般的工人。大学生如此，高中生就更不用说了。在就业人员中，男女也不能同工同酬。如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男的10万日元，女的9万日元；高中毕业生，男的8万日元，女的7万日元。
还有，日本的男职工到55岁时，就要强迫退休，退休金按参加企业工作的年数，每一年发一个月的工资，即如果工作30年，只领30个月的退休金，以后的生活企业就不管了。这些退休工人，还要养活老婆，而且寿命越来越长，因此大家都为晚年生活担忧。
至于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的表现，大家知道得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去日本访问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栃木县佐野市有个自民党的县议员叫荻原平吉，经营了一个粮食、燃料公司，因经营不好，3年亏了7亿日元（约等于人民币近600万元），还不了账，于去年11月的一天，全家9口集体自杀了。其中有两个孕妇，还有两个小孩。这件事轰动了日本。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日本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报道。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典型事件。资本家都这样，普通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以上只是一些点滴见闻，但由此可见一斑，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面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缺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最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同时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只要我们遵照党指出的路线和目标，努力奋斗，并将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用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附录3 《访日归来的思索》
——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5]
吴家骏
一 高层的出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为研究借鉴国外经验，中央决定派高层代表团出国考察。最早出访的大型专业考察团，就是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任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顾问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这个团由23人组成，省、部级和大企业领导占很大比重，中国社科院除邓力群外，还有马洪、孙尚清和我参加。1978年10月底出发，12月初返回，在日本各地考察企业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这次考察，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邓小平访日圆满成功，日本掀起“中国热”之际进行的，日方对这次考察高度重视，各大企业也做了充分准备，详细介绍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考察团回国后，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反映了大量日本社会和企业的第一手材料。经过考察，研究分析了日本高速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是要花大力气。
中国社科院的四个人作为经济学界人士，回国后都写了专题报告，由邓力群带头，每人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一场报告。邓力群讲的题目是《访日归来的思索》，就宏观经济和日本社会做了总体的观察和分析；马洪和我主要讲日本的工业和企业管理；孙尚清主要讲日本的技术引进。当时，人们对外面世界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讲的很多见闻、故事，样样都很新鲜，场场爆满。四场报告下来，反应强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求出版这些报告向社会广泛宣传，于是就以邓力群的报告为题，出版了《访日归来的思索》一书。这本书篇幅并不长，但引起了很大反响，报刊评介很多，被舆论界誉为“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
二 出访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都在思考着如何加快实现“四化”，当时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但对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很迟缓，肯花钱引进成套设备，却舍不得花钱引进管理和技术诀窍，结果先进设备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面貌也难以改变。例如，20世纪70年代，先后引进了13套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按国外设计，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的大化肥厂定员是240人，为我国设计时，考虑到“工厂办社会”的现状，同样的设备条件，定员加到800人，而建成投产后实际人员却高达1513人，比国外高出5倍多，管理人员更是高出16倍多。成套设备的引进，动不动就是几套、十几套，但不肯花钱购买技术专利和设计图纸，设备有了但自己不能维修更不能制造，不得不受制于人。
当时我们的许多企业，设备条件、厂房条件并不比国外差，但技术止步不前，生产效率比国外差得多。在旧体制下，企业资金实行统收统支制度，企业利润乃至设备折旧基金都要全部上缴，只有设备大修基金留给企业，但使用时又只允许通过大修恢复设备原样，不允许结合大修进行技术改造，正像孙冶方所说的，我们的企业是在复制古董，根本谈不上技术进步。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向坂正男教授参观了长春汽车厂后感到非常惊讶，他说：你们1956年就建成了这样的汽车厂，比日本当时的水平高得多，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在1960年才建成相当于长春汽车厂那样水平的汽车制造厂，但是丰田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公司，而长春汽车厂却20年如一日。
显然，这种落后与其说是技术问题，倒不如说是管理问题。这个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如何改变管理落后面貌的问题出访日本的。
三 观念的突破
这次考察主要是了解日本企业管理的经验，同时对日本的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情况、人们的精神风貌，也给予了极大关注。考察团的感受颇多，在观念上有了重要的突破。
第一个突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像原来想的那样可怕。原来的观念，市场经济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处于竞争与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盲目性必然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考察团在日本看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举例如下。
（一）市场繁荣，商品充裕，花色品种极多，和我们的短缺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东京的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比比皆是，商品琳琅满目，购物条件非常好。这些现在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超市的概念，大白菜连帮带土整车拉进城里，然后再把大批烂白菜帮子运出城去，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精细分装；百货商场、副食商店的货架空空荡荡，柜台破破烂烂，简直无法与人家相比。问了东京的一家大百货公司，他们经营的商品有50多万种，而我们最大的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大楼当时只有2.2万多种，差距可想而知。
在日本各地，超市、24小时店密布社区，购物便利，实用的小商品种类繁多，有很好的创意。当时我们的罐头要用锤子和凿子开盖，有时瓶子打碎了盖子还牢牢地卡在上边，在东京见到开各种罐头的扳手觉得格外新鲜，还有像捣蒜的夹子、封裤口边的胶带、带套的指甲刀等数不胜数。这些东西现在已不算什么，但当时我们不但没有，连想都没想过。记得在那次访问归来之后，我专门组织了一批企业家访问日本，任务就是逛商场，长见识，从人家的创意中吸取营养，回来后开发新产品。结果商场也逛了、样品也买了，眼界是开了，但一件新产品也没开发出来。归根结底还是机制问题、体制问题、管理问题。
这里，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改变观念，可以拓宽思路，发现很多商机。20世纪80年代，我在云南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是个个体户，当时他发现沿海一带批发服装很火，每件衣服都需要一个简易衣架，他就专门生产经营塑料衣架，每个只赚一分钱，很快就发财了。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和思路。30年前我们从日本买回来的带套的指甲刀，直到现在我们这里也很少见有谁生产，人家的套是为防止指甲乱飞，做得又紧凑又方便、实用，我们有的企业嫌利小看不上眼，在指甲刀上装个放大镜追求增加值，但又笨又蠢，很少有人问津。
再从衣着上看市场，当时我们的服装很单调，一片灰、一片蓝，分不出男女装。在日本看到的完全不是这种景象。邓力群在报告中说：“包括农民在内，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装样式很多。我们星期天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去，所看到的妇女，没有穿同样衣服的。接待我们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换衣服。衣服式样朴素大方，倒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谈起服装，还有一些小插曲。我们当时工资很低，出国要发置装费，做一套西服、一套中山服。中山服做起来还顺手，西服就困难了，有经验的裁缝师傅很少。我们到红都服装店去定做，邓力群的西服是自己出的样子，把中山服的领子改为西服小翻领，能系上领带就不会失礼，再把扣子改成四个，中山服的框架西服的领子，我和孙尚清私下开玩笑，说老邓要搞发明创造，中不中西不西，可别弄出洋相来。出去一看，恰恰相反，外国人的西服各式各样，邓式西服一点也不显奇特，我那套西服反倒大吸眼球，又肥又短，袖子几乎没过了手指，比衣身还长，有位日本朋友开玩笑说我的西服像中式棉袄罩衣，弄得我哭笑不得。当时听说外国人用的领带很花哨，红都卖一种有大红大紫牡丹花的绸缎领带，我们有的人买了，到日本一看，根本戴不出去，像是用结婚的被面改的。原来人家不是这种花法。
（二）企业以销定产，产销衔接好，和我们产销脱节、停工待料与库存积压并存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企业安排生产要确切掌握两方面的依据：一是订单；二是市场预测资料。他们按订单组织生产，大型设备和专用设备、有特殊要求的产品以及固定协作的产品，通常是按订货单编制计划；没有订单直接在市场推销的产品，根据市场预测安排生产。企业之间既有专业化分工，又有稳定的协作关系，市场预测网络又很发达，所以产销衔接非常紧密，使经济能够按比例协调发展。听日本朋友介绍说，各大商社都有非常现代化的世界性的情报网，如三井物产，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商情收集起来。在当时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企业只负责按计划规定的指标生产，生产的产品属于生产资料的部分，按照政府物资管理部门批准的调拨计划以统一规定的价格卖给指定的用户；属于消费品的部分，由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通过商业部门的批发和零售机构卖给消费者。与此相对应，企业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和原材料，也由物资管理部门按计划供应。企业之间产销不见面。这种计划方式，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2～1957年），我认为还是成功的，实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当时的经济规模毕竟有限，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只有156项，计划的综合平衡相对比较容易，出现缺口政府及时调度也是能起作用的。后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数十万企业产销计划根本无法衔接。计划本身就留有很多缺口，执行过程中又有很多预想不到的变化，临时调度无法奏效，经济领导机关成了“救火队”，出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说，企业每年都要编报物资供应计划，计划一旦定下来，就按计划调拨，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计划里没有的，你想要也搞不到，计划里有的，你不要也得要，造成一面停工待料，一面库存积压。更可笑的是乱点鸳鸯谱，山西有个煤矿，隔壁就有个发电厂，煤矿产的煤，按调拨计划运走，电厂发电需要的煤，又按调拨计划从别处运来，只一墙之隔，却不能就近供应。说起来是有计划按比例，实际上反复出现比例失调，不断进行调整但收效很少。
（三）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风气良好，和我们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社会秩序形成鲜明对比
计划和市场问题，从实践来考察，无非是看市场是否繁荣，商品是否丰富，生产过程能否按比例地衔接好。除此之外，当时在我们头脑里还有一个疑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大众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人们道德水平怎么样。
通过考察，我们看到日本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人民生活非常困难，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到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8倍，平均每年增长8.7%，工业生产增长8.4倍，平均每年增长11.3%，职工实际收入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5.6%。日本人民经过20年的奋斗，实现了现代化，那时的城乡差别已经不大，无论是工人或是农民，生活水平都很高。农村青年也有不安于农村的问题，但主要不是经济收入问题而是因为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如城市。在接待人员中有一位翻译，是1958年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孤儿，说他刚回去时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和中国差不多，时隔20年，日本人的生活大为改观，而我们尚处在短缺经济之中。
邓力群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日本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认为“日本人民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注意。他们的事业心很强，尽管遇到石油危机，困难不小，人民还是精神振作，奋发向上，努力使日本的商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商品，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当时我们正在拨乱反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社会秩序、治安状况、道德观念尚未理顺，被“四人帮”推向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尚待调整，看到日本社会秩序良好，颇有感触。邓力群在报告中说，解决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生产力，“日本人民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取得的”。
总之，通过考察，我们觉得市场经济确实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可怕。我们越来越感到我国经济体制上有很多弊端，不改革不行。那时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尚未提上日程，但在考察团的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很大冲击，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在袁宝华团长主持完成的考察报告中专门提到：“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深深感到，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指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上，必须打掉一些框框，突破一些禁区；在管理体制上，必须做重大的改革。”其中有一条专门讲“计划经济与市场”，指出：“我们认为今后全部生产资料都应当作为商品来生产和交换”，“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没有资本家参加，并且在国家管理之下，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时能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个突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并不是不可以学习借鉴的。
原来的观念，企业管理是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截然不同，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是不能借鉴的。考察团在日本企业看到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是科学的，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很好的作用。其实企业管理既涉及处理经济关系问题，也涉及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问题，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多管理和组织的理念和方法可以学习借鉴。
在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方面，最关键的是生产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安排，衔接得好，生产过程才能顺畅进行。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例如，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当时不到一分钟就生产一辆汽车，问他们那么多零部件，生产储备量是多少，仓库有多大。他们说根本不用仓库，各种材料、零件、配件只需半天到一天的周转量，而且都放在工作现场，随用随补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原因是他们专业化协作组织得好。围绕丰田汽车工业公司的10个主体工厂，有1240家协作厂，事先把计划安排好，签订了合同，每天都能按规定的时间到货，既不会停工待料，又不会造成库存积压，听到这种介绍，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们企业原材料、零配件、燃料等生产所需物资的供应，号称“三八式”，企业上报的物资需求计划，由于总量短缺，批复的计划被砍一刀，只能满足80%；拿到批复的指标到号称“骡马大会”的订货会议上去订货，能签上合同的又只有80%；订了合同能到货的最多也只有80%。三个八折打下来，只剩下差不多一半了，这样的计划经济怎能使生产持续发展呢？资本主义企业合理有效的生产力组织方法为什么不能学习借鉴呢？通过这次考察，这么多高层经济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在观念上的确有了很大的突破，这对日后的改革，显然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上述这种组织管理方法，不只是用在生产管理上，而且渗透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比如说这次考察团的接待，效率之高、节奏之快，也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颇有不适应的感觉。全团23人，访问了好几个城市，43家企业，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组行动，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组织工作量非常大，但时间安排很紧凑，有条不紊。访问每个单位，什么时间到达、什么时间离开、宾主致辞，都是按分钟控制的。有时一个上午要去几个企业，这家谈完了，陪同人员宣布，下个企业路途要50分钟，中间不能停，现在请上卫生间，于是大队人马上厕所。人家办事一路小跑，我们若是慢腾腾地“迈方步”显然是不行了。整个访问过程，就像是被放到一条生产流水线上，一环扣一环，这样的节奏，一天下来感到很累，但大家都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有一次到一个企业访问，因怕途中堵车，时间留了余地，提前了十几分钟到达，车队在企业大门不远处停了下来，接待人员解释说，今天贵宾来访，有夹道欢迎，欢迎队伍提前两分钟集合，如果我们提前进入就会乱了节拍。人家接待外宾，客人来了摇旗呐喊欢迎口号，客人进入，欢迎队伍散开，回各自的岗位继续工作，前后用不了五分钟。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组织合理到了极致。这些看似小事，但都关系到工作秩序和效率，都反映了他们的组织管理水平。显然这都是可以和应该学习借鉴的。
在处理生产关系方面，同样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日本的企业非常关心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想尽办法化解矛盾，构建“命运共同体”。日本企业的家族主义理念，以及号称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都是处理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有效办法。在考察中还了解到日本企业非常重视把民族传统、民族习惯中良好的东西用于管理，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很少见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例如，我在松下电器公司的一个干电池厂参观了一个“健康管理室”，是进行思想健康教育的场所。在职工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就组织双方到这里来，沿着规定的路径走一遍，领导在终点等候。先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墙上挂一面大镜子，一般闹纠纷都很激动，面部表情很难看，但只能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一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失态，先使双方冷静下来，有了自责的感觉；然后进入第二间房子，墙上挂满各种变形的“哈哈镜”，启发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看得很英俊、高大，把别人看得很丑陋、矮小，而要正确看待自己和别人；第三间房子是“弹力球室”，从屋顶到地面紧绷着一条松紧带，中间拴一个皮球，每人站在球前用力打三下，球弹回来打到自己脸上，启发对人要和，不要打击别人，否则自己倒霉；第四间房子是“傲慢相室”，中间摆放一个表情傲慢的人型，每人用木棒敲打人型三下，表示互致歉意，以后不用这种态度对人；然后进入一个走廊，墙上挂满青年人对待生活和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照片，对照进行反省；走廊通向一间很雅致的小客厅，整个过程一句话不说，但能使吵架双方面红脖粗进去、心平气和出来。这时领导才和双方谈话，批评和鼓励一番，消除矛盾，好好工作。看了这样的事例，我的感触很深。思想工作号称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但日本企业能做得如此之细，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通过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企业充满生机，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借鉴呢？
四 深远的影响
总之，通过这次考察，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对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访日归来后，代表团向国务院上报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非常概括地介绍了日本的经验，同时附有《日本企业的组织、计划、专业化协作》《日本的质量管理》《日本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制度、办法和职工生活水平》《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五个专题报告，对促进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
考察报告还提出建议：由有关工业部门、厂矿企业、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组织成立企业管理协会。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制度、方法和经验；协助有关部门交流、推广企业管理经验；组织有学者、教授参加的专家团，举办各种管理讲座，帮助企业运用科学方法改进管理和质量，培训企业的管理干部；出席有关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流；收集有关情报资料，出版有关杂志、书籍等。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于1979年3月3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经过广泛的协商酝酿，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推选袁宝华同志担任协会会长，邓力群同志担任协会顾问，张彦宁同志任秘书长。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国家经委党组决定，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高经济管理干部的管理水平，切实改变企业管理的落后状态，协会成立后首先抓的就是干部培训，协助国家经委在北京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第一期企业管理研究班开学典礼与协会成立大会同时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研究问题、总结经验”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参加第一期研究班的学员110人，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工业城市经委（工交办公室）主任、副主任27人。此后又举办了多期这样的培训班，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为推进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1978年到日本考察后，紧接着于1979年又组织到美国考察、1980年到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考察。1983年袁宝华会长提出学习外国经验的十六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行国际交流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总结。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至今已满30周年。这是光辉灿烂的30年、成绩卓著的30年，为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创造的丰功伟绩将载入史册。袁宝华会长已过90岁高龄，至今还活跃在我国企业管理战线，健康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中企协（联）重要活动现场，继续贡献力量，成为我们的楷模。
我想用袁老作于2005年元月的《九十自嘲》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语：
人生九十古来稀，而今百岁亦可期。步履蹒跚身犹健，耳目昏聩志不移。思路常新免痴呆，实事求是勿自欺。喜见神州正崛起，再披彩霞作征衣。
[1] 本文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团长的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上报国务院的访日考察报告，原文首发于《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 本文作者邓力群同志是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副院长。原文为邓力群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访日情况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会议的记录稿，首发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访日归来的思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 原稿数据有误，此处已调整。——编辑注
[4] 本文作者马洪同志是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团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时任所长。原文为马洪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会议的记录稿，首发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访日归来的思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5] 本文作者吴家骏是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团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文为吴家骏同志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活动，回顾1978年访日情况的纪念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