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态批评的话语表达路线

生态批评通过文学现象明晰人在生态条件下生存，既需有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环境条件，又需明晰其理论观照视点及其话语表达线路。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分析“理论与话语”的关系时说：“理论与话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虽然在意图和结果方面，它们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话语仍然展示了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种确定见解，不管它是意在描述这个世界还是意在与这个世界相等同。如此一来，话语就是决定性的，而理论则是探索性的。决定性和探索性标志着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而且很可能的情况是，人类在和所处的现实世界打交道时，需要采用这种相互对比的方式。话语划分出界限，而理论则消除这些界限。”[29] 生态批评发挥效力，其理论确定、话语表达及文本阐释方式同样有“界限”这样的必要条件。

一 生态批评超文本的话语表达

尽管面对文学文本，生态批评话语表达的“兴趣点”还是比较宽泛的，并非拘泥于文本解读及话语诠释，还需融入一种氛围，一种历史、时代境域及文化语境，体现历史与传统、当代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求。拉曼·塞尔登在审视当代文学理论的走向时说：“展示文学理论化的效果的一个简单方式是考察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兴趣点出发对文学的不同拷问。”[30] 我们对生态批评的考察不可能限于一般的阅读和体验兴趣，而需借助文学文本，来引发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度思考。这或者需超越文本，将文本体验及分析、评价拓展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过程，让其回到人的家园共生境域中。

（一）生态批评与文学的开放性

生态批评需要不断体认生态条件下人的生存问题，并围绕生命体验的生态、生存及文学的开放性，悟解生命活动的斑斓色彩，感受无穷活力。恰是致力于这种体验及阐释，其深层次思考并把控及复现审美救赎的渴望而成就了生态批评，继而也成就了一种叙述人的自然、生态及生存问题的文学现象。这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关涉现实问题、生存问题，而且需要从中确证文学性及审美之于生命体验的开放性、自主性。埃德加·莫兰称“开放就是生命”，他对这种生命现象有着最简单、最直接的描述：“生命就是时刻依赖周围的环境、时刻依赖外界喂养的事物。不过它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某种独立性，某种自主性，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个性。”“生态/生命的开放既是一个自我喂养的入口，又是一个不完全的、有依赖性的流失缺口……一切丰富性都建立在不足性之上，一切满足都建立在缺乏之上，在场的是缺席，现在时靠的是未完成时，我的意思是没有完成的东西。”[31] 开放性、自主性及独立性不仅成就而且不断完善生命的存在，同时也会通过不断活化文学性及审美体验性，而使人的活动的有机状态蕴含无尽的魅力。从文学活动领域体认生态有机性，拓展生态视野，进而体验文学的美感特性及魅力，甚至使生态体验与文学体验相融合，其中必然涉及多重思考路径：其一，从文学活动延伸至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发人的生存问题的深度体验；其二，将生态与环境问题及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及精神困惑植入文学体验，成为文学思考及掌控的有机素材；其三，从理论规范及规定性方面看，文学理论亦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并需要有多重阐释语境，有对人的生存本根性的开掘及重新审视，且对文学活动中所关涉的诸多生态与环境问题进行理论总结。

（二）生态批评与人的“精神繁衍”

肯·威尔伯在《性、生态、灵性》一书中讨论了关联模式，指出人通过相互交换而生成的繁衍性，是在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三个层面的繁衍活动：其一，人的“‘物理’的身体存在于一个与其他‘物理’实体——重力、物质力量和能量、光、水、环境、天气等——进行着交换的系统之中，而且物理身体依赖着这些物理关系得以存在。更进一步，通过食物生产和食物消费，通过为了物理层面中基本的物质交换而把社会劳动组织在一种经济结构中，人种自然地繁衍着自身”。其二，“通过被组织在一个家庭中的情感关系、一种性关系和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人类也‘在生物意义上繁衍着’，并依赖于其他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的一个整个网络来保持它的生物存在——它依存于与生物层面和谐地相互交换”。其三，“人类也在精神上繁衍着自身，通过与文化和符号环境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实质就是与其他符号交换者的符号相互交换。这些相互交换被嵌入一个特定社会的传统和机构中，其方式使得社会能够在一种文化的层面上繁衍自身，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发展自身”[32]。“精神繁衍”不是孤立的，事实上，人正是在这种多个层次的交换关系中繁衍并生成了人的精神存在结构，进而生成人自身。这多重繁衍本身就表现为人的生命活动结构的有机性，并且生成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协调性、导向性及有机性，同时也在精神活动的调控和支配下成就人自身。生态批评作为人的精神体验，面对这种“精神繁衍”性，必然会引发人们反观自身，析理自身，通过三重繁衍而形成精神生态的健康性结构，继而反馈于人的“物理”身体（生命有机体）的存在，编织人的活动的网络结构（多样与共生、转换方式、有机—过程）。

（三）生态批评的理论阐释语境

作为理论形态的生态批评，除了具有一般文学理论的共有范式、特性、概念、规律及阐释语境之外，其重要特点还在于：一是更加注重对人的生存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审视；二是在范式、范畴、体系构建及内在机制和特性的认同方面，不仅需要多学科交叉及融通，而且需要合理吸收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特性及思维方法，尤其要中和生态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内容，进而构建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这就需要进行学科改造，使其研究及关注视野得以广泛拓展：其阐释语境及原则或许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现象上，亦不拘泥于文学思潮、文本等上，或许要从文学发生的地域、环境及生态境域，从生命活动的实在性、关系性、全面性及有机性整体方面，从社会、文化及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运演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及造成人的精神状况及生存境况方面，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状况的深度影响方面，从人类发展的现实性对未来发展所产生的种种影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及其研究。这一切又必然衔接着人的生命活动的个体性、主体性，乃至身体性及中介性的关系构建，且由此形成间性交往网络的编织，并且会从生命存在的本根性及原发性角度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考辨，由此而凸显人的生命的生态运演的节律性及韵律感。伊瑟尔谈到文学理论在“新近时期的产生”时，关注了文本阐释作用及多样性。他说：“文学理论使我们意识到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解释的有效性也是在不停变化的，从而一举改变了人文科学中的解释实践。”[33] 生态批评的阐述语境并非游离于文学文本之外，而需以文本为基本阐述依据，或以文本显化理论，并显示其宽广的视阈。

乔纳森·卡勒在描述“理论在今天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时说：“主要表现形式不是以某种理论，比如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酷儿理论或新历史主义为基点，来解释某个作品或某个作家，而是致力于研究由理论概念所界定的主题，并说明通过阅读哪些文本，可以阐发这些主题。”[34] 生态批评对文本的体验、阐释及把握并不局限于已经被认同的生态文学文本，它一方面需要挖掘古今中外文学文本及其文学现象中关涉自然、生态、环境及人的地域、文化生存状况等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深潜于文学、审美及生命体验，并超越文本体验的个体性、特殊性，揭示其内存的共通性、普泛性。

二 生态批评面对生存问题的表达

文学理论要关注人的生存问题，首先需认同人之存在的自然生态及环境基础，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多重生存关系的生态延伸。自然生态铸就了人的生命有机性之躯，以生态化的运演节律铺设了人的生成、发展以及有机、和谐、永续，朝向未来的演进路径。“生态”作为客观实在，还需要延伸、派生，甚至作为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及阐释策略。

（一）生态批评与人的生存问题

生态批评面对人类生存困境与生态考验，需要合理调适生态条件下的有机生存，理应构建必备的知识话语系统，既要通过多重阐释语境进行文学体验、评价，又需构建符合学科特性的概念、范畴体系。还需沿着必要的关系展开：其一，以系统整体性、有机性思维，以肯定性视域认识生态有机性的现实性、基础性及合理性，体验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性及和谐性；其二，直接促发人们去主动性地解析、体验、言说这种和谐关系，甚至还需对这种关系进行情境预设。这不仅在于文学活动对于人的现实生存有挥之不去的情结，也在于文学本身就来自人的现实生存，更在于文学活动及文学理论研究始终背负着一种责任，内存着意义和价值。生态批评体验、言说及评价文本离不开人何以在生态条件下生存，且力主激活人的有机共生的生存活力。所谓生态条件下生存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的有机关系为基础的，在多样生命体间的能量、信息交换中，在天地人的共生境界中，构筑人的生存结构。这里，生命既是支撑及流动的血脉，是人与自然沟通、融会的中介，又是天地人共生的基本元素，同时也是文学与审美体验的基础。生态批评从这种意义上阐发人的生存问题，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血脉之躯，也不是直接改变自然状貌，更无法直接以技术手段及资本的积聚而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为人的日常生活提供物质支持。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的言说系统及知识话语的聚合体，作为对生命及美的体验策略，作为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平衡机制，它是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文化结构，去平衡人的精神/心灵生态，去充实人的生态智慧的。

（二）生态批评与人的多重生存维度

生态批评理应文学性地表达人的生存质量的提升及构建生存福祉问题，其话语表达也需依此而展开。人的生存问题是由多重维度形成的，从人的生成之日起，到人的未来发展，其生存路向无法脱离生态化趋向，所以从生态化的视域审视人的生存维度就是必然的。第一，物质生存维度的生态化。物质性生存是以人的生命有机体存在为基础的，主要呈现为人的肌体存在，在于蕴积生命的活力，积蓄生命的能量，并且作为人的其他一切存在形式的基础，而力主构筑丰富多样且活力无穷的，对生命有机体的支持系统。第二，精神生存维度的生态化。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建基在物质性生存基础上的人的精神活动，致力于构建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为人的生存活动提供精神生态支持。第三，道德生存维度的生态化。人的一切活动必须由道德的平衡机能来维系，在道德对人的行为活动进行不断规范、约束下激励人的道德情感，构筑人的道德价值观，完备人的道德理想，以维系社会生态运行，并不断趋于平衡状态。第四，政治生存维度的生态化。人类在长期的政治生存活动中，不断地构建着集权性、统一性、权力性的社会政治结构，也不断生成着政治权利话语。其中重要之处是期望社会政治结构能够融入对自然生态、对生命共同体、对人的生态生存权利的认同与保护，并形成制度性、体制性的保证机制，继而凸显经由政治公平与社会正义而明晰的“生态正义”。第五，经济生存维度的生态化。经济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维系人类生存的基本纽带，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对利益的不断追索，成为人类发展自身的基本驱动力。利益主体存在是必然的，作为驱动性存在，也期望能够让经济活动为自身生态化的生存创制最优化的条件，使人的生态化生存获得经济活动的支持。

（三）生态批评与生存的对话

文学活动对人的一切关注都可以纳入生存论范围中审视，人类生成的历史及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探索，实际上都是在生存背景下进行的。这使得人的存在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具体的，生存论所指涉的人的一切生存方式也是现实具体的，且生态化的，实际上人的物质、感性、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生存都需要生态有机融合。生态批评话语表达及言说系统同样需表现人的生存问题，架构生存论视域的话语系统，也是通过文学与体验，从人的精神、心灵及文化形态上影响、感召、教育人如何对待生存，如何促成多种生存方式的生态融合，如何选取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或者在永续发展进程中探求生态和谐及优化状态。生态和谐情景下的生存论，言说人与自然的生态对话，但却需在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身之多重关系状态下，在多向度的有机性对话中共同实施，并最终转换为文化对话。人作为文化创造物，文化对话既是人的生存的基本境域及语境，也成就了精神自主性。埃德加·莫兰把“观点、思想、观念之间交流、对抗、论战的激烈性/多样性”称作“文化热量”，用此比喻文化认识，也可用于多重意义上的对话。他说：“文化对话有利于增加文化热量，文化热量有利于文化对话。多元、交往、冲突、对话、热量的结合形成了文化的高度复杂性。在对话中，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思想同时变成互补的思想，这时，对一种极大的多样性的充分运用以及争论本身的激烈和丰富性为精神的自主创造了条件。”[35]

生态批评理应将生态条件下多重关系的对话机制作为基本语境条件，为多样化的主体提供和谐对话的机制，同时也是“参与”机制，并是艺术与审美的融通机理。这既不断增强了这种对话/参与的合理有效性，也使对话主体从中获得精神自主性。

三 生态批评的话语特点

生态批评需要多方的对话主体参与，并汇聚共同话语权，以开放性视野编织交往网络。在这里，话语表达是不断延伸的，范围及意义也是不断拓宽的。生态批评不可能拘泥于文本解释及话语诠释，更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氛围、一种历史境域及文化语境、一种可能与必要的实现条件，体现历史与传统、当代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求，以明晰人在生态条件下生存所必需的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态与环境条件。

（一）生态批评的语境条件

除了其必需的生态/生命及环境条件之外，生态批评还应该包括文学活动本身，诸如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社会对文学的导向，文学的雅俗性，时间与空间中的文学交往、交流指向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是不断转换的语境条件，而语境转换的一个细化条件就是在已经变化的多样化、多层次的环境语境中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这不仅需要将文学活动的历史、生态思维方式、审美与艺术的阐释方式进行生态转换，而且必须是可选择性的转换。但其选择的主导方必然是现代语境条件，对于一切需要有分析，有鉴别，有可行性、永续性的操作原则及方法。转换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也是由历史走进现代，继而趋向未来的生态批评的话语表达，不仅要求在现代语境条件下承继古代话语表达的精髓，合理阐释其意义，演奏其韵律，还要不断充蕴新的内容，以期得到新的、丰富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阐释；不仅使之符合现代话语表达的要求，而且要在展示其综合性意义的同时，再造新价值的意义；不仅要引导现代人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接受与体验，还要为人们的接受创设能够涌动激情的情境、语境及接受氛围，或者是创设情境语境，乃至生境，用以调动人们接受多重话语的积极性、适宜性，或者产生在生态条件下生存的“共鸣”。

（二）生态批评与万物之“象”

对万物形象特性的有机揭示，是生态批评话语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生命及万物一体合成了形象有机体，并作为时间与空间交融的“生态审美生活”展示其“价值”和“意义”。刘彦顺认为，这“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物对生态健全而优美的环境的热爱，促使生态审美生活不断地延展、绽放出来”。[36] 将这种“生态健全”形象有机体植入“生活”，或可成为生态批评话语表达的主要支撑，其文学体验及价值评价也总是在这种有机形象系统（动物、植物形象，有生命与无生命，有机与无机形象）中展开，或者整体的有机形象系统会介入主体的批评体验，并围绕“生活”而展开。布伊尔以多种文本构建的“树”的有机连接，展开生态体验及评价。其中他综合了《古兰经》所言的肥沃的花园、棕榈树和葡萄树、应有尽有的各种水果等；有威廉·华兹华斯《汀登寺》中“苍郁的槭树”，以及“村舍点点，果树丛丛”；有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中“路边长着的月桂树”及路的尽头“一颗巨大无比的七叶树”；有梭罗《日记》中“比镇上最高的人还高”的“大榆树”；有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小槭树》中的“小槭树”，它“日渐衰弱 满身树茧 枝叶渐稀 直至光秃 只剩两条”的惨象；有伍杰鲁·努努考《城市的胶树》中“城市大道的胶树 扎根于坚硬的沥青”“像匹可怜的驽马 惨遭阉割衰弱无力”而“苦难无尽”的颓势；有山下凯伦的《橘的回归线》中“有鸟住在里面也看不见”“想数数果子都够不到”的那颗“太高了”的“棕色的柱子”。布伊尔通过对这些树的“文本效果”的“挑战”明确，要了解这些树，就需要参考博物学与/或文化生态学。也就是说，要对这一系列树的生物特性、文化特性及其不同国家与地区中的树文化加以体认，以及在文学体验中作家、诗人如何将这多样特性给予文学表达，且与环境有机融合起来，其中不乏作家、诗人在“树”生存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历史性条件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树的不同体验方式）中与之进行有机的共生体验。显然，这里的话语表达起码内存着多个层次的多样性：由“树”而表征的生物多样性；由不同国家、地区对树的体验、环境构制及文化沿袭而表达的文化多样性；由文学的诗意表达而展示的艺术及审美的多样性；由作家、诗人的人生体验、情感状况及审美经验而表现的个性多样化。比如布伊尔说：“从华兹华斯和梭罗的描写来看，他们笔下独具特色的树似乎对所处地方的特有氛围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华兹华斯的‘这一个’具有更单纯的个人性。梭罗的榆树还体现和见证了社区的历史。《古兰经》的那段节选最为突出树木的生态意义，但其描绘性却是最弱的。”[37] 对此，我们可以就海德格尔在解析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冬夜》中的诗句“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时的表述给予生态根基的确证。海德格尔说：

树深深地扎根于大地。树因此茁壮而茂盛，向着天空之祝祷开启自身。树之耸立得到了召唤。它同时测度着茁壮成长的狂热和滋养活力的冷静。大地的滞缓生长和天空的慷慨恩赐共属一体。诗命名了恩惠之树……在闪着金色光芒的树中凝集着天、地、神、人四方的支配作用。这四方的统一的四重整体就是世界。[38]

（三）生态批评与文本“隐喻性”

在文学文本中，生态、生命运演节律及延伸被给予隐喻性地表达。生态批评之所以成为生态与文学合奏的交响，最为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围绕生命的运演节律而拓展，因为生态与文学的内在特性就需要这种节律性，而且节律的内在依据就是生命的有机—过程的运演。布伊尔也认为：“那些集中研究艺术再现如何看待人类和非人类复杂关系的工作，有着在隐喻与科学双重意义上进行生态思考的倾向。”[39]文学性表达，除了诗性节奏、韵律性演奏之外，依据自然的时序、节令、昼夜转换而表达文学性及诗意性不仅满含情意体验，而且极具生态意味。我们以生态批评的话语特点及阐释方法来体认格非在2011年面世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或许会揭示出文本深潜的“隐喻”内涵。从表层意义上看，小说依循严冬与春转换的时间流程而铺设情节，通过表现形形色色人的活动及性格转换，通过人情世态、矛盾冲突而揭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冷暖人生，通过家庭细胞组织运行轨道的偏离乃至分裂，来透视社会变革中自然、社会及人生的变异。尽管小说并非出于主动性的“生态”创作，但却内隐着自觉意义上的生态蕴含。此言依据有两点：一是小说自然而然地从多个侧面显露出现今社会及经济运行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危害状况，同时也深度揭示了人性、人情的冷漠，欲望的极度膨胀及人的精神困顿；二是以女主人公家玉的悲剧性人生结局，以“春尽”的符号性所指，表达了一种生态、生命节律的断裂。就前者而言，这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这一方面是现实的生态与环境的不和谐所至；另一方面显现了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及生态良知的不断强化。我们在此要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即为什么说是一种断裂？一方面，家玉的曲折人生致使其精神极度困顿，最终身患绝症，她逃离现世，并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春尽”不只是表明一个季节性转换，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春”指代家玉的话，那么，“春尽”则显示着生命的结束，而家玉这种非正常的生命结束，显然深涵着多重隐喻性。从生态主义的意义上来看，女性/大地，生态/生命，时序/春天，都是生态本根性、节律性的表现。女性（盖娅）/家玉在极度精神困顿中，在焦虑狂躁中，在本应大地复苏、万物喧嚣，即将迎来繁花似锦时节的春天时段，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宋代寇准《江南春》词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40]“江南春尽离肠断”，香消“玉”殒人不归，作为小说由痛而思的叙事，这就隐喻性地表征着生态、生命有机节律的断裂，节律性断裂不仅会使万物生命的有机存在布满荆棘，而且会使大地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似乎会造成那种“寂静的春天”。

生态批评的话语表达线路需要系统、整体性思维的牵引，在有机—过程节律中运演，更需超越常态、既定的表达方式；需要转换性，揭示隐喻性，以有机联系及体验，甚至进行多样文本的链接，以文本与自然、社会、人生及人性、情意与审美深层的生态关联性而体现其话语特性。这不仅是一种开放的、常说常新的，总是未竟性的话语表达，而且须坚守自主、独立的权利，并通过整形、融合、组装、重建、扩容及兼收并蓄加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