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日本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在近代以前的江户时代，朱子学被幕府推崇上升至官学地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尤为明显。至近代以来，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大量吸收近代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思想，以往与中国的“师生”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美国学者任达就指出：“中国在1898年至1910年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换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9]作为第三者而言，任达的言说可以说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近代中日两国的“颠覆性”师生关系。事实上，中国思想、学术等方面在实现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日本所起到的重要中介作用的确不可否认。晚清到民初，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本比中国更接近西洋式的‘文明’，而西洋式的‘文明’就等于近代国家和民族的‘富强’。”[10]很多人毫不犹豫地效仿日本，步日本的后尘，追求文明进步。可以说，近代以来，日本在各方面都领先于中国，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

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中国文学本身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对其历史现状以及美的法则进行体系性叙述和研讨的事业，可以说是到了本世纪（20世纪），受了西洋方法的启示才开始的。而且，比起中国人来，日本人执其先鞭。首推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为该事业先驱，但对两位先驱的研究进行继承并使之发展且产生很多独创业绩的是青木（正儿）博士”[11]。吉川的这段话表明了两个事实：其一，近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受西方的研究方法与模式的启示，率先步入近代学术研究行列，因而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而言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模范作用；其二，以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近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确，就京都学派的成就而言，俗文学领域的开拓、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等近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确立都与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尤其是青木正儿在文学研究领域，除了继承第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事业外，对中国文学研究事业近代化的推进与创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以京都学派中国学学者青木正儿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青木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具体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解决了何种问题、开拓了何种方法论等，目的就在于“以斑窥豹”，最终能够对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特点有所了解。陈平原指出学术史研究“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12]而本书对以青木为中心的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梳理和考察，站在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生成的一种追根溯源。在文学研究纷纭错综、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稍微停顿下来，用以回顾与反思近代以来近百年的文学研究学术史，而对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生成的梳理与考察，显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而其重要性也就自不待言。同时，就日本中国学（Sinology）（也可以说是海外汉学）的学理而言，它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种延续。因而站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具体到本书主题研究——对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了解与把握，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融合状况。

此外，日本中国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学理特点，即它还具有“本土文化语境”的基本特征。正如严绍璗指出那样，它还是日本近代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建构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13]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介绍，对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高度礼赞，体现了大正民主时代的时代特征。但是，对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并没有成为青木正儿治学的重心，随着他对中国的实际了解，治学方向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与当时日本的文化大语境有着密切关系。诸如此类，受本国文化语境因素影响，在青木正儿的戏曲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皆有所体现。因此，本书在注意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同时，着重立足“日本文化语境”，力图深入全面地把握其海外汉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正如王晓平所言，海外中国学对于国学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14]。通过对以青木正儿为中心的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梳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近代日本对中国认识的转变，了解近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人，同时对“他者”充分了解，还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透过“他者”看自己，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