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桐城“义法”之含义
何谓桐城“义法”？就行文方法来讲，是要做到言“有物”，文“有序”，而以“义”为核心。不过这里的“有物”“有序”有特定的含义，方苞弟子王兆符述方氏之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27]以为桐城之文亦文亦道，可谓得桐城“义法”之精髓。
然而，所谓“桐城义法”，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在绵延于有清一代的桐城派发展过程中，言“有物”之“义”所包含的内容在各个时期代表人物思想中有着显著差异。从遵循程朱之学到融合汉宋，吸取西学之精华，乃至记述世俗之事，表明了桐城之“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早期方苞之论，以为文章之义，当以程朱理学为旨归。追求纯粹不杂之文，用以表达道统的精神；至于刘大櫆，工于文辞，包含着对人生意趣的追寻；姚鼐引入“考据”之学，体现了求实之风；曾国藩强调经世之学，以“经济”为首务；而吴汝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倡导启蒙，汲取了西方文化精神；马其昶以为学术与为文要“取之于古，蹈之于躬”[28]，诸人皆在不违背“道统”的同时，主张适应现实的需要。其主张体现了桐城之义从道德论到世俗化的发展过程，都是对方苞“言有物”理论的深化与补充。
同样，桐城派文人对于“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方苞所推崇的“文章在韩欧之间”，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欧阳修则以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尊道而崇文；至于刘大櫆论文，则开始将神气、音节、字句作为关注的中心，《论文偶记》重在品藻；姚鼐强调“道与艺合”[29]的境界，深契“无定之法”[30]，标志着桐城之“法”已不囿于“定法”；至于方东树《昭昧詹言》以“法”论文，以“境”说诗，于精密中见深邃之思；梅曾亮论文，则立“有我”“有物”之境[31]；曾国藩倡言扫荡旧习，“赤地立新”[32]，始别有文境；林纾论文，马其昶以为其或不必言，然《春觉斋论文》称：“意境者，文之母也。”[33]与王国维境界说并峙。对“无法”之法的理解与“意境”的感悟，表明桐城派之“法”的深邃与灵活性。
桐城“义法”之“有物”说由崇道到济世的深化与“有序”说由有法到无法的圆融之思，昭示着桐城派文法理论与世推移、日臻完备。
可以说，桐城派是清代乃至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诗文与学术流派。流风余韵至今尚存。因而研究近代桐城派对于厘清中国古典诗文在清代的发展，乃至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桐城派的研究由来已久。方东树《汉学商兑》力诋汉学，即可看作对桐城派研究的开始。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9年第49期）第一次简略地论述了桐城派的源流。1924年刘声木编印《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考索师承，明辨学术，实为研究桐城派奠基之作；1928年姜书阁作《桐城文派述评》（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详述史实、追溯渊源；稍后有姚子素《桐城文派史》[34]、梁堃《桐城文派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当代桐城派研究兴起较晚，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一文明确表达了重新确立桐城派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意图。新时期以来，自马茂元作《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述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79年第1辑），论述桐城派新作渐多，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尤信雄《桐城文派学述》（台湾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阐述其学理。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传承师学，叙述其史事，亦时有阐发。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剖析其流别，《姚鼐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为其典型的个案研究。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又以姚鼐为例剖析了桐城之文的学术渊源。
然而，近代桐城派作为桐城派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学术界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者多将目光放在乾嘉时期。近代桐城派研究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民国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考镜学术源流，已达近代桐城派；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也以为新文学之产生，“先有此派通顺文章为之过渡”[3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则勾勒了桐城文学发展之脉络，并试图阐述其与现代白话文学之关系。20世纪80年代，近代桐城派的研究才再次进入学术视野，关爱和《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较早地注意了桐城派与新文学之关系，论著《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新旧文学之关系，更多强调的是旧文学的终结；陈平原《桐城文章流变》（《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已开始关注桐城派在近代的成就。日本鱼住和晃《张廉卿——悲愤与忧伤的文人》、佐藤一郎《江户与明治时代的桐城派》等论著则仅就其中个别现象立论，且至今未见中译本。
桐城文化博大精深，桐城派古文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从目前学术的成果看，研究尚待深入。目前研究桐城派的困境在于：一是近百年来学者所涉及的作家中，多关注文学大家的研究，对于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作家尚未深入研究；二是多专注于桐城派内在发展过程，较少将桐城派研究置于清代文学与文化的视域中来加以考察，也较少从桐城派对于现代文学的启示意义的高度来阐释桐城派的价值；三是对于桐城派的认识尽管已经不囿于清代前期，但是学术界很少深入关注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过程；四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仍未打破桐城的地域限定，没有从江南文化与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方面来加以把握。从研究模式上也就很少深入结合家族、地域文化等多角度来研究。
尽管研究桐城派的著作时有出版，但近代桐城派古文研究仍然薄弱。迄今为止，未见有从宏观上研究近代桐城文派源流的专论问世。本课题研究对于进一步把握近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近代桐城派是正统文学的主脉，在近代文学史上居于中枢地位。要梳理中国文学发展史，如何认识近代桐城派是一个关键。同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桐城派特别是近代桐城文派深存误解，此派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有待厘清。因此，对近代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辨明学术源流，为现代文学溯寻传统文化之根。具体说来，本书拟从地域与家族文学的角度，从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视域，结合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考察，以古文传播的脉络为研究基本路径，勾勒出近代桐城文派的总貌，并深入探究桐城文派在中国学术与文化中的意义。
[1]宗白华：《宗白华全集》（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2]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盛邦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3]黄人：《国朝文汇序》，黄人著，江庆柏、曹培根整理《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4]同上。
[5]同上。
[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0页：“时至今日，桐城谬种尚以邵二云、周书沧及戴氏三君之入馆为害风气、变学术、人无人心，亦可畏哉！”
[7]方苞：《田间先生墓表》谓黄冈二杜公杜浚、杜岕“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为儿童捧盘盂以侍漱涤，即教以屏俗学，专治经书古文，与先生所勖不约而同”（《方苞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8]参见《戴名世集》卷四，第109页《己卯行书小题序》：“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为：“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13页。
[9]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7页。
[10]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其一）》：“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王新城）。”（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四部备要》本）又，《随园诗话》卷二，清乾隆十四年刻本：“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
[11]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参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2]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13]吴敏树：《与小岑论文派书》，《柈湖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15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14]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五，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15]赵尔巽等：《清史稿·姚鼐传》卷四八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30页。
[16]赵弘恩等监修，黄之隽等编纂：《江南通志》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07），第168页。
[17]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
[18]《康熙桐城县志》卷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9]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十四，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20]《尚书·禹贡》，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21]《儒林序》，《康熙桐城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22]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前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3]易宗夔：《新世说》，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24]刘开：《张勋园明府诗集序》，《刘孟涂集》卷七，道光六年，檗山草堂刻本。
[25]闵定庆：《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派的最后历程》，《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1期。
[26]方东树：《汉学商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27]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方望溪文集》，《续修四库全书》（14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28]马其昶：《奉吴至父先生书》，《包润轩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157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98页。
[29]姚鼐：《敦拙堂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30]姚鼐：《与张阮林》，《惜抱先生尺牍》卷三，道光三年刻本。
[31]梅曾亮：《李芝龄先生诗集后跋》，《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32]曾国藩：《与刘霞仙》，《曾文正公文集·书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1页。
[33]参见林纾《春觉斋论文》，《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林纾是否属于桐城嫡派，学者尚有争议，然其意境论与桐城文论一脉相承。
[34]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2页。
[35]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