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至新文化运动前中国学者的史诗观念

“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至19世纪后期迎来其第一个高峰。西方史诗以及西方学者对史诗的研究状况在这一历史洪流中通过在华传教士引入国内。但是，以往在考察在华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时，大多重视他们带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思想，在华传教士对史诗乃至古典诗学的引介和传播似乎成为一个被忽视的课题。研究史诗的中国学者对这一段历史也不甚关注，很少谈及。再者，中国史诗学术史对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者的史诗见解也不够重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取代在华传教士成为“西学东渐”的主体，逐渐自觉地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化。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史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或从文学体裁角度思考史诗，或以民主革命的观点评述史诗的文学意义和艺术价值。但是，当代史诗研究者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以及国际史诗研究的理论和动态，不太重视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者对史诗的论述，虽有提及，也多是片言只语。就现有资料而言，较早对这一时期学者的史诗观念有所论及的是钟敬文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他指出：“晚清时期的民间文艺学，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间文艺学，是这段时期进步的文化、学术思想的一个有机部分。”[1]也就是说，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者对史诗的一些讨论是中国史诗学术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梳理，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文艺思想，也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学者史诗观念演进的历程。这里以艾约瑟、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为个案分析晚清至新文化运动前这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史诗观念，探讨他们史诗观念背后的话语系统和思想轨迹，以及当时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对他们史诗观念的影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