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梁启超：“数诗才而至词曲，则古代之屈、宋，岂让荷马、但丁？”

郭嵩焘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并与在华传教士有着较深交情的清廷官员，也是较早介绍荷马史诗的中国学者。他出使英国时曾热情而有心地把自己所见所闻的国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科技等诸多内容记录下来，编辑成《郭嵩焘日记》。在光绪五年二月的日记中，他对荷马史诗曾做过这样的介绍：“希腊言性理及诗尤多著名者。耶苏前一千四百余年，有奥非吴、木西吴、希西吴诸诗人，著作尚存。奥非吴有一诗论地动，其时已有此论。耶苏前九百零七年有胡麦卢（至今西人皆称曰河满）有二诗。一曰以利亚地，论特罗亚窃示八打王后相攻战事。一曰胡底什，论玉立什攻特罗亚回，迷路二十年所历诸险异事。”[22]此文虽然对荷马史诗只是简要提及并无任何评价，而且具有很大随意性，但是它的确开创了中国学者介绍荷马史诗的先河。

梁启超是这一时期谈论西方史诗的重要学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诗界革命”中主张借鉴西方经验，对中国诗歌进行彻底改造，提倡创作荷马史诗之样式的鸿篇巨制的诗歌，并身体力行创作了长篇诗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十分推崇荷马，羡慕西方诗歌“宏大叙事”的功能，即诗歌中的“史诗”传统。他说道：“希腊诗人荷马（旧译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23]他因中国古代诗歌缺乏“史诗”传统而感到遗憾，曾以恼人的口吻说道：“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24]放眼世界，梁启超感到中国无论在政治、哲学，还是经济上都已落后他国，而唯一让他能够获得国家民族自信的文学又没有像荷马史诗一类的文学作品醒目地出现在中国文坛上，这显然给了梁启超乃至中国学界一个不小的尴尬。虽然批评《北征》《南山》《孔雀东南飞》不足与西方史诗相媲美，但是，他肯定中国当时并非没有像荷马史诗、《失乐园》之类的作品，并直接把黄遵宪两千余行的长篇诗歌《锡兰岛卧佛》视为“差可颉颃”西方史诗的作品，把它推为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也”。[25]

或许正是这种“史诗情结”使得梁启超强烈地批评当时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各样的拟古派，主张沿袭“诗史”传统，以国内外重大时事为题材，创作出具有“史诗”特点的长篇诗歌。他在《饮冰室诗话》一书中不惜篇幅地全文引录了许多反映国家时事的汪洋长篇，对它们称颂备至。他最为钦佩的诗人当推擅长创作长篇叙事诗的黄遵宪，梁启超直言“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26]通过梁启超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梁启超心目的“史诗”是诗体的叙事，篇幅巨大，内容是重大而严肃的事件，往往涉及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他倡导既要借鉴西方史诗的创作经验，又要汲取中国“诗史”传统思想资源。这种创作主张的宗旨在于创作长篇叙事诗以弥补中国文学缺少类似西方史诗作品的不足，更重要是希望用西方史诗观照史实，以诗明史，以史自鉴，重塑民族与时代的新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梁启超主要是以传统的国学和史学话语理解西方史诗，更多地带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

感于以文学而自豪的大国没有“史诗”传统这一窘境，梁启超根据欧洲诗歌的形式特征，多次提出重新界定诗的概念以证明中国文学也有史诗，弘扬世界文学上的“中国形象”。他在1920年撰写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说道：“诗，不过文学之一种，然确占极重要之位置，在中国尤甚。欧洲的诗，往往有很长的。一位大诗家，一生只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动辄数万言，我们中国却没有。有人说是中国诗家才力薄的证据，其实不然。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入诗的范围。据此说来，我们古今所有的诗，短的短到十几个字，长的长到十几万字，也和欧人的诗没甚差别。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诗’字成了个专名，和别的有韵之文相对待，把诗的范围弄窄了。后来做诗的人在这个专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叫做什么‘格律’，诗却成了苦人之具了。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那么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缚。”[27]梁启超认为，中国诗人不能作“动辄数万言”的长篇诗歌不是因为才气不足，而是苦于格律和用字的限制。陈寅恪、郑振铎和钱锺书等许多中国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如钱锺书在《谈中国诗》中就肯定“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28]不过，钱锺书更强调中国学者缺乏了伏尔泰所谓的“史诗头脑”是中国文学没有史诗的主要原因。[29]梁启超则不同，他认为，打碎“格律”这个枷锁，恢复“诗”的广义观念，那么不但可以创作出史诗，而且赋、词、曲、弹词，乃至民间的山歌也都可以纳入诗歌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消解中国没有史诗这一窘境。

其实，早在1903年梁启超便在《小说丛话》中提出放宽“诗”概念的主张，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并非没有可与荷马、弥尔顿、但丁相颉颃的诗人。他说道：“彼西人之诗不一体，吾侪译其名词，则皆曰诗而已。若吾中国之骚之乐府之词之曲，皆诗属也，而寻常不名曰诗，于是乎诗之技乃有所限。吾以为若取最狭义，则惟三百篇可谓之诗；若取最广义，则凡词曲之类，皆应谓之诗。数诗才而至词曲，则古代之屈、宋，岂让荷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数家，若汤临川、孔东塘、蒋藏园其人者，何尝不一诗累数万言耶？其才力又岂在摆伦、弥儿顿下耶？”[30]这段话的中心问题还是关于诗的概念之广义与狭义的问题。在梁启超看来，如果依照狭义的“诗”的概念，中国文学确实没有荷马史诗之类的宏大之作。但是，如果依据中国诗式之嬗变，恢复“诗”的广义概念，把词、曲都归属于诗，那么，梁启超认为，中国学者就大可不必讥谤中国文学没有荷马史诗之类的作品，也不必在与西方文学比较时感到有惭愧之色。诗、词、曲、弹词虽然一脉相承，但是，词、曲、特别是弹词，历来没有被中国古代学者承认是诗。以弹词而言，它虽然是诗体叙事，但由于不能透视历史，未能柔言感讽、寄情渺远，所以诗人多把它置于抒情和叙事融为一体的诗的范畴之外。梁启超打破了文类之间的壁垒，提出词、曲、弹词皆属于诗的范畴。这一提法具有深刻的意义，维护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地位和实力，它希冀将中国文学带进世界文学格局，重新建构西方文学所具有的文学样式中国文学亦有的神话。同时，这一观点也有助于现代诗人卸下那戴在历代诗人们身上已有千年历史的格律之枷锁，使得诗人能够自由地创作出振奋民族精神、立足世界诗坛的长篇诗作。正是因为以承担振兴民族、开发民智、提高国民人文素质的历史使命为己任，梁启超的史诗观念，乃至诗学理论至今没有为人们所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