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臧庸（1767—1811），本名鏞堂，字在東，又字東序。後易名庸，字用中，一字西成。其書室曰“拜經堂”，故又以拜經爲字。江蘇武進人。清初著名經師臧玉林之玄孫，經學大師盧文弨之弟子。家學師承，淵源有自，治學勤篤嚴謹，學術精審，是清乾嘉時期一位著名的游幕職業學者，也是一位重要的正統派考據學家。臧庸畢生以漢學爲圭臬，以校勘古籍、考訂是非爲職志，孜孜問學，矻矻著述，自著之書與裒集漢儒群經佚注之作，凡數十種。且爲人“沈默敦重，天性孝友”，可謂“修身著書，並見於世”[1]，在古籍校勘、文字考訂、輯佚和小學訓詁方面成就顯著[2]，在當時就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如段玉裁向盧文弨誇嘆“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星衍）、洪（亮吉）之上”[3]，阮元謂臧庸“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彦）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4]可見其學術造詣之高。
《拜經堂文集》又名《拜經文集》，臧庸身前未能付刻，後由其子臧相編輯而成。今世所行之版本，有民國庚午（1930）三月上元宗氏舜年影印漢陽葉氏名澧家舊藏寫本（現藏湖北省圖書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91冊），凡五卷，一百三十二篇。内頁署有“漢陽葉氏舊藏寫本，庚午三月上元宗氏印行，江寧鄧邦述署。”卷首有揚州阮元《臧拜經别傳》、長洲宋翔鳳《亡友臧君诔》、嘉慶二十年（1815）仲春秦瀛《序》、嘉慶二十二年（1817）九月朔日吴士模《序》。卷末有宗氏舜年識語，説明獲得漢陽葉氏舊藏寫本的經過、此本之特點及印行此本的因由。一些文章並録當時學者如洪亮吉、嚴元照、許宗彦、郝懿行、阮元等諸家的眉批及評語，行間亦有葉氏的批校。另有學海堂《皇清經解》刻本一卷（第1178卷），僅載録二十四文，且時有刪節。現代有影印本問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書店1988年縮拼影印學海堂《皇清經解》本，補以咸豐年間補刊之馮登府著作、庚午年間續刊之許鴻磬著作。至今尚無校點本或注本問世。
《拜經堂文集》囊括經解、序跋、書札、傳狀、記、説、考等各類文體，涵蓋訓詁、校勘、版本、輯佚等漢學考據各個方面，内容十分豐富。從中既可見其對經史疑義的闡釋、文字異同的考訂、版本優劣的比勘，彰顯其闡幽發微的考據之功，也可見其與友朋間學問與人情的往還與互唱及其對歷史人物、事件、禮俗的議論乃至對時事、義理等的看法，更能從其與友朋的書信答問和序跋中見其治學態度、學術觀念、考校原則、治學方法的論述。可以説透過《拜經堂文集》，能夠使人一窺臧庸爲人、治學之全豹。[5]但是，由於其社會地位不高，著述或有不傳，長期以來對臧庸及《拜經堂文集》的研究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
關于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除見諸史傳（如《清史稿臧庸傳》）和清代學人詩文集（如阮元《揅經室集》、盧文弨《抱經堂文集》、錢大昕《潛研堂集》等）之外，在綜論清代學術史和乾嘉考據學成就的論著（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等）中有少量簡要評述，在相關工具書和部分專論顧、盧、錢、王諸考據大家的研究論著中偶見提及，對臧庸及其文集進行細緻的個案分析和深入的專題研究的成果還不多見。
較早關注臧庸並對其生平事跡和著述進行細致研究的成果，是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用中文所著《臧在東先生年譜》（載《東方學報》1936年第6冊）。此譜梳理了臧庸治學、游食、代人校書，與當時著名學者盧文弨、劉台拱、錢大昕、段玉裁、畢沅、阮元、王氏父子之請業論學事，頗稱詳備。記事下以雙行小字附引資料、注明出處，又附加案語，有所考辨。譜末附“遺書目録”，並有提要，甚便參稽。譜後有編者昭和十年（1935）九月三十日後序，述纂譜緣由並評論譜主學行。其論臧庸之學云：“以先生之學視段、王諸公誠有間矣。然阮元《纂詁》之編實賴先生，始匱於成，即此一事，已覺精力可敬，而後學之蒙其福者將無窮焉。”可稱持平之論。
國内關於臧庸生平及學行的研究，主要體現爲年譜（年表）的編纂和少數單篇研究論文。有關臧庸年譜的編纂，目前所見較早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臧拜經先生年譜》，首題“德化李薇編，丙子正月五日稿”。該譜以記臧庸精研經學、校讎學、代人校書等事爲主，記其及與當時著名學者論學之事較詳。臺灣學者陳鴻森認爲吉川幸次郎所著《臧在東先生年譜》雖鈎稽條貫，頗簡核有法，考證亦時有特識，但於臧庸學行事跡缺略者不少，且其繫年、考證亦有違誤，故搜采群籍有關臧庸行實者，重加考訂排纂，重爲《臧庸年譜》（載《中國經學》第二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此譜尤重臧庸與當時學者之交接往來，以勾勒其橫向學術活動與學者間之交互影響，從一個側面呈現乾嘉學術生態。陳祖武、朱彤窗著《乾嘉學術編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從卷帙浩繁的乾嘉學術文獻中，通過爬梳整理，區分類聚，用學術史資料長編的形式，將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十九年（1839）間重要學術史事，按時間順序進行著録，其中涉及臧庸之事者，據筆者初步統計，約八十事。另，麥仲貴著《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版），載録臧庸著述三十二條；張慧劍著《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載録臧庸事九條。
研究論文方面，漆永祥《乾嘉考據學家臧庸》（載《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是目前所見最早對臧庸進行專題研究的成果，文章主要依據《拜經堂文集》所録臧庸與師友的書信和序跋，揭示了臧庸的學術師承、治學經歷、“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兼具”的人生追求、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和“漢宋兼采、考據與義理並重”的學術特點。吴明霞《論清代學者臧庸的學術成就》（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4期），主要圍繞臧庸的生平、交游和治學經歷，討論臧庸的治學思想、治學態度，簡介其在考據和輯佚方面的成就。臺灣學者陳鴻森《〈子夏易傳〉臧庸輯本評述》（《齊魯文化研究》2011年第10輯），認爲臧氏輯本《子夏易傳》搜集《子夏傳》遺文佚説五六十事，與諸家輯本相較，采輯最爲矜慎不苟。指出臧氏輯本卓異乎諸家輯本者二事：一爲《子夏易傳》之作者，歷來言人人殊，臧庸則倡言其書爲漢韓嬰著，非孔門卜子夏；二則宋代朱震《漢上易傳》所引《子夏傳》十餘事，諸家輯本悉加采輯，臧氏獨屏之不録。蔡長林《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洛爲討論中心》（載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3年第23期），從學術著作、學術歷程、論學態度、學術價值觀以及與當時學術界的互動情形，探討清乾嘉之際臧庸與李兆洛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指出臧庸擁抱漢學，畢生以考據輯佚爲職志，李兆洛則堅持常州原有的學術傳統與批判漢學考據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唐田恬《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探析》（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分析了臧庸分校主筆的《周禮注疏校勘記》的體例、内容、使用校本、引用文獻、校勘理念，指出其在校勘方法論上的進步之處。
對臧庸《拜經堂文集》的整理，主要有臺灣學者陳鴻森的《臧庸〈拜經堂文集〉校勘記》（載臺灣國立中山大學《文與哲》2004年第5期），據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印《續修四庫全書》本（復據宗氏本影印），參校以《清經解》所載二十四篇，勘正其訛錯衍脱等四百餘條，是本書點校《文集》的重要參考。陳鴻森《臧庸拜經堂遺文輯存》（載《書目季刊》2006年4第2期），從群書中輯得臧庸遺文十六篇：《毛詩馬王微序》《孔子年表序》《孟子編年略後序》《保甓齋文録序》《拜經日記識語》《韓詩遺説跋》《三禮目録輯本跋》《六藝論輯本跋》《七略輯本跋》《與王念孫書一》《與王念孫書二》《與王引之書》《與劉台拱書一》《與劉台拱書二》《與莊述祖書》《與宋翔鳳書》。另，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2010年編輯出版《清文海》時，曾據宗氏影印漢陽葉氏寫本《拜經堂文集》，影録臧庸二十五文。
總體來看，對臧庸及其文集的整理和研究還遠遠不够。《拜經堂文集》的傳本至今仍爲寫本及其影印本，而寫手失於讎校，文字魯魚亥豕、訛誤衍脱，所在多有，且臧庸亦有失檢誤記者，亟需對《拜經堂文集》進行認真細緻的整理以形成一部較爲可靠的校點本，便於學界據以開展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對《拜經堂文集》的内容及其體現出的臧庸在治學、爲人等各個方面的追求，對臧庸的家學與師承、游幕與其學術成就的關係，對其學術特色、治學態度、治學方法、校勘思想，對其學術著作的存佚及内容的考證，對其在訓詁學、考據學、校勘學、輯佚學等方面的學術成就及其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的研究都有待深入。
對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進行整理和研究，不僅可以彌補是集尚無點校本的缺憾，擴充對臧庸及其文集的專題研究成果，對於研究臧庸及其學術成就在清乾嘉考據學和清代學術史上的學術地位，進一步瞭解乾嘉時期考據學、校勘學、訓詁學相互促動的學術盛况，進而全面把握清代學術史也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本書對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的整理和研究，主要分爲三個部分：研究篇、點校篇、資料篇。
研究篇即《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述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進行評述和探討：一、臧庸之生平與治學經歷；二、臧庸之學術貢獻；三、臧庸之治學態度與學術精神；四、臧庸之著述；五、《拜經堂文集》之版本與内容。此外，對臧庸治學及爲人方面的不足進行了簡要分析。
本書對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的研究，遵循清儒實事求是、重視佐證、不尚空談的治學原則，注重引證臧庸自著之《拜經堂文集》《拜經日記》和清人詩文集及相關史籍的記述，以當事人和當時人的言論文章爲依據，結合近現代學者的相關研究，如臧庸年譜等資料，力求全面、客觀地呈現《拜經堂文集》的内容，並藉此歷史地、真實地評述臧庸的生平、治學經歷及學術背景、治學態度與學術價值觀、治學理念與學術特色，客觀評介其在古籍校勘、文字考訂、輯佚和小學訓詁等方面的學術成就，探討其在清乾嘉考據學和清代學術史上的學術地位。但由于時日倉促，更因學力不逮，淺陋之弊、零碎之嫌，恐屬難免。惟望本書能有幸成爲引玉之磚，引起學術界對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更多的關注與研究，便達到了著者的一點微意。
點校篇即對《拜經堂文集》進行文本識讀、分段、標點和必要的校勘。此次對《拜經堂文集》的點校是以漢陽葉名澧家舊藏寫本［簡稱“漢陽葉氏寫本”，民國十九年（1930）宗舜年據以影印］爲底本，對於葉氏曾有的批校、增刪，有據者徑據改，其未經校正之疑誤字，不專輒臆改，悉存其真，而以校記出之。同時比勘現存學海堂《皇清經解》本所録二十四文，並擇要吸收清人如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郝懿行《爾雅義疏》等代表性成果，和近現代學術界有關的校勘、考異等方面的成果，對《拜經堂文集》文句做出必要的校勘和注釋，於讀是書者或有少助。惟是《拜經堂文集》内容豐富，所涉典籍及清人著述極多，研究乾嘉學術的文獻更多不勝數，而筆者學殖荒落，加之個人眼目難周，遺漏失校者諒多有之，點校及文字處理，亦不免有欠妥之處，敬希專家讀者不吝是正。
資料篇。研究歷史必須以可靠的史料爲基礎，研究學術史同樣如此。對清代學人學術的研究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在盡可能充分地掌握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厘清其家學淵源、師承、交游與學術活動的軌跡，進而從中體察其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闡明其學術特點及其在學術史的地位。有鑒於此，本書匯輯、點校了部分相關史籍和清人詩文集中對臧庸其人其事及《拜經堂文集》的記述和評語，以及國内外學者研究臧庸生平、著述的相關《年譜》《年表》等資料，冀於臧庸研究乃至清代考據學研究和學術史研究者或少有助益。
引證古代文獻，書名、篇目、著者及引文中的俗字異體，一仍其舊，以存古籍原貌。爲行文簡潔，引述前修時賢的研究成果皆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敬祈諒解。
[1] 《拜經堂文集》（下稱“本集”）卷首阮元《臧拜經别傳》。
[2] 詳見本書“研究篇”《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述論》之“臧庸之學術貢獻”部分的論述。
[3] 本集卷二《刻詩經小學録序》。
[4] 本集卷首阮元《臧拜經别傳》。
[5] 詳見本書“研究篇”《臧庸及其〈拜經堂文集〉述論》之“《拜經堂文集》之版本與内容”，及“臧庸之治學態度與學術精神”、“臧庸之學術貢獻”等相關部分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