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题理由及意义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要求从地理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从而开拓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更新批评文学与研究文学的方法，变革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观念，让文学批评与研究回归到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正常方位，并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的良性循环。”[58]国内提倡者为著名学者袁行霈、金克木、杨义、曾大兴、梅新林、夏汉宁、陶礼天、邹建军等。这种批评方法强调作家所生长的地理环境及创作的地理环境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特别关注“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即文学的“接地气”。而由当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邹建军教授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地理基因”、“地理基础”、“地理空间”、“地理影像”、“地理叙事”等理论及批评术语，在批评和研究中外作家的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极有创见和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与他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创作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所接触和感知的自然山水有密切的关系，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人生和创作的轨迹，有学者甚至说他的人生和创作是一体的。有学者指出，在劳伦斯所有作品中，最迷人的是他写的游记作品。不了解他的成长史、活动史就不可能完全读懂他的作品。劳伦斯一生去过无数地方，欧洲的德国、意大利、瑞士、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亚洲的斯里兰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塔希提岛，美洲的旧金山、纽约、新墨西哥州及墨西哥。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个人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尤为明显。劳伦斯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英国中部诺丁汉郡伊斯特伍镇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这是一个主要由煤矿产业工人组成的小镇，但劳伦斯从小就对这个煤矿小镇很厌恶，与镇相邻两里外的海格斯农场却给劳伦斯的童年和青少年带来了诗意般田园风光，这由肮脏、恶臭的矿区与自然清新组成的故乡就成为他永远的故乡了，他的创作便从这个“心灵的故乡”起航。劳伦斯曾说：“森林边缘上一座矮小的红砖农舍，那就是米丽安家的农场，它让我产生了最初的写作冲动。”[59]从《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以诺丁汉城乡开始，到旅居德国、意大利等南欧，到旅居澳洲的《袋鼠》，再到南美风情的墨西哥的《羽蛇》，最终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还是以他深爱的“心灵的故乡”那片山水森林为背景创作了一部成人童话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完美收官。1930年3月2日病逝于法国南部旺斯，在世不到45年。但故乡的煤镇子、那美景如画的乡村、行走各地的自然山水都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清晰的反映，呈现出一系列丰富的自然山水意象和人文意象。劳伦斯所谓的“地之灵”，其实就是地理环境对作家人格、审美情趣与文学创作发生积极作用。所以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考察作家的成长史及活动轨迹，认真细读文本，就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他的长篇小说集中建构了“矿区空间”、“乡村空间”、“城市空间”“湖海空间”，这些地理空间的巧妙建构，丰富多彩意蕴深刻的意象刻画，与作家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刻画，思想的传达都有紧密的联系，透露出他文学的无穷魅力，从而展现出独特的审美底蕴、艺术传达和哲理情思，因而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王国。形成了劳伦斯长篇小说写实传统与浪漫象征相结合的优秀特质，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闪耀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可以说劳伦斯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劳伦斯长篇小说里所提出的与地理基因、地理空间建构相关的自然主题、生态主题与宗教主题，必将引起我们对当今世界自然生态、人的精神生态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人们对人类生存与自然存在，人类与自然、社会、自身如何相处，以及对人类生与死等问题、人的精神应当走向何处等众多哲学问题的再思考。这对国内外的劳伦斯研究也是一个较大的推动。

第一，研究思路的突破。本书首次集中、深入地探讨劳伦斯的十部长篇小说中建构的地理空间问题，扩展了其长篇小说研究的范围与思路；以其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游记、书信、绘画、绘画理论及文艺评论等为参照，以中外所有与其相关的研究资料作为参考，从广度与深度方面力求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超越，对劳伦斯长篇小说形成的地理基础、地理空间、自然地理意象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影响劳伦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地理基础进行探讨，揭示其长篇小说中存在的审美内涵；其作品中重重叠叠的自然意象与丰富的人文地理意象，不仅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美感，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品格，与作品主题的表达、人物的性格与气质相对应，与作家本人的思想与情感相联系，与一个民族独特的个性与意识相联系。正如《英国评论》的主编诺曼·道格拉斯所说：“人们普遍认为劳伦斯是个愤世嫉俗者……他对待大地上普通的生灵报以温情和礼遇……他这人身上有股子自然气息，也就是泥土气。”[60]

第二，新的理论视角与批评方法。本书是首次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角度，对劳伦斯的长篇小说进行系统解读。可为劳伦斯的研究提供更加独到、深刻而具有创造性的见解。《中华读书报》早在2013年就报道：“文学地理学是当今热闹的研究领域，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已成为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大量地方的、民间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野。”[61]正如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洪涛教授在《新中国60年劳伦斯学术史简论》中所指出的“对劳伦斯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生平考证、版本校勘都没有涉及；对劳伦斯作品中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地理因素的精细研究还没有展开”[62]。因此，笔者侧重在文学产生的地理基础方面，通过梳理劳伦斯的出生地、成长地及在世界各地旅居地的环境考察，为他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地理环境和创作场景，如劳伦斯喜爱在湖畔、海边或山顶的树下涵养创作情景，酝酿情节和自然风景。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海边或湖边或山上写就的（如在意大利嘎达湖畔写《儿子与情人》与《虹》，在英国康沃尔海边写《恋爱中的女人》，在澳大利亚悉尼近海写《袋鼠》，在墨西哥的查帕拉湖畔写《羽蛇》，在意大利的米兰达山上创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常常更换居住场所，以求作家心情和创作环境新鲜感。他曾立志要为每一个洲写一部小说。这些正应验了劳伦斯所特别强调的“地之灵”，也与文学地理学所指出的“任何作家与作品以至于任何文学现象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并且是特定时间里的地理环境”是相一致的。通过对作家生活及创作地理空间的考察，发现在劳伦斯的长篇小说中所建构的“矿区空间”、“乡村空间”、“城市空间”、“湖海空间”也是他的地理基础的忠实再现，并在这些空间之中精心设置了许多自然意象，形成了天文类自然意象、地理类自然意象、植物类自然意象、动物类自然意象等。劳伦斯长篇小说里的地理意象呈现与地理空间建构，与其长篇小说的情节发展、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审美创造等存在着诸多联系，研究其地理诗学问题，可以有效地破解其所有长篇小说中存在的多重思想与艺术密码。由此得出劳伦斯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心灵感应天空万物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作家，也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的风采。正如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所说：“他是一个天才，居于英国文学的中心，在世界文学中也有他稳定的位置。”[63]

第三，新的理论术语的运用。本书首次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术语与概念，揭示劳伦斯长篇小说中与地理相关的种种美学现象，是探讨其长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地理基础”、“地理空间”、“自然意象”等理论术语，是由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倡导者邹建军教授首次提出的。基于劳伦斯长篇小说创作的地理基础与作品中呈现的具体空间状态之关联，并在长篇小说空间中所呈现的大量自然山水意象，笔者尽可能为本书的真实性选取了劳伦斯的出生、成长及旅居生活轨迹，部分创作场景，这些照片、图片与他的书信、文章可作为研究劳伦斯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支持。并编制了劳伦斯文学创作地理年谱。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术语来解读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既是对劳伦斯研究视角的一个有益尝试，又是对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的有力支持。劳伦斯长篇小说里的地理意象呈现与地理空间建构，与其长篇小说的情节发展、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审美创造等存在着诸多联系，研究其地理诗学问题，可以有效地破解其所有长篇小说中存在的多重思想与艺术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