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传统之继承

1515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为了自身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一方面试图在欧洲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仰者，另一方面又企图扩大在海外的新教区。修会的复兴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534年西班牙人罗耀拉在巴黎创立了耶稣会，其宗旨就是要重振罗马教会，恢复其神权统治的权威。耶稣会初创时活动方针与其他修会不同，其会士不必住修道院隐修，而是要深入社会各阶层，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为了扩大天主教思想的影响，耶稣会特别重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西欧各国开办耶稣会大学、神学院和其他学校，同时还成立许多印刷出版机构，出版神学书刊。

为了进一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和势力，耶稣会积极向海外传教。明末清初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面对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群体，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他们对来华传教的策略和方针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适应中国社会的信仰传统和生存现实。概括地讲，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耶稣会士所采用的是文化传教的手段，积极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走上层路线，努力与本土文化适应会通。如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西学东渐”方面，传教士们所译介的西学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哲学、舆地学、音韵学等诸多领域。虽然他们传译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但在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在接受了西方信仰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中国学术文化以独特而高超的历史内涵。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2]而且，耶稣会的知识传教策略使一批西教士以客卿的身份服务宫廷，从而使天主教获得了相当发展。

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会通方面，传教士们首先在行为举止上力求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罗明坚、利玛窦等初入中国时是身着僧袍，且以“西僧”自居的。但利玛窦离开其入华后的第一个居留点肇庆进入韶州时，则开始易僧袍为儒服，因为他们认识到佛教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们还行秀才礼，同儒士相交，努力契合当时的上层社会和主流文化，并借此影响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利玛窦还主张容忍中国教友祭祖祭孔行为，使天主教在中国上层社会获得进身之阶。其次，他们做了大量的“天”“儒”会通工作，所采取的是“合儒”“补儒”“易佛”的策略。所谓“合儒”就是认为基督教中所讲的“天”跟中国古代经籍中所说的“天”“上帝”是同一的，进一步说，基督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他们这样做是要让中国人相信，他们所传之教同中国先贤所说的“敬天”“事天”是一致的。所谓“补儒”是指，他们认为孔子的学说因为种种原因被后人歪曲，尤其是被“新儒家”歪曲了，所以他们要还孔子学说以本来面目，并用基督教的神学充实之。而“易佛”纯粹是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的体现。不管“天”“儒”两家的差异有多大，这种用会通的方式解决信仰层面问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利安当的《天儒印》等。

这期间，在华的耶稣会士还致力于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他们一方面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从而使得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相遇碰撞的第一个确切的起点。在“东学西传”方面，利玛窦开其先河后，白乃心、冯秉正、马诺瑟、宋君荣等继之。其中，传教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一个重点是中国的儒家学说。“自利玛窦1595年进入北京，至1775年在北京的耶稣会解散，是耶稣会在中国近两百年的辉煌历程。这期间，在华耶稣会士们写下了许许多多有关中国的作品，对中国的描述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全景式概述到专题性研究。在此过程中，耶稣会士中涌现了一批堪称汉学先驱的人物，同时他们的许多作品也在欧洲出版刊行。受此影响，欧洲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从淡漠到热心、从诧异到深思、从单纯猎奇到理性的褒贬。这一时期是耶稣会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欧洲人在耶稣会士的引领下认识中国的时期。”[3]

概言之，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他们出于宗教目的研究中国，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化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基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西方诞生了汉学研究这一新兴学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等。此外，还有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季羡林主编的“中学西传丛书”。各类学术性辑刊也纷纷出版，如张西平主编的《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等。

近现代来华传教士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方面，出于传教需要，都自觉继承了这一汉学传统，为中国文化的西传作出了贡献。新教传教士中有不少人都做了研习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其中著名者如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天主教方面，以上海徐家汇和河北献县等为中心，也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传教士汉学家，如明兴礼（J.Monsterleet，1912—2001）、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禄是遒（Henri Doré，1859—1931）等。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也进入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