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乔纳森·卡勒在他的《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中说：“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为什么，他说了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理论已经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了，那就没有必要区分解读的文本究竟是不是文学了；原因之二就是大家都已公认，在非文学现象中也可以找到“文学性”。果真如此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他就没有必要在同一本书中，用了18页的篇幅来谈“理论是什么”，又再用了26页的篇幅来谈“文学是什么”。而他的整本书正文不过125页，足足占了三分之一。如此看来，他否认“文学是什么”为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及认为此问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说辞，都不过是一种书写策略。

值得借鉴的是，卡勒这本书没有沿袭此类论著的通常写法，没有连篇累牍地进行那些人所共知的“主义”“思潮”“流派”的重复再重复，而是“更倾向于选择几个题目，集中介绍关于它们的重要议题和辩论，并且谈一谈我认为从中已经学到的东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中“题目”之一就是文学的“特殊结构”：“文学是什么，人们怎么会认为它就能做到这一切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结构在文学中起作用。”这个“特殊结构”始终贯穿着他的全书：它似乎是某种专门的语言结构，又似乎是语言结构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是贯穿着许多“主义”“思潮”“流派”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许多学者孜孜求解的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

直截了当地表述，就是说：文学作为语言品，它具有怎样的语言结构；文学作为艺术品，它又需要怎样的条件。这就势必触及“苏珊·朗格难题”：语言是推理性的，艺术是非推理性的，而文学，既是语言品，又是艺术品，那么，其中推理性的语言如何成为非推理性的艺术？面对这一难题，苏珊·朗格表示：“有关语言在诗的创造中的作用问题，在我自己所属的学派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于此类问题的重要性，卡勒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说：

“文学是什么”也可能是一个关于被认为是文学的那些作品有什么突出特点的问题。是什么使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是什么使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或者其他娱乐？人们问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如何判断哪些书是文学作品，哪些不是。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已经对什么属于文学有了一个概念，而想了解一些别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否有些根本的、突出的特点是文学作品所共有的呢？

他的回答分化为两极，其中一极是：“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理论家们一直在努力探讨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甚微。”而另一极是：“究其原因也不难：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反倒不多。”这极度矛盾的回答，在中国一直以来被许多人各取所需，但少有人对此进行正面强攻。

陈炎在2012年发表了《文学艺术与语言符号的区别与联系》，涉及了这个问题，其观点引来了唐小林的商榷。唐小林在2014年发表了《文学艺术当然是符号：再论索绪尔的局限——兼与陈炎先生商榷》，在质疑陈炎的同时试图正面解决这个问题。陈炎又发表了《再论文学艺术的超符号性质——兼答唐小林先生》，在文章中对唐小林的质疑进行了答疑。在唐小林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江久文与其导师姜可立对解决此一问题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姜可立的专著《文学语言符号学》。拜读二位的论著，学习之余，还是颇感遗憾。因为这些论著，都没有论及语言符号的约定性是如何转化为诗歌符号的理据性的。也就是说，“苏珊·朗格难题”仍然还是难题。

笔者曾于1991年发表《论文学的特殊本质》一文，内中涉及此一问题，但没有充分展开。一者确实学力不逮，二者也确实未能意识到此一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因为充分认识到了此一问题的理论价值，所以尽管学力仍然不逮，但还是勉为其难，试图探悉其中一二。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内部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本范围就能说明的。它的侧重至少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内部，在语音、语形、语义、语蕴，以及词语与词语、词语与句子、句子与句子之间，文学是有它特殊的语言结构的，在这些层面或构成之间，含寓着对立又维持着平衡；同时不应忽视的另一方面是，在语言外部，语境、体裁、现实、人生、历史、文化等，它们会形成某种“压力”，强化语言结构的张力，即便是普通的语言结构，也会因此产生特殊的功能。所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探讨的是文学的特殊的语言结构，后半部分探讨的是语言结构的张力，甚至某些普通的语言结构在特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文学所要求的艺术张力。

当然，钻石是宝贵的，尤其是自然的馈赠。而当碳在高温高压之下时，也会变成为钻石。但如果是黏土，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压力，也没法把它变成为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