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佛教东传，无论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若要谈及中国作家思想体系中来自传统的文化资源更无法绕过佛道二教。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之所以中国文学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比本土的道教更加显豁，大概是源于五四时代的“佛教救国论”。梁启超曾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阐明了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独善、入世而非厌世、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的特征，并论及了佛力的无尽正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群治的[1]。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佛学反对正统观念，另一方面又借助佛学理解诸如博爱、平等的西方思想，从而试图为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救国图强的道路。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围绕着“救亡”和“启蒙”展开的，在某种程度上，佛教文化也的确曾经在“救亡”和“启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到了新中国文学时期，由于革命的“绝对理性”需要借助文学来树立其合法性，佛教文化似乎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中渐渐销声匿迹了。尤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体系几乎被摧毁了，五零六零一代作家更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甚至很少谈及宗教文化对他们个人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但是在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进行研读和梳理之后，不难发现其实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尤其在八十年代以后，佛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亚于现代文学时期。从表面看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以佛教文化为题材的作品，或直接以佛学思想作为统摄其作品观念的创作的确相较于现代文学时期明显减少，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和隐秘了，而正是这种隐性且复杂的联系，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美学范式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时在文学“本土性”与“世界性”的框架下，佛教文化无疑为中国当代小说注入了本土性的资源，同时又以一种“形而上”的高度使中国当代小说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入口。目前对中国当代小说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少有人涉足，但我认为对其全方位的考察和深入挖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