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花卉商品性消费的具体表现

（一）赏花付费

人们通过观看、闻嗅等方式欣赏花卉来获得感官上的愉悦、精神上美的享受以及轻松、美好的心情，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宋人爱花风气浓厚，其中爱赏花即是表现之一。无论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百姓都爱赏花。皇宫贵族及文人雅士赏花的去处自然是皇家园苑、私家园林；而一般百姓的赏花去处主要是官方园林、私家花圃、寺庙道观等地方。宋代官私园苑与前代最大的区别或者说进步就是定期开放，让市民观赏游玩。如汴京琼林苑、金明池基本上定于每年三月至四月八日开放，[3]所谓许士庶“嬉游一月”。[4]每当金明池开池前，由御史台在宜秋门贴出黄榜：“三月一日，三省同奏圣旨，开金明池，许士庶游行，御史台不得弹奏。”[5]“其他在京官司，不妨公事，任便宴游”。[6]可见，在“开池”期间，政府采取鼓励、招徕的措施，吸引市民前往游观。其他官私园林也纷纷效仿。因此京城元宵节后，士庶之家则相约上池、出城探春，唯恐有负于春色。他们往往去到玉津园、王太尉园、蔡太师园等官私园林赏花游乐。[7]汴京另一全民赏花热潮则是重阳节的赏菊，“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8]九日不足，次日可再举行宴集赏菊，称为小重阳。[9]由此可见汴京市民在重阳节时对菊花的喜爱。

花都洛阳居民的赏花更胜一筹。“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10]最盛是每当牡丹花王姚黄开时，“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11]城里居民倾城出动，乡里人也千里迢迢赶来，为的是要一睹花王的风采。可见洛阳不仅仅是城里居民爱花、赏花，连农民也好花，且是经过长途颠簸而来。南宋人范公偁的《过庭录》载有河东的刘跛子连续十年来洛阳看花。河北大名人王荀龙也因赏花前来洛阳。[12]因此，说洛阳的特产是花、[13]士庶好花，一点不为过。

扬州芍药花开时，一些花园主人还装饰亭宇招徕游人参观，“朱氏当其花之盛开，饰亭宇以待来游者，逾月不绝，而朱氏未尝厌也”。[14]前来赏花者一月不绝，可见居民的赏花兴致之高。

南宋都城临安特定二月十五是为“花朝节”，“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15]居民在这一天到花木茂盛的官私园苑“玩赏奇花异木”。

由以上“都人士女载酒争出”“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等词语，我们已可看出宋代一般百姓浓浓的爱花赏花之情。

然而，宋人赏花不同于前代，因而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还不是这种浓厚的赏花风气，而是出钱赏花。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直接来自消费者方面赏花付费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从私家园林在开放期间收取游人门票费的史料中间接看到这点。“（魏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16]“魏花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17]牡丹花后魏花的种植地简直就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游人付费后要登舟渡池才能到达植花地，欣赏“花后”的姿容，可见园户的良苦用心。“人税十数钱”就是游人为赏花而花的钱，我们来作一个大致的计算。假定游人每人应交门票费为15文，魏氏每天收入为十数缗，也假定为15缗，则每天前来赏花的人是1000人。这样的赏花规模在当时可谓盛况了，难怪“姚黄苑圃主人，是岁为之一富”。[18]张邦基也记载有陈州园户牛家出现了一枝变异的牡丹：“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并将其圈护起来，“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十金，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19]说明园户很有经济头脑。如果说以上所举都是在花卉新品种出现，带有新奇、短暂和不定性的话，那么在平常里，游人入园赏花、游观也要付费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消费习惯。据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司马光在洛阳所建的小花园——独乐园园丁吕直“夏月游人入园，微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后几日，自建一井亭。公问之，直以十千为对，复曰：端明要作好人，直如何不作好人”。[20]单此材料，我们无从明了“微有所得”具体是多少，吕直拿十千给司马光，这“十千”是多长时间的门票费？

元人徐大焯记朱勔的种植园时说：“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人游观，妇稚不费分文，故游女独多。”[21]游人给司阍（即看园人）钱二十文后，即任其入园游玩，可知这二十文即是门票费。再据刘攽记：时人游园时，会自便给管园人一些茶汤钱，而“洛中例，看园子所得茶汤钱，闭园日与主人平分之”。[22]似乎门票费的多少没有统一标准，或许是各园自定。但门票收入所得，园吏不得独吞，而是在闭园时与主人平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光独乐园的园吏吕直要给十千钱给主人司马光，主人不要，他就在园中建一井亭来还给主人的举动了（这倒是一个忠实的园吏）。我们姑且以每人每日15文[23]来计算一下吕直的看园门票收入，同时也以一月为限。一月20贯的收入，则平均每天收入为666.66文，又每人15文，则平均每天入园人数为44.44人，也就是每天50人左右。而独乐园还只是洛阳几十上百个园林中的小园林而已，根本不能与其他大臣园林相比，[24]可见当时在花开时洛阳赏花的人之多了，而且绝大部分是要付费的。

（二）花卉价格的变化

花卉买卖交易，离不开价格。由于资料的分散及本人勤奋不够与水平有限，不能展示宋代花价的全貌，只能就所搜集到的材料作一初步探讨。现据此作一表。

宋代花价表（一）

宋代主要产品价格表（二）[25]

在分析本表之前需说明两点：一是花的单位有“枝”“插”和“本”，现均将之理解为“枝”或“束”“株”；二是陈思《海棠谱》和周密《武林旧事》均写于南宋晚期，当时东南地区主要使用纸币——会子作货币。所以陈思这里的“不下数十金”很难理解，姑且将“金”理解为铜钱即“不下数十文”。“券”是纸币，又有旧会和新会（即十七界和十八界）的区别，其价格在南宋末年不停地跌落，最低跌至一贯折铜钱50文左右。[26]我们就假定每券50文，“数十券”则在1500文以上。

由表（一）可看出：一、花卉价格差别大。最高的初出双头红（牡丹）为30贯，最低的素馨只2文，相差15000倍。二、牡丹花在宋代依然为贵重的花。价格很高，北宋最高为每枝5贯。南宋最高为每枝30贯。不过考虑到南宋物价的上涨率，参照表（二），5贯在北宋后期能买2亩上好土地，上好米16斗多，而30贯在南宋后期只能买0.375亩上好土地，不到9斗上好米。所以南宋牡丹花的实际价格不比北宋高。三、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价高的牡丹往往都是新出的品种，且不同的品种、花叶的多少、颜色的不同，价格也就不同。如洛阳牡丹姚黄和魏花之间，天彭牡丹双头红和祥云之间价格的差别，尤其是后者相差三四倍。四、新品种推出一段时间后，市场消费量达到一定饱和度，价格也随之下降。彭州的单叶牡丹最后竟卖不出去。五、宋代牡丹价格的这种变化，说明其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很大，商业性显著增强。而唐代牡丹价格则没出现这一变化过程，始终居高不下，“一株能顶得上百十石粮食的价格”，[27]与宋代不可同日而语。六、南宋都城临安价贵的花除牡丹之外，其余则是来自闽广的茉莉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28]后被海商运至临安，其特有的馨香赢得了临安居民的喜爱，七枝则需1500余文，平均每枝为214余文。而同为进口花且馨香的素馨在番禺一枝才值2文，与运至临安的茉莉价格相差100倍。七、花卉价格与人们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如海棠花，“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连洪雅这样一个偏僻山区小县也“地富海棠”，然而“惜其繁艳为一隅之常卉”，“蜀人不甚重”。信州弋阳县的海棠也有类似遭遇，“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29]海棠在蜀地和信州弋阳的命运，一方面说明种得多反而贱，另一方面说明习俗不注重，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市场，因而没有流通。而在京师、江淮则不同了。由于有了消费市场，因而价格一下提升起来。

（三）花卉市场的出现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与流通的载体。宋代花卉种植已经成为独立的商业性农业，以种花为业的专业户——花户或园户众多，种植规模大，获得经济价值高。因此，宋代花卉已具有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性质，那么宋代花市的具体情况又怎样呢？

1.各花卉种植区都有花市

洛阳，“都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30]扬州，“开明桥之间、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31]成都有“二月花市”。[32]两浙地区有花市的城市有苏州[33]、湖州[34]、绍兴府[35]等。这些花市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在花卉产区内，各自有自己的特色花卉，如洛阳牡丹、扬州芍药、成都海棠、苏州菊花及湖州、绍兴的牡丹等；其二，花市出现时间往往是在花盛开季节，花过则散。洛阳“至花开时，张幕屋，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仕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36]其三，这些花市没有固定地点，一般都是在花盛处临时搭建一个简易棚子，花过则拆掉；其四，花市融花卉买卖、游园、赏花娱乐及其他各种交易于一体。如洛阳牡丹盛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日坡堤、张家园、棠隶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37]前引《邵氏闻见录》有类似记载：“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与举，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可见由花市带动了饮食、娱乐等相关行业。其五，这种花市面向的主要是花卉产区及其附近城市的消费人群。

2.都城花市繁盛

汴京，“是月（三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38]卖花人以马头竹篮盛装时令鲜花，以一种特别的声音吆喝兜售，成为都市里一道独特的卖花景观。苏轼也记汴京每逢八、九、十月，菊花市场十分繁盛。“近时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复与时节相应，始八月尽十月，菊不绝于市，亦可怪也。”[39]这是经嫁接过的菊花，从前面所引汴京重阳节菊花热中可知，都人除观赏各种姿态的菊花外，还要吃菊花糕、饮菊花酒，用菊花作礼物赠送亲友等，都预示着都城不低的菊花消费量，自然菊花会连续数月不绝于市了。至于汴京花市的具体地点，《东京梦华录》里有三处记载：一是在东华门外，[40]这里市井最盛，价格也最贵。其原因是“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等在这儿都有卖。因此这儿是鲜花市场的所在地；二是在州桥头街北，[41]这里有花果铺席，出售的花卉可能既有鲜花也有假花；三是在相国寺，[42]其中有花朵买卖，极有可能是假花或干花。

南宋临安城里，从花卉种类到花市设立都超过了汴京。“是月（三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蘼、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43]这是在春暮百花尽开时节，小商贩沿街叫卖的情况。杭州地处南方，一年四季城里都鲜花不断。“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44]可见，花卉买卖中最常见的方式是“扑卖”，且花卉品种之丰富。销售中，用于簪戴的朵花、瓶插的把花及家养的盆栽成棵时花等分门别类，消费者可各取所需。杭州城里花卉除了这种沿街叫卖的、随地交易之外，还有固定地点的市场，称“花卉行”“花朵市”“官巷花市”“城西花团”，[45]其中官巷花市最大，不仅花木品种齐全，且还出售花朵工艺品，“所取奇异飞鸾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中有“齐家、归家花朵铺”，[46]是当时的名店。杭城另一热闹花市是和宁门外，如杨万里有“君不见内前四时有花卖，和宁门外花如海”[47]的诗句。可见，杭州花市比汴京更繁盛，花卉品种更丰富。

（四）花卉买卖的兴盛

花苗的得来是通过买卖。欧阳修在其《洛阳牡丹记》中记：“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同书“风俗记”条又记：“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这都说明牡丹花是买来野生花苗经过培育而成的。以后栽种者日多，但也是购买花苗，“洛人惊蛰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赀。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48]“买种不论家赀”，即不管贫富，只看花品种的优劣。范成大《吴船录》记：“（眉州）城中荷花特盛，处处有池塘，他郡种荷者皆买种于眉。”眉州成了荷花苗的供应基地，远销他郡。扬州则是芍药花苗的供应基地，四方之人都携带金钱前去购买。“（花朵）敷腴盛大，而纤丽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四方之人，尽皆赍携金帛，市种以归者多矣。”[49]花苗（种）的买卖，也是宋代花卉消费商品性的一个表现。

前引都城里花市交易即有沿街叫卖、扑卖的方式，也有固定地点的方式，尤其是临安花卉需求量大，簪戴的朵花、盆栽的成棵时花、插瓶把花等各种不同用途的花卉四时不断，且“买者纷然”。临安市民喜欢新奇，所以新品种花卉的销路很好：“又有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也。”[50]钱塘门外的马塍成了都城临安的花卉供应基地。甚至还有见花鲜艳美丽，心生喜爱便买回家，如“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周五家，有女颇美姿容，尝闻市外卖花声，出户视之，花鲜妍艳丽，非常时所见者比，乃多与直，悉买之，遍插于房栊间，往来谛玩，目不暂释”。[51]当然节日依然是花卉买卖最兴盛的时候，如端午时，“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52]这是对临安端午节鲜花消费量的一个估计，很难说这一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临安居民通过市场买卖消费花卉的情况。前已述及汴京八、九、十月菊花市场的兴盛，临安重阳节“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菊）玩赏”。[53]农民在婚嫁等喜庆日子也买花：“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54]，“村村婚嫁花簇檐，庙庙祷祠神降语”[55]。官僚士大夫虽有因赏赐、赠送或索取等非商品性途径获得花卉，但也有一些人是自己买花。如陆游说他买天彭牡丹：“予客成都六年，岁常得饷，然率不能绝佳。淳熙丁酉岁，成都帅以善价私售于花户，得数百苞，驰骑取之。至成都，露犹未晞。”[56]尽管每年都会得到不花钱的牡丹，但自己总感到不是最好的，最后还是以高价从花户那里买来的才了了自己的心愿。另外杨万里等宋代诗人的诗歌里有很多关于官员士大夫买花的诗句，因篇幅所限此不赘举。

城里有许多专靠卖花为生的人。陆游一首描写卖花翁的诗写道：“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株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送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57]孔平仲也有诗：“清晨出古县，独遇卖花翁。芍药三数朵，琼苞出渐红。”[58]赵蕃《见卖梅花者，作卖花行二首》诗中有“来时才卖木樨花，卖到梅花未返家”[59]之句。宗伯仁则有“山下六七里，山前八九家。家家清到骨，只卖水仙花”。[60]这些诗句都是反映州县城里卖花人的生活，从中可知他们有卖多种品种花卉的，也有买单一品种花卉的，他们辛勤经营，但本少业小，所以生活清苦，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宋代不仅都城里花卉消费很盛，州县小城市也有一定量的花卉消费。

由上可见，宋代花卉市场在生产区和城市出现，价格随花卉品种、上市时间早晚、人们喜好程度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花卉买卖兴盛，尤其是城市节日、农民婚庆等特殊日子里更盛，人们还出钱赏花。所有这些既为宋人花卉商品性消费提供了条件，同时这本身也是其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