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以散文为主体的书写文学因此迎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发展阶段。大体来说，春秋战国时代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该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门开始出现了著述的事业。诸子书中出现了《论语》《老子》等，历史著作中的《左传》《国语》，大约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个阶段的散文都是用近于当时口语的文字写成，它们大都写得明白晓畅，和西周时期誓辞、诰命的诘屈聱牙完全不同。二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各国兼并战争更加激烈，士阶层大为活跃，诸子百家争鸣达到了最盛的阶段。诸子散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孟子》《庄子》等非常有文采的诸子著作是其代表，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三是战国末期。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兼并战争，六国日益削弱，秦国日益强大，逐渐吞并诸国。这时的思想家如韩非等努力地为新的王朝的统一做准备。他们的思想都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注重抽象说理，主题明确，结构更加严密完整，代表性的著作有《荀子》《韩非子》等。历史散文《战国策》所记历史故事也发生在这个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主要有《国语》《左传》和《战国策》。这些著作历史事件详实、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而富个性。它们既是先秦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先秦文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国语》一书，从司马迁开始就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发愤”之作。但从其书的内容来看，它更像是一部史料汇编。据文献记载，先秦存在着载言记事的传统，而且在春秋以后，这种传统已经突破“君举必书”的限制，成为普通人的行为习惯，由此留下了丰富的语类史料。《国语》便是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全书共21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每一国别内大略依时代先后，排列记载了大约五百年间的事情。从整体来说，《国语》记事没有系统性，只是有重点地记述了若干历史事件。其内容也比较庞杂，对于古今政纲、礼制、祭典、先王遗制、神话传说，乃至占相卜筮之辞，都有详细的记录。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也颇为驳杂。除儒家思想外，它还兼容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国语》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善于记言，而且引经据典、善用排比，不但使论述委曲详密，分析深入透彻，而且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感染力。这是该书语言的重要特征。

《春秋》据传是孔子所著的一部经书，通过记述史事而寓托了孔子褒贬时事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因为蕴含于“春秋笔法”中“微言大义”的“不可书见”，必然造成孔门弟子“各安其意”的解说与传承，于是，在《春秋》的传承历史上，就出现了著名的“《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其中《公羊传》《穀梁传》是专门注解《春秋》的著作，二者均采用问答体的方式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而《左传》的写作宗旨是要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提供事实基础，要通过倾向性明确的历史叙述，为《春秋》的笔削之文提供有据可循的历史事实。这是《左传》记事最鲜明的特点。

在《左传》叙事中，对战争的叙事最具代表性。《左传》记载战争，非常关注战争的性质以及导致战争发生的原因，对于战争的具体过程的记述大都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这样的叙事角度，就为战争过程的描写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耐人寻味。《左传》记事，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它能够在历史的发展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前后变化，给人留下深刻而生动的印象。《左传》在一些细节的描写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它非常善于用寥寥几笔叙写人物的言行与心理，从而使这个人物的整个精神面貌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左传》还善于记载行人辞令，使以行人辞令为代表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左传》在语言艺术上能突破前人，取得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的历史原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发展和完善了《春秋》的编年体式，在保存丰富史料、成为史学典范之作的同时，从方法上为历史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通过富有文采的历史叙述表达倾向性明确的史学观念与立场，也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成为中国史学传统的鲜明特点。与此同时，《左传》还是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至秦汉时期人所纂集的一部书。起初被称为“国策”或“短长”，“战国策”作为书名，是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图书时才确定下来的。《战国策》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对战国纵横家策谋之辞的纂集。尽管书中策士们的巧言辩辞充满了机心算计、挑拨离间而被后人诟病，但它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纵横家游说王侯的语言习惯。与《左传》的沉懿雅丽相比，《战国策》的语言表现出了恣肆辩丽的特点。此外，《战国策》也记录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历史故事，如《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叙述邹忌劝齐威王广开言路的故事，叙述得轻灵而细腻。而《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写荆轲，写得沉雄悲壮，尤其是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饱含着充沛浓烈的感情，人物形象饱满，几欲呼之而出，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以《国语》《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获得巨大发展的时代，以士阶层为依托的知识分子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于是，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其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是隶属于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等书，道家经典有《老子》和《庄子》。此外，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等亦常被论及。这些著作，后人称之为“诸子散文”。

《论语》和《孟子》分别代表了战国初期与战国中期儒家著作的基本形态。《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后学编辑的，辑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语的语录体著作。《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端庄的大哲学家、大教育家的形象。作为一个有着积极入世精神与济世情怀的思想家与践行者，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其主张的根本出发点，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在《论语》中，“仁”是一个被反复询问和阐述的概念，它是一种道德准则，是一种最高的人格理想。《论语》保存了研究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它以生动的语言、细节的记述逼真地再现了孔子及其群弟子的形象与性格。如严正坚毅、爱憎分明、备受挫折仍积极进取的孔子，此外如子路之率直、颜回之甘贫、子贡之聪敏、曾参之笃行，都在《论语》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对群弟子性格的刻画以及群弟子对孔子的景仰与赞美，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孔子作为一个伟大教育家的人格与胸怀。

《孟子》是孟轲和他的门徒所作的一部著作。孟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继承孔子仁学理论，孟子提出了“仁政”主张，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书中对于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对后世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与《论语》相比，在语言技巧方面，《孟子》有了明显的发展。它不再以简约含蓄取胜，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有了一些比较精细的刻画。《孟子》中也有一些篇幅较长的雄辩之文，非常善用比喻、寓言来说明深刻的道理，前者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后者如《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孟子》还提出颂读《诗》《书》要“知人论世”（《万章下》）、“以意逆志”（《万章上》）的主张，这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老子》相传为春秋末期老子所著。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传世本《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后世又称之为《道德经》。作为先秦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以“道”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博大精深，不仅表现在宇宙生成论上，更表现在朴素的辩证法中。《老子》与《论语》，是先秦王官之学“六经”之外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基本性格的两部著作。与《论语》相比，《老子》的语言在简约之外更加凝练、含蓄。《论语》多为孔子应答弟子之语，切近日常生活，而《老子》则多格言警句，更善于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深刻的哲理。而且，这些格言警句式的哲理表达中，又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情感体验。四言是《老子》最常使用的句式，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善于通过比喻，使微妙玄通的哲理变得可视、可闻、可感。《老子》各章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中心论题，因而可视为一篇具体而微的哲理论文。因此，从文章技艺上说，《老子》已表现出谋篇布局的意识。这种意识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庄子》中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成熟了。

《庄子》是庄周和他的门人后学的著作合集。庄周，战国中期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做过蒙城漆园吏。庄子博学多闻，涉猎各家学说，终以老子之言为依归，著书攻击儒、墨之徒，以阐明老子学说，由此有了《庄子》，也有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的老庄哲学。《庄子》现存33篇，由“内篇”“外篇”和“杂篇”构成。其中“内篇”为庄周自撰，“外篇”和“杂篇”出自其门人后学之手。《庄子》在文学上主要是以寓言故事见长。庄周认为世人“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恣纵而不傥”的“寓言”“重言”“巵言”等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寓言”指有所寄托的话，“重言”指为世人所尊重的话，“巵言”指随和人意、无主见的话。这一类言辞汪洋恣肆、气势壮阔、瑰丽诡谲、想象丰富，表现出了浓郁的诗情与浪漫色彩。《庄子》善于通过细致传神的描绘书写人物的动作情态，这一特点在“外篇”“杂篇”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徐无鬼》“匠石斫垩”，《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钓鱼。《庄子》一书汪洋恣肆、诡谲奇特的想象与刻画，与同出战国的纵横家恣肆辩丽的游说之辞一起，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和《韩非子》是战国晚期的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属儒家，后者属法家。荀子，名况，战国末年赵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时人尊称为荀卿或孙卿，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公元4世纪末，可能一直活到秦灭六国之后。《荀子》一书，以隆礼义、治当世的伦理政治观为中心，构筑起了一个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包含了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等丰富内容的学术与知识的完整体系。《荀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有明确的论旨与能揭示主旨的篇题，各篇布局严整、体制宏大、分析详尽。这说明专题论文形式的散文到荀子时代已最终形成。其中的《天论》《礼论》《乐论》等，明确以“论”为题，围绕着“天”“礼”“乐”展开论述，开创了以“论”命题的新文体。《荀子》中的文章以平稳、切实、全面、谨细见长，同时其议论性文字表现出了浓烈的感情。荀子的内在激情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一是广泛地设譬取喻，二是频繁地排比、偶句。除论文外，荀卿还写过《成相》和《赋》两篇韵文。“赋”作为文体名也导源于此，也正是由于“赋”被荀子首次用作篇名，荀子才与屈原一道，被推上了“辞赋之祖”的位置。

韩非（约前295—前233），战国末年韩国公室子弟，他与李斯同学于荀卿。韩非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思想家。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倡“法”“术”“势”并重的法制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明法、任势、用术，这是保持君权、统御群臣、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韩非子》中，除《说林》和《储说》等是故事、传说的类辑之外，其余各篇都是专题论文。韩非的文章锋芒尖劲，其针砭时弊的峻刻风格与法家的刻薄寡恩有其内在的一致性。《韩非子》区别于先秦诸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不仅利用寓言和传说来推论说理，而且还大量收集、整理、加工、创作了许多寓言故事并分类汇编，在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墨子》也值得一提。该书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的言行录，为其弟子及墨家后学所记。墨翟，春秋末战国初宋国人，一说鲁阳人，曾任宋大夫。《墨子》虽不重文采，整体风格为“意显而语质”。但是在对话体的结构中，每一篇都首尾完备、条理明晰，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在记述有情节、有人物的历史故事时，能通过情节以及人物的动作、对话，营造出戏剧性很强的叙事效果。如《公输》中记载公输盘与墨翟的攻守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