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据韩国国会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图书馆、高丽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的索引统计，韩国学者研究韩国古典散文的成果丰硕。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韩国古典散文整体及个别文体的研究，如郑公浩《尤庵宋时烈散文的文学特征》（《韩国思想和文化》2008年第42辑）、李洪植《楚亭朴齐家的碑志文研究》（《韩国汉文学研究》2009年第43辑）、金光年《象村申钦散文研究》（高丽大学校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熙淼《李奎报〈镜说〉主题考》（《东洋汉文学研究》2016年第43辑）、尹敏熙《云养金允植的“传”研究》（《语文研究》2017年第93卷）等。关于韩国古代散文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如安美娜《李廷龟与袁宏道的游记比较研究》（《韩国汉文学研究》2012年第50卷）、姜庆姬《韩国与中国的〈归去来图〉比较研究：以〈归去来辞〉的变容为中心》（《中国语文学论集》2013年第78号）、尹惠姬《鲍照〈尺蠖赋〉与李奎报〈放蝉赋〉的内容比较》（《中国研究》2016年第68辑）、金光年《申钦辞赋文学的“归去来”意识》（《东方经典研究》2017年第66辑）等。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关于韩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韩国古代散文整体及某种文体的研究。其中个别文体研究是成果中所占比重最大者，而关于辞赋的研究又是重中之重，研究成果如刘彦明《李奎报散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徐健顺《朝鲜三国时期的散文辨析》（《东疆学刊》2005年第4期）、郭延红《朝鲜抒情小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龚红林《韩国赋学三题》（《辽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王若明和赵玉霞《〈韩国文集丛刊〉中悲秋赋探析》（《长春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其次，韩国古典散文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以及与中国古典散文的比较研究等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陈蒲清《略说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古典散文之联系》（《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郭延红《朝鲜李奎报汉文赋引中国文化典故探析——以〈畏赋〉为中心》（《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付春明和杨会敏《朝鲜张维〈蜃楼记〉与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之比较》（《长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曹春茹《朝鲜古代散文创作对〈论语〉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于春海和王安琪《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东疆学刊》2015年第1期）、曹春茹《朝鲜柳梦寅散文创作对韩、柳散文的接受》（《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等。最后，也有成果在部分章节兼论及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联，如徐健顺《〈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曹春茹《朝鲜柳梦寅散文研究——兼论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杨会敏《朝鲜文人许筠赋作论析——兼论与中国赋体文学之关联》（《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张克军《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研究——兼论与中国山水记游散文的关联》（延边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左江《“此子生中国”——朝鲜文人许筠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

目前关于韩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展示了韩国古典散文的思想内涵、创作特征等，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发，但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缺乏整体研究。目前关于韩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多数成果集中在朝鲜的辞赋研究上，而其他散文文体，如论、说、记、书牍、序跋、奏议、碑志、祭文等甚少论及，这就影响了对韩国古典散文的整体观照。

其二，分析、论述的深度不够，多数成果存在模式化、程式化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也论及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学、文化存在的关联，但大多都是表面关系的论述，没有深入内在实质问题，没有形成系统、规模，中国代表作家、经典篇目对韩国古典散文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及域外汉籍的接受情况。

其三，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对韩国古典散文的影响，还未充分展开论述、研究。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对韩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必然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而散文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也必然会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