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应时而生的通儒

面对礼法涣散、疆域不宁、经济疲弱、民不聊生的时代现状，一批怀有儒家救世除弊理想的士人挺身而出，他们在盛唐文儒余晖中成长，秉持入世仁爱之心，将儒家的观念和理想融入日常行政事务之中。除了必须具备的文学素养之外，他们具备礼学素养，能积极恢复传统礼制，加强中央集权，改变科举风向；他们具备史学素养，可以以史为鉴，规劝帝王勿蹈覆辙；他们有经国济世手段，能够改革漕运税法，恢复国家收入，稳定民生基础；他们有战略眼光，可以辅佐藩镇，智计百出；他们有行政能力，可以吏治一方，安民定心。如果要用一个称谓来指代中唐这些一身多能的有识之士，最恰当的只有通儒。

一 通儒的定义

通儒，最早在汉代文献中出现，常与博学、硕识连用，称谓能述一家之言，对儒家经典熟练掌握的人，如：“班固通儒，述一代之书，斯近其真。”[3]但这个称谓的内涵远不止博洽多闻这么简单。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儒者做了分类：“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习圣哲之辞，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4]也就是说，通儒不仅要熟悉圣哲典籍之道，更要将之用于当时之事，有助国体纲纪，否则就是只会讲诵的俗儒。通经致用，除了从经典中获取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操作技巧，也要取得普遍规律性的指导原则。正如孔子所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5]一个人即使能够背诵《诗》经，派他做官却不能独立处理政务，派他出使也不会办理外交事务，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从这些秦汉古籍中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先圣对经世致用能力的重视——只有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和危机者才称通达儒者。

通儒的理想形象在中唐时代逐渐清晰丰满起来。德宗朝名相杜佑得开元中刘秩所作《政典》，寻味厥旨，广其条目，加以开元礼乐书，凡三十年而成二百卷，曰《通典》（《旧唐书·杜佑传》）。杜佑的幕僚好友李翰为之序：

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终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终，古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6]

序文中出现的“通儒”一词，在中唐时代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李翰赞扬杜佑的著述“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又批评旧式儒生“习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门，行而不由其道”。并列举同类史书，评曰：“《御览》《艺文》《玉烛》之类……比于《通典》，非其伦也。”就是称赞这部史书对文学政事都有建树之功，强调的是学习它不但可以掌握文艺经术，更可以经邦治国、定帝王统治天下之准则，比《御览》《艺文》《玉烛》等文艺性的类书要高出一筹。这些赞美所言非虚。史载：“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7]李翰的序文准确地抓住了杜佑本身的吏能特征和著书的初衷，代表了乱后国祚恢复期中唐士人对“富国安人”之术的迫切追求。既能广经术，又能施政体，我们基本上可以借用郭绍虞先生的话来对中唐的“通儒”下一个定义：“真能识时务、达政体者称为通儒。”[8]

二 史书中的“通儒”

史家对“通儒”这一称谓的使用情况很值得思考。笔者统计了出现在二十四史中的“通儒”一词，发现从汉代到中唐，再到后世，通儒身份的内涵发生过几次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史书中的通儒指代的是具有不同能力的人，下表将会列出史书中“通儒”所指的具体人物以及他的特长，择要分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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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列，前后两《汉书》中出现的“通儒”称谓有13次，指的都是博古通学的大经术家，如杜林、马融、班固、贾逵、郑兴郑固父子等，他们在历史上多以经学、史学大师身份留名，所传也都是埋头所著的史作、注疏、历法等经史作品，没有太多机会展示自己的政务能力。[9]这是因为两汉皇家主推修经，风向所引，由此兴起的章句之学冲淡了儒家思想中的务实理念，通经和致用甚至被儒生和文吏之争所割裂，通儒的内涵略有稀释。这一现象直到中唐时期才有改观。

从三国到初唐所修八史中，通儒共计出现44次，有一半泛指儒生，另外一半有特定对象，指代那些有某种特长的经学家，如擅长天文数术之学的谯周和李业兴、注疏五经的郑玄、明晓阴阳占候的索紞、博学通经的刘焯和刘炫、世习礼学究其精微的贺琛、遍习《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的严植之等，这些人物中只有刘炫在史传记录中除了有博通经籍的学术能力之外兼有吏干，但是他的吏事能力和通儒身份在史官笔下是被分开书写的：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炫，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圆，右画方，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所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召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10]

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11]

此外，《晋书·苻坚传》记载坚广修学宫，旌表有学之士时，“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也是作为两项“考核指标”被记载的，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隋代和唐代初期，通儒的盛名之下依然只有通晓经义一个层面而已，“成务”“干事”并没有被当成通儒的特征。初唐王通所著《中说》，对“儒”的概念有超越同时代史官的认识，他崇尚儒学，重视文化秩序的建设，认同儒家思想中学以致用的初衷：“通之儒业，乃承两汉之风，通经致用，以关心于政道治术者为主。”[12]但是他想要致用的方向只有礼乐大道治国之术，吏能被认为是无学无能之为，这其实堵住了大部分通儒以经义为现实服务的道路，不足以称为真正的“通”。

五代、宋时史官写到唐朝通儒，初唐的代表都是礼法大家，到了中唐，也就是李翰为杜佑撰《通典》序文的时代，“通儒”的意义陡然加宽，能称为通儒的人身上除了具有儒学修养深厚的特征之外，还肩负处理实务，可以施政于民，有补国体的能力。比如上表中列出的韦陟和贾耽。韦陟，字殷卿，与弟斌皆为神童，中书令张九龄引为舍人，与孙逖、梁涉并司书命，时号“得才”。韦陟有台辅之望，生逢李林甫、杨国忠两大奸相把持朝政，只能沉沦于牧守、采访使、御史大夫、礼部与吏部官员之间。肃宗即位，韦陟被钦点为辅弼人才，又因回护杜甫的直言进谏而忤逆上意，未能登列宰阁。乾元二年（759）史思明逼进洛阳，李光弼议守河阳，作为东京留守的韦陟以一己之能率东京官属入关避之，诏授吏部尚书，未几卒，年六十五。永泰元年（765）诏曰：“韦陟敦敏直方，端严峻整，弘敷典礼，表正人伦，学冠通儒，文合大雅。”赐谥忠孝（《旧唐书·韦安石传·附韦陟传》），得其“通儒”之名。如果说韦陟还未能在合适的职位上展示自己的全部才华和能力，那历经唐朝玄、肃、代、德、顺五朝的名相贾耽可以算是通儒的典范。贾耽（730—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人。天宝十年（751）耽以通晓两经登第。乾元元年，因日常政务出色受太原尹王思礼赏识，升任度支判官。大历十四年（779），在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度支营田等使任上平定梁崇义叛乱。建中四年（783）与江南西道节度使、曹王李皋一同任应援招讨副使，俄为东都留守，迁义成节度使。淄青李纳每有异心，畏耽之德，不敢谋。贞元九年（793），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相位上，贾耽曾为德宗出谋划策，认为方镇帅缺应从中央任命，如果出自军中恐生背向之心，帝深然之。永贞元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曰元靖。贾耽不但通晓经义，而且在地方官、节度使的职位上善治一方，且有军事才能，洞察时局，能谋善断。更值得一提的是，贾耽对战后纷乱的边境时事多有忧虑，常怀“率土山川，不忘寝寐”之心，他除了日常处理政务，多年来潜心研究帝国地势地貌，著有《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十卷）、《吐蕃黄河录》（四卷）等地理图集文册，为唐代军事和疆域规划作出极大贡献（两《唐书》本传）。有识之士对贾耽的评价也都是聚焦在他文能专经，武能安边，有兼济之能、通儒之才上，稍晚的另一位德宗名相常衮如此称赞贾耽：

燕赵环奇之士，儒雅之才，循良秉懿，冲用经远。著安边之上策，佐分阃之中权，行达理体，精详法度。论兵契要，先务于止戈；馈运惟艰，且闻于足食。累书嘉绩，备洽令猷，素推兼济之能，允叶至公之举。[13]

宋代史官把贾耽和另两位通儒杜佑、令狐楚列入《新唐书》同传相提并论，评价他们：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

中唐时代的士人身份追求、价值取向和官员评价体系应时代召唤而改变，正史之外的很多其他文献中也有体现，比如杜佑《通典》，内容涉及丧礼、明堂建制、祭祀、五服、历法等儒家重要礼法，但是他却把食货放在第一位，表明生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文化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样一个通儒关心的基本命题和“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富国安民之术[14]。以杜佑为楷模的宋代史学家马端临效仿《通典》所著《文献通考》也将食货列于首类，并在序文里说：“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15]以此标榜自己的通儒身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真正通达政体者，都有财税方面的远见和经济改革能力，所谓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旧唐书·玄宗纪》）。中唐著名财相刘晏在拣选自己的财政系统吏员时就有“通敏精悍”这一固定标准，他曾说：“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16]可见“通”之必要。只要学识德行和政能打通，一通则百通。贞元年间由权德舆门下中进士的沈传师，授职史馆修撰时曾被白居易称为“博学通识”，与韩愈同列“龙虎榜”的崔群也因其“道合时中，识通政本”晋升为右仆射太常卿。[17]“唐朝的贤能观念大体是经历了一个从重德行、到重文学再到重吏干的过程。”[18]而在汉代出现的“通儒”一词，它原本就应该具有的通晓经书、识务达政两方面内涵终于由中唐士人全部实现。

兼具吏事能力的通儒是中唐优秀士人的代表，他们不论身处庙堂中心还是远在地方执政，都在特殊的时代用学识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从盛唐文儒演进成了中唐通儒。而以中唐时代韩愈、白居易为精神偶像的宋代士大夫，继承了通儒的全部身份特征，除了具有儒家思想、诗赋文采之外，还精通吏干。所以《宋史》中提到“通儒”时，都默认是带有吏事能力的官员，并以此为选材标准。比如上表中提到的张齐贤传记中记录：“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慎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前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朝廷需要的通儒是有巡访调查能力，可通济课税，使国家经济久安的人才。又如《儒林传》中的王应麟，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入仕，少时曾言：“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19]他心中的通儒形象是不沽名钓誉，对国家制度典故都守持有度，精于吏政的人。从《宋史》中的通儒楷模已经可以看出，古代模范官僚形象有一个从通经博学者到执政有方者的巨大转变。

通达的官僚素质到了明代更加受到朝廷重视。《明史·桂彦良传》载朱元璋称赞彦良“通达事体，有裨治道”，还说“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20]此评价完全可以看成是这位开国君主为明帝国官员树立的风向标——只有通达事体，有益政道的通儒才是帝国需要的人才。事实上，朱元璋也是这样推广他的选官理念的。他为了让官员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监外历练政事”的规矩，要求国子监学生在读期间必须以“吏事生”（又叫“历事监生”）的身份到各个部门实习，熟悉政务，这些政事磨炼可以让他们在学习书本经义的同时就接触到将来入仕后要从事的业务，为成为国家需要的通儒早做准备。

从上述统计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通儒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这个称谓最初被汉代学者提出时是带有通经致用内涵的，可惜在尊经崇学的时代里很少有大儒去践行和发挥务实的那一面，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在盛唐文儒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唐士人既有博通经史的学识，又有入世救民的儒家理想和美德，在特定的时代终于用自己的政务能力支撑起通儒所有特征。中唐的通儒第一次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思想层面的道统复兴和现实中的强国之愿统一起来，在礼制重建、经济重振、文化重整等方面承担重任，开启唐宋变革时代的政治文化转型和士人身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