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具有颠覆性、取代性和不可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且事实如此。[1]作为历史的必然，跨国资本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危机必然显现，而且已然显现。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必然王国也不等于理想王国。如何趋利去弊，并尽可能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而且也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语言文学在这中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盖因文学是加法，并且不可再造。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有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此外，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便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守正。孔子克己复礼是因为“礼崩乐坏”；王国维之死是基于“今不如昔”（即“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在指斥我们缺乏精神原创。
我们当然不缺思想，但伟大思想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如今，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我们有能力探寻和把握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充斥我国当代文坛的除了大量山寨品，还有不少较之于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精神垃圾；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一些网络乱嬲的裹挟下势不可挡。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语言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新近的《亲密敌人》和《小时代》，相对普遍的则是夹生洋文充斥的新新文学、二次元审美），稍有警觉的人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面对外邦入侵，都德（《最后的一课》）借人物“老师”之口对同学们说：“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而当今世界，弱小民族的语言正以高于物种灭绝的速率迅速消亡。难道我们不应对自己的语言危机有所警觉吗？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尚且缺乏意识和警觉，况乎少男少女？！诚然，即使是在同属西方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都竭力维护民族语言，盖因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欧盟未能统一语言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的那些作品所张扬的是那样一种浮世绘式的“虚荣炫富”。
如今，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受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如虚妄的自由民主和实际的霸凌主义。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饕餮般吞噬着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语言和民族认同，小至风俗和个人情感等重要载体或介质与纽带，正在绥化、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流行声色。
这是基于人文领域有一股思潮正甚嚣尘上，其核心指向在于认为中文（一曰方块汉字）像一个猪圈，圈住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这种谬论虽不新鲜，然沉渣泛起却大有因由。先说它如何不新。本人愚钝，记性也不算好，但多少读过些书，对有关论调有点印象。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或其后就有人宣扬过废黜中文。其中钱玄同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国欲得新生，必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当时此话不孤，响应者不寥。但时至今日，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方块字无论在输入速率还是思想、感知、审美维度方面均优于拼音文字之际，又如何掀起废黜浪潮了呢？岂不怪哉？！但怪也不怪，正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尔后是文学”。盖因文学与文字互为载体，互以固本；历史、哲学和语言的关系同样如此。但总体说来，文字借文学以丰富和美化，借历史和哲学以记忆和思辨。如此，我们便可从语言推衍一切民族文化。因此，怀疑中文的背后其实还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在作祟。此其一。其二是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蔓延越来越视中文为障碍，不仅洋人如此，就连少数祖国的花朵也恨不能将中文彻底消灭，再踩上一万脚，以绝麻烦。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甚至其他不得而知的偏见和盲从。
然而，人类借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民族语言文学作为人文核心，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民族语言文学不仅是交流工具，它也是民族认同纽带和审美对象，而且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这是他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传统。而语言永远是最大的传统。问题是，我们做了些什么？在很长一个时期，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再不擅用中文写作，罔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
总之，西风浩荡，肯德基和麦当劳、好莱坞和迪士尼占据了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而英语正在成为许多中国孩子的“母语”，这才是最糟糕的本末倒置。因此，辨识和批判、格致和守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我等终不免血脉贲张，基因激奋。这是母语和文化母体的召唤，自然而然。
这个序言是笔者多年前为一部文集所作的，同时部分也曾作为呼吁提高中高考语文权重的提案和要报内容。如今，时过境迁，我国不仅扛起了全球化大旗，而且奋袂于“四个自信”。尤其是经过语言文学界同道的不懈抗争，我们的人文情态有所转变。但持续助推这种转变仍须同志努力，仍须从我们自己做起，从各自领域发力，为复兴中的民族固本强基、为崛起中的国家添砖加瓦，鞠躬尽瘁，无忝所来！
时光疏忽，杂事倥偬，一晃许多年过去，忽然举国上下又拉响了抗疫警报。遥想2003年“非典”肆虐京城，我等被宅在家里，不曾想十七年后复遭疫情威胁。于是，除了追怀历史、叹惋现实，便是重读《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失明症漫记》等文学经典，并联想到导致价值撕裂、认知错乱的各种政治阴谋和文化垃圾，以及令人不齿的稀奇古怪和莫名其妙，难免感慨系之。无论如何，危机是全人类的，在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作为短序的结语，我想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譬如，虽然美国发明了互联网，但由此生发的许多大事它却万难做到：当我们个人（包括隐私）适当让渡于群体或国家利益时，抗疫、高铁、物联网、手机实名制、微信支付宝及各种探头挂满大街小巷和生活社区，如此等等，也便不在话下。反过来，我国奉行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政策无不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和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等方面得到了彰显。这无疑是相互的，唯其如此，也许新全球化或全球智能化时代才能如此这般大力助推我国的发展并由此惠及全人类。然而，由于本集所择文字发表于不同时期，有关观点未必全然一致。譬如关于全球化，本人在21世纪之前，乃至21世纪伊始，大抵对其持保留态度，但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而今时过境迁，在真理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适当让渡取决于长远和暂时之间的必要绥化。我由衷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在这不绝于耳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世界加油”声中给予这个机会拾掇和检点部分旧作，以证“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般老夫聊发少年狂，同时继续做好本分。
是为序。
[1]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