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与作者

桑塔格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还是一个对其他作者异常关注的批评家。在桑塔格众多的批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对作家、艺术家的评论。对她来说，前现代文学把写作视作非个人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成就；而现代文学则认为，写作是一种媒介，作者“独特的个性在其中英雄般地展现出来”（《土星》17）。她对本雅明等人所做的著名评传即是此种认识的集中展现。同时，她深受20世纪中叶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曾一度认为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是隐身的、“零度”的。她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就是此种作者观的直接体现。在《恩主》中文版序言里，桑塔格说：“他（《恩主》的主人公）是法国男人，上年纪了（年过六十），而我呢，是个美国女人，当时才二十多岁。我完全是希望塑造这样一位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物，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地处理一个个吸引我的主题。”（《恩主》中文版序）

这样两种看似不同、相互补充，内在又有着惊人一致性的作者观，体现了桑塔格作为20世纪最犀利的批评家之一的复杂性。这种“既是这也是那”“既不是这也不是那”的复杂性，在以作家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文艺批评理论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中国第一部诗歌专论《毛诗序》认为：“诗者，志之所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突出了诗人的心志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时，体现诗人心志之诗文，也与诗人之情感紧密相关，如明代汤显祖就曾明确表明：“志也者，情也”，“万物之情各有其志”[2]。而作为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的“性”，是与“情”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概念。从哲学上说，“性”是指人的天赋本性，所谓“天命之谓性”（《中庸》）；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诗之为道，本于性生，而亦随其闻见诸记，情绪感遇之浅深以递进”[3]，或“词与诗体格不同，其为据写性情，标举景物则一也”[4]，乃至“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5]等，都是文学作品本于作者性情说的不同变体。“诗言志”“文如其人”“言为心声”等词语几乎成了中国文人的常识，长期支配并影响了中国文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中国传统文论重要的诗学观念。

同时，“天人合一”这一基本哲学观念也对中国文学批评影响深远。“文如其人”之“人”，首先是自然之人，终究也是自然之人。自然，是中国文人观照生命与创作活动的源泉，创作者经常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外化到自然事物中去，因此，对自然之物极其关注。“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礼记·乐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6]等，无不是这种“感物”观的表达。由于“物”对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如何在表现“物”的过程中对待作者的“心”就成了众多讨论的焦点，并由此提出了诸如“观物”“感物”“应物”“写物”“体物”等多个命题。近代学者王国维所提出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就是对这一命题的回应。在他看来，“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以此种“无我”心境进行创造的作者，其笔下的事物“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8]。

一个是有我，一个是无我，桑塔格的批评拥抱了以上两种作者观。在这种既相互矛盾又内在统一的作者观基础上，桑塔格的小说、剧本，甚至是电影创作才可以找到一以贯之的线索，同她以作者论为主体的风格论批评相映成趣。从中国的诗学话语逻辑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出桑塔格这一作者观的伦理价值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