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左翼经典”对国民革命的“留”与“别”
1927年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结束而国共内战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间分界点。茅盾本人的实际革命经历，恰是在这一年结束，而其革命文学创作，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既然《子夜》并不仅限于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中国，茅盾又运用1927年以前的革命经验来解答1930年的问题，那么《子夜》究竟是如何“留别”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
众所周知，1927年7月底茅盾奉命经九江去南昌参加起义，中途却停滞庐山牯岭，直到8月中旬才下山，牯岭成为茅盾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的重要转折点。密谋的南昌起义在当时无疑是敏感问题，无论是通讯稿还是小说创作抑或作家笔谈，都很难直接表现这一主题，只能隐晦地暗示，而滞留庐山的“脱党”事件，更使得茅盾在1949年以后的回忆录中不得不对某些实情有所回避。这一事件在民国时代与共和国时代各具不同的敏感性，成为一个历史谜题，引得后来无数研究者对当事人种种扑朔迷离的表述做出不同揣测。
茅盾1927年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62]，给汪精卫写信辞掉汉口《民国日报》的工作，同毛泽民、宋云彬、于树德一起隐避在武汉的法租界，并收到汪精卫的回信挽留。而就在同一时间，1927年7月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在上海中共机关查获“藤箱一只，内藏去年跨党分子提取款项支票存根簿四册、中央交通局各省通信留底全部、汪精卫致沈雁冰函三通、日记数册、其他共产党书籍不计其数”，即为茅盾留托上海的公私文件。南京国民政府于当年8月11日《申报》第13版刊登《清党委员会破获共产党秘密机关经过》，特别公布汪精卫之名，以显示作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上年已经“通共”，蒋派企图借此攻击汪派[63]。
然而，被指责为“通共”的汪派这时也走向“分共”。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开始“分共”。7月23日，茅盾与《民国日报》社的宋云彬以及宋敬卿一同乘日轮“襄阳丸”从武汉赴九江，轮上遇到两位革命女性[64]。24日到九江，五人仍是“同住一旅馆”[65]。25日两位女性离去，茅盾与二宋上牯岭，写了通讯稿《云少爷与草帽》，记述他和宋云彬到九江上山的见闻，寄给武汉孙伏园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26日游庐山，又给孙伏园写了一篇通讯稿《牯岭的臭虫——致武汉的朋友们（二）》，此后滞留牯岭[66]。恰逢汪精卫、张发奎等7月底赴九江上庐山开会讨论“和平分共”及第四军回师广东的问题[67],7月31日汪精卫在九江写了《敬告江西民众》，称“我们今日只有两条路：一是忍心将国民党卖与共产党，一是与共产党分手；前一条路，我们万万不可行的，我们只有行后一条路”[68]。8月1日中共即在南昌发动起义，双方最终动武，“分手”成为决裂。
茅盾留在山中时，翻译了西班牙柴玛萨斯的小说《他们的儿子》并写了作家评传[69]；遇到汉口旧识革命女性范志超，还探访过一位被他称为“云小姐”的患病女士[70]。8月9日写了一首“情诗”《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71]。八月中旬与范志超一同下山乘船回沪。其间8月12日写通讯《上牯岭去》，并作诗《留别》告别“云妹”，都寄给武汉的孙伏园，分别发表在8月18日和19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继7月26日写作的《牯岭的臭虫》于8月1日发表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后[72],《上牯岭去》和《留别》是中共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开后茅盾8月份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重新露面，一篇成为佚作，另一篇却因“脱党”事件而广为人知。以笔名“云儿”撰写的《上牯岭去》，借用武汉某军政治部两个士兵8月5日去庐山会友的自述，婉转地向武汉方面透露出陈君（即茅盾）仍在牯岭并未下山的信息[73]。在《上牯岭去》中，作为茅盾化身的人物陈君，称自己不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也即不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而来自山下其他部队的这两位士兵告诉了他[74]。茅盾在这篇寄给武汉发表的作品中，有意透露这些信息，恐怕是为了体现某种姿态，而这背后隐含的立场更值得深思。而《留别》看上去则是一首分手的“情诗”：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
五百枝的香烟已经吸完，
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
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
辫、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
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
矮克发也都拍完，
暑季亦已快完，
游兴早已消完，
路也都走完，
话也都说完，
钱快要用完，
一切都完了，完了！
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
但只饮过半盏“琼浆”，
看过几道飞瀑，
走过几条乱山，
但也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地？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畔？
在天津桥畔？
一九二七，八，十二[75]
早在当年就有阿英等批评家注意到了这首诗和它对革命的幻灭感，将其等同于“脱党”声明[76]，后人遂将此诗与茅盾1927年8月滞留庐山“脱党”一事相联系。另一首《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也被认为有特定情绪的流露[77]。更有学者对照多份当事人回忆资料及茅盾在牯岭所写作品，重新考察茅盾庐山行迹[78]。这里无意对这首诗中诸如“云妹”是否真有其人，是否就是宋云彬，或“四万字的小说”是否为《他们的儿子》等本事再做考据。亦不想根据1928年的《从牯岭到东京》或1933年的《几句旧话》等作家笔谈，来对作者本意再做更多阐释。更不打算从1933年删节发表的小说《牯岭之秋》中的“疲倦”表述[79]，来“索隐”茅盾的滞留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而当歧义纷纷呈现时，除了探寻原作者本意之外，或许亦可结合史料，将作品本身视为某种情结的象征。而对这“超越”作者本意的文本意义的探寻，未始不是在本事之外发掘更深层面文学情感的一种有效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云妹是否实有其人，这首写于牯岭的诗恰成为茅盾革命情结的最奇妙象征。诗中留别对象究竟象征何事，令众多研究者产生无限探究趣味。正是茅盾滞留牯岭导致的“脱党”结果，令后人纷纷猜想其留别对象为共产党或共产革命[80]，却绝少有人注意到国民革命及国民党左派对茅盾的意义。考虑到8月1日中共南昌起义与7月31日汪精卫庐山“分共”恰在同一时间，而茅盾此后始终与左翼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就不难明白他此刻分手的对象究竟是哪一边：已经书写“完”的未尝不是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值得留别的未始不可为国共已逝的蜜月期。此刻与茅盾恰好同在庐山的汪精卫等国民左派[81]，不正是他真正留别的对象吗？
诗中情人感慨“一切都完了！完了！”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刚刚开始，无论南下抚州山区与否[82]，都不预示新的革命必定“完了”。究竟是什么完了？游兴已尽，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一切缘分都到了尽头。情人分手，其实真正“完了”的是双方的盟誓。曾经的工农与工商业者联盟，曾经的国共合作，如今彻底走向“过火”与“反革命”的左右两极。“完了”的，要“别”的，是此前的国民革命，而非刚刚开始的“第二次国内革命”。
然而“分手”的情人之间仿佛仍有不舍，依然惦记着“后会何时”“后会何地”。这个“后会”之约并未在革命中实现，却在茅盾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期而至。“我如何敢说！”正是文学创作，令这不可言说的隐秘情感得以流露。与古诗“留诗作别”之意不同，茅盾这首诗所谓“留别”，固然是“别”，却仍“留”着无限眷恋。
无论后来怎样的回忆或自我辩白，作为“真实”的证据，都不及当初的文学作品本身更为可信。如果说幻灭、动摇而又追求的《蚀》三部曲与《虹》等作品，都是国民革命的直接呈现[83]，甚至小说《创造》都暗含着革命冲动[84]，那么从日本归来后对1930年代中国金融与实业之冲突加以展现的《子夜》，又如何能与国民革命或国民党左派完全无关？由汪派演变而成的国民党改组派中，恰恰也有参与中共建党建团的施存统等大批早期党员。他们大多和茅盾一样，是在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交错之中成为“跨党分子”而后“脱党”的。作为国民党员的茅盾，“脱党”之后以文学书写的这份革命“留别”，究竟是“留”还是“别”？
比起《子夜》里空发议论的唐云山，倒是1927年5月茅盾为汪精卫训令专门撰写的社论《工商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更能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立场：“现在我们应该大家明白反革命派的诡计阴谋了，工商业者和工农群众都应该明白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他们才能得到共同的解放；他们尤其应该明白，工商业者要减轻自身的负担，单在店员工人身上占便宜是不行的，因为工商业者在店员工友身上只占得一分的便宜，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却要从工商业者身上剥削了十分去。”[85]
实业剥削工人一分，帝国主义和军阀尤其是其金融代理人却又剥削实业十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茅盾为何要在《子夜》中让工商业者吴荪甫同时在工厂罢工、交易所斗法、托拉斯吞并这三条战线上同金融买办赵伯韬展开生死搏斗了。茅盾社论所认可的汪氏政治理念，在《子夜》中以一种最奇妙的文学方式得以展现：工商业者与金融买办的对立关系，转化为赵伯韬“银团托辣斯”以金融资本兼并工业并唆使工人罢工，以及金融空转套利而掣肘实业的1930年的中国故事（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面对当年“第三种人”对所谓左翼作家“左而不作”的挖苦[86],《子夜》的诞生，曾被当成是胜于一切雄辩的最有力回应。但若将小说中的改组派观念逐一厘清，尤其是探明吴荪甫“夹攻中之奋斗”情境的源头之后，其实可以看到《子夜》恐怕恰恰仍是某种程度上的“作而不左”，至少是不够“左”——才刚刚到国民党左派的程度。否则，又何来“左右夹攻”中的改组派自我定位呢？
类似这样“作而不左”的，还不只是《子夜》。《春蚕》和《林家铺子》等“左翼经典”同样不脱茅盾对改组派观点的认同。再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的《经济建设决议案》:“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殖民地，一切都市和农村的经济，都直接和间接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吸收和操纵。”“所谓畸形的发展，即是不能由商业和投机资本变为工业资本，而且大部分还是官僚资本，一部分存入外国银行变为外国资本，一部分流入农村，变为高利贷及垄断资本剥削农民。”而其《民众运动决议案》则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众尤其是工农小市民阶级的攻击有“a安定中国的反动政权，以保障不平等条约。b举行政治实业借款，助长封建军阀的割据和对立。c以金融资本破坏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内地的外国工业。d以买办阶级及金融资本，操纵中国商人，垄断农产物及手工业生产物的价格和出口”[87]。这些分析正与《春蚕》《林家铺子》所描绘的诸多中国社会现实有所对应。在三十年代茅盾的“左翼”创作视野中，曾经作为“左派”的国民党改组派之经济政策及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无疑占有重要位置。
不过，若贸然将《子夜》视作茅盾对汪精卫或国民党改组派的简单赞扬，同样是十分危险的。且不谈因瞿秋白建议而修改的小说结局，单是小说对唐云山空谈总理遗著《建国方略》的挖苦[88]，已显示出茅盾对改组派的极大失望。而小说中最富理想又最具实干精神的实业家吴荪甫，组建益中公司后收购八个日用品制造厂，时而自我沉醉于不切实际的宏伟计划中[89]，时而又陷入对前途的恐惧，尚未彻底失败便已经考虑益中公司“是干干脆脆的‘出顶’好呢，还是藕断丝连的抵押”[90]。最终导致其失败的，不完全是扩张计划的不切实际，更是由于“部下倒戈”[91]，如徐曼丽、刘玉英和韩孟翔等分别作了双面间谍，将吴荪甫的公债投机手段悉数报告赵伯韬。而压垮吴荪甫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他姐夫杜竹斋在公债市场上选择弃吴联赵。色厉内荏的吴荪甫在愤怒与绝望中自杀未遂，选择避暑以逃避无法直面的失败。“工业界的巨头”吴荪甫和“红头火柴”周仲伟最后并无两样，不仅未能实现其“国货”论，而且都将变为抵押华资企业于外商的买办。“中国实业化的故事”终成悲剧。
《子夜》以吴荪甫这个“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92]形象的树立，重温了汪派的实业理想。即便没有其最终败于赵伯韬的结局，这个实业伟人内心的凄惶和实业计划本身的虚伪，都将汪派实业政策的“空心汤圆”[93]本质暴露无遗。而汪屡次反蒋的“功败垂成”与避居海外，既与“部下倒戈”有关，更是其以争夺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纲领本身空洞无物使然[94]。只有回归国民革命的具体历史情境，才能从《子夜》等左翼文学作品中看到茅盾对国民党改组派从期许到失望的复杂精神历程。
当年曾在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参与“过火”工人运动的阿英，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茅盾早期革命文学作品的各种尖锐批评，若继续延用于理解《子夜》，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奇妙的洞见：之所以茅盾与阿英对究竟什么才是革命“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正是因为茅盾梦寐不忘的是国共“分手”前的国民革命，而非阿英眼中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纯正”共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故而阿英眼中的茅盾才会“一面厌弃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一面对革命家所常有的狂热的态度认为过分”[95]。倒是茅盾日后的不断自我辩解与立场再确认，以及后世在左翼经典框架下层层叠叠的解读，让“经典”中隐含的歧义难以完全呈现其精微之处[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