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回归历史视角的左翼文学研究

不同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特定作家作品成就的评价，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对茅盾及其左翼文学作品尤其是《子夜》的评价，变化尤为明显。《子夜》曾被认为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自其诞生之日，（左翼）评论界就给予其很高评价，譬如“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等。在大陆五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了中国的政治革命，《子夜》的成就也被这种认识固化。然而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思想革命而非政治革命。与之相伴地，从是否符合“政治标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其艺术成就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尤其是海外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和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小说作品的重新热销，都使得“审美的标准”一时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评判标准。随着这种转变，对茅盾《子夜》的评价忽然陷入无标准可依的境地。1980年代末，蓝棣之等人质疑《子夜》的艺术成就，以“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来评判《子夜》，认为“主题先行”的《子夜》模式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2]。此后茅盾诸多作品的价值，在新时期“审美的标准”下不断受到评论家的质疑与否定。对茅盾及《子夜》的评价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曾经的左翼文学“经典”，在另一个时代变为了“社会文件”，换言之，几乎成了缺乏审美价值的史料文献。那么茅盾作品的成就，尤其是《子夜》的成就，究竟如何？为何前后评价反差如此之大，当年的肯定与日后的质疑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审美的标准”？

除此之外，更值得追问的是，新时期评论家是否真是在这样一种被标榜为“审美的”评价标准下审视左翼文学的。如果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并不如其所标榜的那样“审美”，那么今天要准确地解读《子夜》及茅盾一系列左翼文学作品，是否就只能再次回归以往那套“政治的标准”？若不打算让研究陷入对过去左翼文学的那种刻板印象中不断单调重复，而试图探寻茅盾等左翼知识分子更为复杂而罕为人知的精神历程，究竟应该引入什么样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