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框架、内容与方法

对于民国史，相关研究的解释逻辑与框架多为“权力—利益”“军绅政权—地盘主义”逻辑，从派系角力角度展开[88]。2022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怀印在研究1600—1949年中国的大历史时，提出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互动框架[89]。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进提出地盘与财政—观念与心理结构，即在地盘和财政等超时空的结构性因素外，还要注意观察相关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观念、心理等因素对其言行的影响，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考量受制于民国政治特有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式，历史当事人行为背后的深层理念与逻辑[90]。

本书的研究对象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中央实行于地方的中层行政制度，既不能脱离宏观历史的大背景，又离不开具体的人与事，尤其是行政理念、行政技能与行政环境。对治国理政有什么样的追求决定着行政的大方向和基本原则。观念的是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其更新换代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会持续影响人对制度的设计与实施。行政技术与方法既是行政理念的体现，也是行政能力的表征。行政理念与行政技能不能同步发展是常态。有现代行政理念，却不掌握现代行政技能，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两层皮”，或者“纸上行政”“制度繁华”等过渡期现象。而行政理念和行政技能的发展都离不开稳定良好的行政环境与生态。民国是新旧观念激荡的时代，是各种新制度的“试验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生于斯长于斯，体现了传统向近代政制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等过程中现代国家治理的构建尝试，是历史的进步，但创制者、行制者及制度本身也不能逃脱大变局以来客观的时代局限。

本书的主要追求在于拓展、深化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研究，以历史学视角还原制度的原貌，呈现“活”的制度。罗敏老师曾呼吁：“为了理解中国在21世纪所经历的伟大转型及其在世界上的意义，我们历史学工作有必要在统合传统的革命及现代化表述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91]本书大致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治理体系构建为论述框架，力争体现制度的“活”性。邓小南老师说：“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方式。”[92]笔者无能实现前者，力争靠向后者。

本书采用叙事的方法。黄道炫老师曾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很难越俎代庖，一个研究承担不起总结经验教训的责任，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尽管，原初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复杂得也许会让人感觉混乱，但光怪陆离既然提供了世界，应该也就预备给了历史[93]。笔者附庸风雅，援引此话以遮智识匮乏之丑，想表达的是：本书勠力逼近历史本真，力争体现真正历史研究的学术活力，但也无奈地坦言，自己文笔太差，阅读起来难免枯燥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