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

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起源于“世纪末时代”的欧洲。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两个特定因素的影响：首先，工业革命造成的革命性变化使那个时代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充满了希望和恐惧，而由此产生的认识、解释和指导这些变化的渴望也正是地理政治学产生的催化剂；其次，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的海外探险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世界首次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为那种以整体认识为终极目标的地理政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6]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地理政治学大致上有两种内涵：广义的地理政治学乃是指任何致力于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间的互动联系及因果关系的研究，这种广义上的地理政治学不仅包括基于特定地域视角的专门著述，同时也包括主要从空间视角对国际权势结构进行的整体研究；狭义的地理政治学则是指基于历史上的海权与陆权的相对重要性及由此引申出的战略含义而阐发的一整套彼此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理论，这种狭义上的地理政治学通常被称为“经典地理政治学”，这也是战后国际政治研究话语中通常说的地理政治学。[7]

“世纪末时代”诞生的地理政治学几乎一开始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大思想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维达尔传统。[8]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德国地缘政治学由于被认为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及侵略扩张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除一些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外，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自二战结束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相类似，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法国维达尔传统，在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完全偃旗息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此后“批判地理政治学”的兴起与繁荣最终才使得法国维达尔传统至少是部分得到了复兴。[9]自二战结束以来，真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的，确切地说主要是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要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关切的经典地理政治学。而导致这种实质性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根本意义上说主要是来自经典地理政治学揭示的权力政治逻辑与20世纪后半期的美苏冷战及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大战略间存在的密切联系。[10]

自诞生之日起，无论就思想内涵还是具体内容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一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进程中，首先将地理政治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是两位作为政治学家而不是地理学家培养起来的学者，即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汉斯·摩根索。这两位早期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在此同时也奠定了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11]斯皮克曼和摩根索不仅将地理政治研究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重大改造。这种改造有两方面的内涵：首先，地理因素的作用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对外政策领域，即地理因素不再是一种对所有人类活动的解释；其次，地理因素仅仅被看成一种影响国家权力或政策行为的诸多变量之一，因而不再有统摄一切的地位。[12]但二战结束后，作为一种大战略分析框架的地理政治学却逐渐与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脱节，这种情况乃是由两个特定原因造成的：一是地理政治学普遍被认为与纳粹德国在战时的侵略扩张存在着密切联系；二是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转向。

在理论上，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与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英语中“Geopolitics”一词最初就是来源于德语中“Geopolitik”一词。地缘政治学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德国。这个流派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是一战结束后的德国“慕尼黑学派”的首要代表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3]与那种主要关注体系中反复出现的国家间关系模式的地理政治学不同，地缘政治学的首要特征在于明确将现代国家看作一种在有限地理空间中寻求生存的有机体，并且进而在此基础上强调所谓“种族构成”和“生存空间”对现代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意义。[14]地缘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真正体现的，是20世纪早期风靡一时的“达尔文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也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一直被看成为战时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提供了合法依据。[15]这种被人们普遍认定和普遍接受的密切联系，使战后国际关系领域中几乎所有研究者一直都非常刻意地在自己的研究与任何形式的地理政治理论或地理政治分析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除政治上原因外，地理政治学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也因为这两种理论的性质存在着根本差异，即“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间的差异。“经典路径”本质上是一种起源于史学、哲学和法学的构建理论的路径，这种路径首要特征是依赖判断力的实施和一系列必要前提，即如果拘泥于严格的验证或检验的标准，那么对国际关系就很难能够提出多少有意义的见解。而有关国际关系的任何普遍意义的命题必定是来自一种科学上不完善的感知或直觉的过程。与这种来源的不完善相对应，这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最多只能是尝试性和非结论性的。“科学路径”则恰恰强调任何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论命题“要么是基于逻辑或数学上的证据，要么是基于非常严格的经验性检验程序”，那些采用“科学路径”的研究者虽然对待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的态度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将自己看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开创者，且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理论最终将压倒和取代以往的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地缘政治学相比，二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转向”对造成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是更为关键的。[16]

“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是指对国际关系理论化的两种不同的路径。这种论争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构建路径之争，这种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哪一种路径能够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更好的提炼和概括。这种论争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认识论之争，虽然涉及认识论上的立场，但核心仍然是具体的理论构建路径。“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的分歧，涉及的乃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即究竟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理论及国际关系理论究竟应提供什么样的知识？[17]“科学路径”力图构建的乃是由一系列有内在逻辑联系且旨在解释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命题或假设构成的理论；“经典路径”力图构建的乃是一种思辨（哲学）性的旨在对现象的意义进行诠释或理解的理论。正是因为如此，按照实证科学标准建构起来的现实主义理论，其核心特征是刻意保持与现实间的距离，即理论旨在解释现实却不一定非得符合现实。由于地理政治学关注的核心要素不具备普适性的特点，当代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因此普遍将这些要素排斥在外，即这种理论完全排斥了地理政治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18]

二战后的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间的脱节并不是意味着地理政治研究的消亡。事实上，作为一种大战略分析框架的地理政治学在战后相关的战略性与政策性讨论中，一直保持着重大且持久的影响力，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相脱节的实质性影响之一就是使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越来越缺乏政策的相关性。为了弥补这种缺陷，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尤其是罗伯特·杰维斯、斯蒂芬·沃尔特和约翰·米尔斯海默）曾多次尝试在理论中引入地理变量（主要是空间距离）以提升理论的政策相关性。[19]然而，这些后天植入的变量在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只能作为干扰性变量存在，因此无法改变其内在的逻辑。从根本上说，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间的脱节造成的危害实际上是双重的：首先，地理政治变量或地理政治分析的缺失，造成了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日益抽象化，因此也越来越丧失对政策或战略的指导意义；其次，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同样也使原本作为一种大战略分析框架的地理政治学，由于长期以来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越来越具有蜕化为边缘性学科的风险。[20]

地理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脱节，根本上是由于两种理论的构建路径和根本性质有着本质区别。当代现实主义理论都是按照实证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是由有关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且旨在解释不同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构成的。地理政治学则是按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是由有关国际政治的一系列普遍命题构成的。[21]这种由构建路径和理论本质导致的差异，实际上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家，虽然也意识到了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的种种缺陷和地理政治因素的巨大解释力，却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地理政治学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恰恰是国际政治经典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由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普遍性命题组成的思想体系。[22]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对经典的地理政治学思想进行科学化改造，以使其与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相融合，而是在于从经典地理政治学思想中抽取出最关键性的命题，使其以明确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