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对传播媒介与文学存在方式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毋庸置疑，从文学传播的历史来看，媒介是文学发展的发动机，不同时代的文学传播既是对当时媒介形态的适应，同时又是这一时期媒介形态的集中体现和社会景观的外在反映。文学的发展演变证实了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它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在适应人类文化发展与传播需要的过程中，文学传播媒介的持续更新不断改变着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改变着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存在方式。同时，全球化与信息化、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勃兴，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并存，以及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介入等，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学生态中。在这一新的文学生态中，媒介融合所塑造的新的文学场域逐渐成型。一批又一批青春文学作家以异乎寻常的创作方式与竞争态势跻身当代文坛，并推出了众多被称为“第三出版物”的杂志书（MOOK）。出版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媒介形态广阔的发展空间，将杂志书与历史、人文、科普、文学、影像等内容迅速对接。杂志书成批量地涌现，形成了一种新的出版潮流，青春文学凭借这一载体完成了“加冕”，通过有异于前辈的文本写作、市场对作家作品的营销、作者与读者另类关系的构建等一系列标新立异的做法，对“浅阅读”时代日渐萧条的文学期刊市场形成了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与“震荡”。

这一时期，以饶雪漫、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70后”“80后”生人，凭借他们的才力和对市场敏锐的感知能力，写下了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在文坛崭露头角。年轻人初出茅庐，风头正健。精明的出版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无限商机，将他们推到前台或者招致麾下，聘为主编或主笔，出资创办青春文学杂志书。如，郭敬明的《最小说》、张悦然的《鲤》、饶雪漫的《漫女生》、韩寒的《独唱团》等。他们凭借耀眼的星光，庞大的读者群体，构建起了年轻人自己的新的文学生态。经过包装的青春文学杂志书如今已然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裹挟着青春锐气与时尚朝气的融合媒介，成功地吸引了同龄读者。同时，在青春文学杂志书的辐射和带动下，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在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10%，这一数据相当于所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所占份额。杂志书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被推向高潮。

这些面向青少年群体、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青春文学杂志书，销量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消费社会、现代传媒、资本神话、市场意志、网络科技这些外在因素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使青春文学表现出了一系列有异于之前文学的特点。第一，现代传媒对文学生态进行着全新的建构。媒介文化不仅冲击和改变了青春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而且也进入文学生成机制的内部，使创作主体身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文学传播的机制明显地走向市场化，而读者则越来越分众化。第二，商业化的文学生产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性质。青春文学积极融入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文学工场形成，作家观念转变，以杂志书为载体，青春文学写手们开始了兼容市场身份与文学身份的大胆试验，作家编辑以二合一的身份充当了文学传播的主体，文学评论也唯市场马首是瞻，作品世俗化倾向及商业消费的气息日渐浓郁。第三，消费社会的到来，娱乐的力量无处不在，青春文学回归文字游戏娱乐的最初功能，“娱乐至死”全面提升了受众的地位。第四，青春文学作家自信的反抗姿态、恣肆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为老气横秋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风，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中国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二分天下的格局；他们所创办的青春文学杂志书大获成功，为文学期刊在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走向繁荣开创了新的道路与平台。第五，青春作家瞄准青春、抒写青春，他们在青春及其体验的本真写作中，把凝聚其中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变化集中地反映出来，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文本和社会转型的世纪景观。第六，网络科技与传媒改变了读者的文学阅读习惯与消费行为，开创了第二媒介时代新的阅读时空。[1]“从文化角度来看，时间意味着神圣、道德和历史；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传媒法则毫不留情地穿透进读者的日常生活世界，构建出让人见所未见的新维度，精神文化领域潜在的多样性敞开了，文学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职责重负与规训职能中解脱出来，以自由为核心的游戏精神逐渐成为文学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游戏、放松、大众、宣泄等特性的凸显使文学具有了“人间气象”。阅读的快餐化、观看的影像化、思想的平面化、消费活动的粉丝化，对传统文学期刊呈现方式及运作程式都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媒体的评论，网民、读者的追捧，学界、业界的各种争论，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编辑和作家们就像一群闯入中国文坛的不速之客，搅动了文坛的“一池春水”。而传统文学期刊《收获》 《人民文学》 《当代》这些老牌的杂志，发行渐趋萎缩，只能维持几万的月销量。两相对比：一面是严肃文学曲高和寡，一面是青春文学活力四射；一面是纯文学期刊惨淡经营，一面是青春文学杂志书创造着日渐高企的发行数字。这不仅使一些体制内的作家在“主战场”风采不再、归于平寂，同时市场与资本的结合也催生出一批适应市场价值的创作群体。青春文学作家群体创办杂志书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与市场热销、读者追捧相对应的是，国内主流文坛对这股青春文学作家扎堆创办杂志书的浪潮仿佛熟视无睹，甚至是漠然置之。其间，也出现过时断时续的批评与争论，如一度成为社会热点的“韩白之争”。持批评立场的意见中，或认为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出现是消费文化的产物，他们的成名是媒体炒作的结果，他们的创作是一场青春期的文学实验，在“实验”风潮中的创作呈现出市场化、娱乐化、时尚化的倾向。“仅仅由于钱的缘故而不为其他任何缘故的写作和出版活动，在当下文学里占有压倒多数；与这一点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在动机里排除了牟利因素的文学写作已经成了极其偶然和特殊的事情。”[2]青春文学杂志书遍地繁华的背后是泥沙俱下的污浊与浮躁，青春作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不管是前辈对“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的不屑，还是“使中国小说几十年如一日地平庸出现了转机”的热捧，青春文学杂志书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且以它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成为学术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然而，看似风光无限的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状况并不乐观。由于新兴的青春文学杂志书介于图书与期刊之间的尴尬身份，触及了图书期刊管理和市场容纳的敏感神经；青春文学杂志书所书写的校园生活、少年情怀似乎还是一种情胜于理的简单倾诉；而编辑风格的时尚化、娱乐化、影像化以及营销活动的市场化则使纯文学期刊最终将它拒之门外。以上诸多因素大大影响了学界对于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关注。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几年，对青春文学杂志书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以青春文学杂志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时有出现，相关论述也渐趋丰富。当然，目前所见的这些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视野的狭窄、理性研究的匮乏以及相当程度的门户偏见，大多囿于青春文学杂志书的文本内容分析，对青春文学杂志书编辑生产、作品传播、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还寥寥无几。

我们作为这场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着的文学现象的亲历者，对这种全新的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如何进行学理性的阐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文化消费的大众化、消费活动的符号化、网络传播的迅即化，它们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主体、生产过程、流通渠道以及读者接受？怎样在世俗意义上理解青春作家的成功，怎样在专业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作品？是充满困惑的叹息，还是满怀信心的期待？

如果依照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仅仅进行文本分析是难以解释与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的种种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的，更无法认清这些事件、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文学变革的契机。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青春文学杂志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则可能揭示青春文学杂志书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

鲁枢元先生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着一个有机的、生长的、开放的系统。而能够从整体上、从其内在联系上对这一系统作出阐释的，恰恰是被遗漏的‘生态文艺学’。”[3]生态文艺学侧重考察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状态与联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对抗，及相互间的制衡长期存在。而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这种冲突与对抗以及彼此间的此消彼长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文学空间结构犹如一个生态场域，文学内部诸元素之间、文学与社会外部文化环境之间彼此制约、相互共生。因此，与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的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文学生态的发展变化问题。生态文艺学理论为我们研究青春文学杂志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在本文中，为了研究的方便，根据艾布拉姆斯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四要素构成的观点，我们稍作变通与增加，将世界，具体到当代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也就是国家政策的规制、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的变迁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等文学的外围世界，并且将它们看作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外部生态。而将作家/编辑、传播媒介、文学文本、读者等直接参与到青春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其他要素看作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内部生态。所谓外部生态与内部生态只是相对而言，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分，只是一种研究的角度。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在这里，马克思把艺术视为精神生产的一种形式，并在以后的论著中多次谈到从物质商品生产、消费的角度去看待艺术生产中艺术家、艺术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本雅明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他认为艺术生产是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艺术家是产品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艺术作品，读者或观众是产品的消费者。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当前的青春文学生产、文学消费、作家、编辑、读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强调了传播形式的重要性，它提醒研究者在关注传播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麦克卢汉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5]学者王晓明也指出，文本虽然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部分。在它的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比如出版机构、发行渠道、作家社团、读者反应等，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了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这些理论与观点落实到青春文学期刊研究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仅要重视研究这些刊物发表了哪些作品，传播内容对读者产生了哪些影响，还要重视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流通的影响与改变，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品的物质载体及其装帧设计、编辑理念、风格、营销策略等传播手段。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了青春文学杂志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四种杂志书——郭敬明的《最小说》、张悦然的《鲤》、饶雪漫的《漫女生》、韩寒的《独唱团》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新的文学生态为研究背景，运用文学、传播学、社会学、期刊编辑学等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把青春文学杂志书置于当代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生态环境中，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青春文学杂志书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第二，在文学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作者、编辑、读者、媒介在青春文学杂志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与变异；第三，青春文学杂志书文本和传统文学文本之间的区别，特别是青春文学杂志书有异于传统文学文本的叙事策略；第四，对青春文学杂志书的发展困境作出分析并就可能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本研究不以青春文学杂志书相关作品的文本分析作为研究重点，而是选取青春文学杂志书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来探讨其生产、传播、消费、流通这一文学生态链条的构建、延伸与异化，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对策。

由于青春文学杂志书是一种处在行进当中的出版物，其“是非功过”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历史的回眸也许会做出更公正的评判。在这一旋涡中，笔者不揣谫陋，大胆尝试，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就教于方家，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