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3—14世纪非汉语纪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如前所述，蒙古人的征略活动给13—14世纪东、西各国人们和文明带去巨大的灾难，却也致使以往建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各类政治实体被扫荡殆尽，东、西陆上交通为之大开，最大限度地推动了东、西方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不仅如此，海上交通与前代相比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蒙古帝国时期，中国通过南洋地区、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的海路已完全畅通[9]。“一向不曾处在统一控制之下的东西交通，到这时畅通无阻。陆路北穿南俄，南贯伊朗，海道则以波斯湾上的忽鲁谟斯为枢纽。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10]。海陆丝绸之路的背景下，非汉语纪行创作文献也大量出现，它们的创作高潮正及时地反映出世界各地与中国的密切关联。
一、波斯—阿拉伯文献。蒙古人的西征造成了大量中亚、西亚人的东迁，在13—14世纪，西域东迁入华人口的频繁程度和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元代东迁西域人的来源广阔，民族构成复杂，包括葱岭以西的回回、哈剌鲁、阿儿浑、钦察、阿速、康里、斡罗思、术忽、也里可温等族类[11]，对于其时的中国而言，从岭北到云南，从新疆到江浙，西域人“几乎无处、无地不在”[12]。在蒙元帝国的势力和中国的影响之下，波斯语大大地扩展了其在东方的影响，成为其时蒙古官方通行的重要语言。
13—14世纪蒙元王朝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驿路，是蒙古西征时固定下来，并设立站赤以维护管理的重要丝绸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总汇于西辽故都虎思窝鲁朵（苏联托克马克东）和可失哈耳（喀什市）。蒙古人三次西征之后，自西辽故都城和可失哈耳西行，可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察赤（塔思干）、塔剌思（江布尔）、巴里黑（阿富汗瓦齐拉巴德）；自西辽故都城和可失哈耳西行，可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察赤（塔什干）、塔剌思（江布尔）以及巴里黑（阿富汗瓦齐拉巴德）等地。另外，9—11世纪期间，是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大为繁荣的时期，纪行创作作为舆地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曾经盛行一时，而且伊斯兰教《古兰经》教旨本来就倡导通过旅行和游历来观察和认识世界，这对于13—14世纪驿路畅通背景下的中亚、西亚纪行写作的繁荣非常有影响。关于13—14世纪的丝路纪行文献的整理，我们主要根据《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以及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两部书进行统计。
1914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于巴黎欧内斯特·勒鲁（Ernest Leroux）公司出版了两卷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由耿昇、穆根来翻译的该著的中译本。此书共集波斯—阿拉伯文献57种，其中关于13—14世纪的纪行文献有12人的14部作品。
这些纪行作品有：
1.[孟加拉]阿布·奥玛尔·明哈吉·丁《纳希尔贵人》
2.[小亚美尼亚]海屯《海屯行纪》
3.[波斯]赛甫《也里州志》
4.[埃及]扎卡里雅·卡兹维尼《卡兹维尼的宇宙志》
5.[埃及]扎卡里雅·卡兹维尼《各国建筑与人情志》
6.[埃及]扎卡里雅·卡兹维尼《世纪奇异物与珍品志》
7.[波斯]沙姆苏丁·艾比·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艾比·塔里卜·安索里·苏菲·迪马什基《世代精粹：陆海奇观》
8.[埃及]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
9.[埃及]阿布尔菲达·伊斯玛仪·本·阿里《地理书》
10.[阿拉伯]阿布尔·艾哈迈德·努伟理《阿拉伯文苑》
11.[波斯]哈姆杜拉赫·穆斯多菲《内心的喜悦》
12.[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
13.[叙利亚]宰恩·丁·阿布·哈夫斯·奥玛尔·伊本·瓦尔迪《奇迹书》
14.[突尼斯]伊本·哈勒敦《绪论》
另外，还有[波斯]拉施特丁《史集》、[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史》、[波斯]哈沙尼《完者都算端史》、[波斯]瓦撒夫《瓦撒夫史》等史书也有不少纪行内容，约计18部著作。
以意大利、英语等语种为表述语言的纪行创作。东、西方丝绸之路的拓通使得西方传教士沿着蒙古大军留下的道路进入中国，留下了丰富的“东游”纪行作品。
以其时反映了最全面的东西经行路线、且最具影响力的马可·波罗的行程来看：马可·波罗在1271年由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渡越地中海、黑海、中东的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由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上岸，再穿越伊朗大沙漠，走阿富汗，经帕米尔高原，由当时的西域，经敦煌、玉门关，走过河西走廊，终于在1275年到达上都；1292年，在中国停留17年后的马可·波罗由泉州启航，由爪哇国经苏门答腊，再经马六甲海峡，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终于在1295年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来往中国的路线，跨越海洋、穿行沙漠，基本需要穿越其时连接欧亚大陆的海、陆丝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总体而言，由于其时留下纪行创作的作者主要是意大利传教士和商人，又往往以英文本流布，所以可以将这些创作含糊地称作以意、英语种为主的纪行创作。
这些纪行作品有：
1.[意大利]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行纪》
2.[波兰]本尼·迪克特《波兰人教友本尼迪克特的叙述》
3.[法]威廉·鲁布鲁克《鲁布鲁克东行纪》
4.[西班牙]阿布·哈桑·阿里·伊本·塞义德《马格里布》
5.[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
6.[意大利]鄂多立克《东游录》
7.[意大利]裴哥罗梯《通商指南》
8.[英]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游记》等约计10部著作
13—14世纪蒙古治下的欧亚世界，道路的畅通为人员频繁往来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那些现今存文或者存目的载记则又血肉俱丰且细碎多元地印证着13—14世纪世界互联互通的情形。也正是借助这些载记，外邦人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传播至世界，而中土作者笔底的“异域景象”也进入中国表达之中，这些人群以及他们的纪行作品不期而然地改变着元朝的创作人群和创作格局。另外，通过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参与到17世纪以来世界学术和中国学术相互关联的研究中，而且与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创想实现内在精神的接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文化意义。
[1] 袁冀：《元代两京间驿道考释》，《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21页。
[2] 姜剑云、张敬钰：《元代高丽“燕行录”研究平议》，《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3] 颜培建：《蒙元与高丽人员交往探讨——以高丽使臣身份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第30、34页。
[4] （元）吴莱：《论倭》，《全元文》卷一三六八，第44册，第96页。
[5] 木宫泰彦认为：“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
[6] 14世纪50年代后，由于浙江周边海域比较危险，所以，中日贸易采用的路线暂时从福建出发，经中国台湾，日本冲绳、南九州，到熊本的高濑，但主要还是博多—庆元路线。参考访谈记录《榎本涉：元代曾是中日贸易的顶峰》，澎湃新闻，2016年3月11日。
[7] 此段叙述参考孙国珍《元代中日文化交流及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孟阳《论五山诗僧中岩圆月——以汉诗为中心》[（长春）《现代交际》2012年6月刊，第86页]、孙东临《日本来华五山僧侣与日本中世纪汉文学的繁荣》[（北京）《日本问题》1987年第6期]、唐千友《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合肥）《学术界》2011年第7期]、李寅生《日本汉诗引证中国历史典故得失刍议》（2010年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讨会”）、许语《赴日元僧清拙正澄在日活动研究》（浙江工商大学2017级日本语音文学硕士论文）等。
[8]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第6册，第1457页。
[9] 李巧茹：《13—14世纪西亚蒙古人与元朝的文化交流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0]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11]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2页。
[12]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