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
丝绸之路的开辟，虽归功于汉，却又因匈奴而起。公元前3世纪，匈奴族兴起，在冒顿单于担任部落首领之时，建立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匈奴帝国一度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汉朝同西方的交往也受到了它的阻碍。公元48年，匈奴一分为二，分裂成南北二部，汉朝收服了南匈奴。公元91年，汉朝大将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迫使北匈奴单于率众西迁至乌孙，后又迁到康居、阿兰聊。北匈奴入主阿兰聊，入侵欧洲的序幕拉开，在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上，北匈奴开始扮演着主要角色。
历史上，匈奴人并不只是单纯的丝路“终结者”，在与汉朝的争夺中，或者当其遭遇内困和外来势力打击，逐渐衰退时，则要进行西迁，以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这恰恰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草原丝绸之路在中亚河中地区与传统丝路的西段对接，大致形成四条线路：（1）阿尔泰山道——从鄂尔浑河、色楞格河上游穿过阿尔泰山，然后，沿乌伦古河至河中地区；（2）天山道——从内蒙古阴山地区沿河套西行，经天山而达河中；（3）漠北道——从贝加尔湖以南向西沿叶尼塞河，然后，绕阿尔泰山以北到达河中；（4）居延道——从居延北行至鄂尔浑河、土拉河、色楞格河上游各民族地区。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丝绸之路因草原丝路的开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变得更加多彩！
蒙古人建立蒙元大帝国以后，唐宋时期的开放政策被其统治者继续推行，并且鼓励对外交往，因王朝更替的战乱阻断之后，丝绸之路再一次焕发生机，重现了兴旺景象，同时也为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最为鼎盛。蒙元帝国横跨欧亚两大陆，为了加强交往、维护统治，蒙元帝国在帝国境内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元朝建立后，设置了以上都、大都为中心的三条主要驿路——纳怜、木怜、帖里干，形成了西经中亚达欧洲、北从漠北至西伯利亚、南通中原、东抵东北的发达交通网络。
这一时期，经由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的中亚、波斯、阿拉伯商人、商队络绎不绝。例如最早在中统年间，就有发郎国的使者在开平觐见过忽必烈。至元年间，元惠宗派遣拂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15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西方人了解元代宫廷生活、礼仪以及蒙古族生活习俗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城市遗址中，陆续出土了大量实物，反映出当时商品交换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繁盛。如“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钞票实物；中原地区七大名窑的精品瓷器也在窑藏里汇聚，同时还出土了四万余枚铜钱；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是中国、西亚文化往来的最好物证。总之，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推动了草原文明的崛起，进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3]
而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全长6440公里，以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为起点，经西亚国家例如叙利亚、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经过地中海，最后到达罗马。丝绸，是这条丝绸之路最有代表性的货物，古代东西方文明在亚欧大陆连接。数千年来，商人、游牧民族或部落、外交家、士兵、教徒以及学术考察者们，都沿着丝绸之路或东或西穿行。
随着岁月的沉淀，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通道，已然可以用“丝绸之路”来彰显。“西北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开通的西域的官方通道；其先向北境，取道蒙古高原，再往西行，穿越天山北麓，与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相会；而“西南丝绸之路”，则是从长安出发，经由成都，翻越崎岖山道，最后到达印度；“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出发，穿过南洋，进入阿拉伯海，最远还到达了非洲东海岸。这些丝路都是“丝绸之路”这一统称的分支，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
一 西汉
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出现甚早，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西汉通西域之后，丝绸正式西传，西汉张骞“凿空”之旅，则是丝绸之路真正形成的标志。在当时，无论是丝绸的传播源，还是传播的目的地，抑或是传播的路线，都非常地清楚，也都有史料可查证，并且传播的数量也相当之大，东西双方都是有计划、甚至是具有高度组织性地进行丝绸贸易，所以，史学家们认为，丝绸之路真正开辟，源于西汉武帝时期。
在西汉时期，西域是指玉门关以及阳关以西的区域，也就是今天新疆及更远的广袤区域。西域当时一共有三十六个国家，都在乌孙之南，匈奴之西，后来分裂成五十多个。西汉初期，由于匈奴的阻隔，东西方联通交往的通道不再畅通。直到汉武帝即位，汉武帝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统领，中原地区在这时也才开始与西域有所联系。
汉武帝时期，大月氏遭到匈奴人的侵犯而被迫西迁，汉武帝听闻大月氏对匈奴有报复之意，就想派出使者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这时身为郎官的陕西汉中人张骞，毛遂自荐主动请缨，做了西域的使者。张骞引领100余人于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然而路上并不顺利，路过匈奴时被俘，被扣留10年后终于找到机会逃脱，又向西走了几日才到达了大宛。但这个时候的大月氏已经不想跟匈奴人作对了，他们计划继续西迁，张骞没有办法便在西域继续生活了一年，考察这里的民风民俗，而后计划返回大汉，路上还是没那么顺利，又被匈奴人抓住，这次运气好一点，被关一年后，匈奴单于死亡，匈奴国大乱，张骞趁机逃脱。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又回到了大汉，这次出访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是也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张骞受到嘉奖，被封为太中大夫，司马迁将张骞此行为称为“凿空”。
张骞回国后，汉武帝又派出使者希望找到一条不经过匈奴到达西域各国的通道，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在与匈奴人的作战中连番告捷，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封狼居胥，为大汉夺得了河西走廊等大片土地，从此大汉到西域的道路终于被打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旨出使，希望招引那些被匈奴人逼迫西迁的西域国家回到故地，并且加强大汉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带队找到西域各国，一番游说下他们并未决定迁回，但也愿意随张骞回大汉考察一番。他们来到大汉后，看到大汉百姓富足，国力强盛，从此与大汉来往密切了起来，从此丝绸之路上商队络绎不绝，张骞也因功被封为“博望侯”。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又逐渐渗透到西域小国，在匈奴人背后策划和支持下，楼兰和车师经常劫掠大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大汉终于被激怒了。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兵分两路派遣王恢出兵楼兰，赵破奴出兵车师，攻占了这两个国家。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又跟同样受到匈奴人骚扰的乌孙和亲，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同时命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受到匈奴控制的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攻破大宛，获得了大宛优秀的马种——汗血宝马；从此听命于匈奴的国家都被荡平，大汉恩威并举，西域各国唯大汉马首是瞻。通往西域的道路也再无宵小制造骚乱，丝绸之路从此畅通。
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国的管理，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和轮台（今轮台县东南）设立了使者校尉，专门负责西域的屯田事务。从此大汉在西域有了兵将和根据地，经略西域的能力更强了，西域各国再也不敢心猿意马，与大汉的关系更加稳固了。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百余年的汉匈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自此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再无其他霸主，大汉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紧接着大汉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府，负责管辖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并在此设置官员，派遣将士驻守，自此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进入顶峰。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经过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当时大月氏的使臣伊存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大汉，在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史称“伊存授经”，从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壮大。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之路，还是政治文化交流之路，正因如此，在1998年中国宗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学会，才得以以多种形式，举办“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
天凤三年（16年），王莽篡汉，西域诸国不再臣服于新莽政权，丝绸之路故而中断。
二 东汉
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将军窦固率领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北伐匈奴。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率领36个士兵到了鄯善并将其收服。紧接着为了使于阗归附中央政府，他们又去将于阗劝服。在这之后，曾经隔绝了58年的丝绸之路，被班超等人又重新连通，他还积极帮助西域各个国家，使他们摆脱匈奴的控制。也因此，班超被东汉封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驻守的30年间，不遗余力，为西域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加强作出了巨大贡献。
永元三年（91年），东汉北境的温宿、姑墨、龟兹都来归顺，班超在龟兹它乾城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他在此亲自镇守，同时为了与其北道相互掩护，他又让西域长史徐干驻守疏勒。
永元六年（94年），由于焉耆等国统治者对抗中央，班超集结了7万余鄯善和龟兹等八国的兵马，共同讨伐他们，这之后，西域的五十余国悉数归属于当时的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副使甘英受班超遣派，到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出使，甘英一行本来已经到达了条支海（今波斯湾），临近大海已经准备渡水，但是受到安息国海商的拦截，虽然此行最终没有能实现其计划，但是这是第一次突破了安息国的防线，本来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再次被打通，将丝绸之路由亚洲延伸至欧洲。
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是罗马帝国的属下，该地区派遣使者，到达东汉的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带来的珍贵贡品，并受到了汉和帝的隆重款待，得到紫绶金印的赏赐。
延熹九年（166年），又有使者受到古罗马大秦王安敦的派遣，来到东汉的首都，并朝见了汉桓帝。
三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呈现新局面，出现三条丝路并头发展。三条丝路即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以及西北丝绸之路，其中西北丝绸之路又叫沙漠丝绸之路或绿洲丝绸之路。这个时期丝路的发展，又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具有明显的由汉代到隋唐的阶段过渡性；南北两朝不同政权都与西域往来频繁；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太安元年（455年），北魏王朝文成帝实现了中国北方统一。波斯王国与北魏王朝实现了直接的交往，这是在此前的丝路交往中断了较长年代之后，再一次的直接联系。自此时起，直到正光三年（522年）之间，根据《魏书·本纪》记载，北魏王朝共接待了十个波斯使团。史料显示，前五次的使团来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他们当时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493年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五次的使团就是到达的洛阳。
神龟元年（518年），洛阳的宋云和比丘惠生，从都城出发，一路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行进，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取经拜佛而前往西域。正光三年（522年），宋云、惠生等将本次出使带回的170部大乘经典，从天竺国运回了洛阳。这些经典著作，大大充实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丝绸之路上也行走着波斯国的使者，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到访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和五年（533年）八月，波斯国分别派遣使者到南朝，他们这两次分别向南朝最高统治者进献了佛牙和珍贵方物。时隔不久，再次进献方物。波斯国派遣的到达南朝的使者，就是从西域出发，经由吐谷浑境，然后南下前往益州（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
在上述这一时期，中西之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有着长期的交流。在政治层面，东西方的交流与联系日益密切；在经济层面，东西方之间经济贸易不断深化、生产工艺不断切磋；在文化层面，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礼乐文化更加丰富多样。
四 隋代
隋王朝开皇九年（589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正式终结，突厥一族异军突起，西域至里海间的广袤地域全被他们侵占，吐谷浑（今青海境内）也趁机侵扰河西走廊区域，中国和西域以及广大西方的官方、民间交往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隋王朝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却仍越来越密切，西域的很多商人到张掖进行贸易交往，隋炀帝曾经专门派裴矩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裴矩用厚礼吸引西域商人们来到内地，使隋朝与西域的交流得以一直延续。《隋书·西域传》序曾有记载：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宾（今塔什干附近），得玛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经，史国得歌舞教练、狮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五 唐代
唐朝，继隋朝之后建立。在前朝的基础之上，强大的唐朝将丝绸之路上的交往发展变得更加繁荣，成为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王朝第二代皇帝，功勋卓著，他先后战胜了东突厥吐谷浑，又进一步统一了大漠南北。唐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灭掉了西突厥，并且设安西、北庭两地的都护府。彼时的大唐帝国，疆域面积十分辽阔，朝鲜海滨是它的东部起点，昌水（阿姆河，又说底格里斯河）是它的西边境线，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强盛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文化建树，都居于世界前列。东西双方充分发挥大食帝国的纽带作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通过丝绸之路，友好而全面地进行互动交往。
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为了丝绸之路商贸往来更加便利，他们在丝绸之路的东段部分，修建了很多道路，将其作为丝绸之路的支线，这些道路也被人称作“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表示人们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敬仰。为了与中国相通，东罗马帝国、大食国也接连派使节到长安，以至于玉门、敦煌以及阳关这些地方，盛极一时，被称作“陆地上的海市”。东部的海道上，中国人也可以通过乘坐船舶到达骠国（今缅甸）、河陵（今爪哇岛）、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经由天竺（今印度）最终到达大食国，与欧洲各国进行贸易等联系。当时的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泉州、广州等地，悉数发展为当时最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有史可考的是，当时的广州，就已经有了众多趸船性的船坞，例如波斯舶、南海舶、西域舶、昆仑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等。西方各国为了来到大唐，在陆上路段，纷纷取道西域和中亚，丝路沿途，驼马商旅络绎不绝；海上路段，则主要是由大食国首都巴格达出发，经过波斯湾，在这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船只出发离港，远涉重洋去往东方。
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唐代丝绸之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思想文化的交流，也离不开当时宗教思想的积极传播。
西汉汉哀帝时期，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状态。唐太宗时，高僧玄奘为了求取佛法真谛，经由中亚，沿着丝绸之路去往印度，取得真经、颂传佛法，前后耗费十六载，终于写成《大唐西域记》，这本书是当时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中亚各国，尤其是印度的风土人情、社会以及政治情况的书籍，这部专著至今，对于印度学者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玄奘自印度取回了657部佛教经典，唐高宗专门在长安（今西安）兴建了大雁塔，使其藏经、译经。在这之后，高僧义净也前往了印度，只是他这次走的是海道，同样经历了十六载，最终取回了400部佛经。义净著就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及《南海寄归内法传》，为当时的中国民众详细介绍了当时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及文化状况。
唐代初期，景教（东正教）也在丝路交往中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今保存在西安碑林之中，它是这一史实的实物见证。摩尼教（亦称祆教、拜火教），在唐中期从波斯传入，在中国“本土化”之后称为“明教”，获得不少受众信奉。唐宋后期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其领袖就是利用“明教”的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来号召贫苦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造纸术，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也于盛唐时期，传到了大食帝国，之后，又经大食帝国，传入了欧洲其他国家。
唐朝时期，武学、舞蹈、医术、一些著名的动植物等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入及移植，它们都让人们开阔了视野。汉代曾将西方输入的东西，在名称前冠上一个“胡”字，如胡瓜、胡萝卜、胡琴等；唐代时，则是习惯在它们名称前冠上一个“海”字，如海珠（波斯湾珍珠）、海石榴、海棠等。《唐会典》中曾有记载，历史上唐王朝与多达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往来，而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每年经由丝绸之路到达此地的各个国家的人数以万计，而这其中更是有定居中国的，只广州一个城市就以千计数。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锐减，逐渐开始衰落，此时西藏吐蕃便越过了昆仑山脉，继续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由于中国北方地区战乱不断，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们只求自保，无暇顾及商贸而远行，因此此时的丝绸之路逐步跌向低谷。
六 宋元时期
跟唐代相比，北宋时期的实际疆域面积，已经缩减了太多。由于政府军备力量薄弱，已无力再控制河西走廊地区，而到了南宋时期，西北地区就更是难以涉足，丝绸之路的衰落早已有迹可循，此时海上丝路顺应时代需要而崛起，大有赶超陆上丝绸之路的势头。
到了蒙元时期，骁勇善战的蒙古国，为了扩张领土面积，先后进行了三次向西向南的出征，于是，其疆域大大扩张，再加上朝廷设立驿路、恢复欧亚交通网络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欧亚大陆广大的地域，再度因为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的积极开展，而焕发了新的生机。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丝绸之路商道上，进行商道贩运贸易的人众多，除了中国商人，还有中亚、西亚及欧洲地区的商人等。欧洲和中亚、西亚的商人主要是运输大量的珠宝、香料、竹布、奇禽异兽、药物等商品来中国进行贸易，或者在来中国途中沿途出售，将贸易获得的收入用于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药材等商品。元代时期，有众多的外国商人和商队，这个有外国史料可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有记载：经常有“无数商人”汇集在元大都的外城、“大量商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书中提到的不同人种，无疑就是众多的外国商人。《通商指南》也有记录，“……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
蒙元时期，丝路畅通，欧亚大陆各种层次的经济交流日趋密切，大量的贸易中心相应形成并得以发展。它们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枢纽，带有强烈的地区性与民族性，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元大都作为东方国际贸易中心，这一地位的确立无可争议，元代时期的中外史籍几乎都记述了这一点。《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有整整一个章节的内容，都是在详尽描写元大都国际贸易的繁盛场景：“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时期，可失哈耳（又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是中国境内的一个丝路重镇，在这里，中国的商人将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位于河西走廊上的肃州，“山上出产的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来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另外还有别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时期，往来于丝绸之路之上的，大多是以宗教以及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商人不再是这条道路上的主力。这种利用丝绸之路进行互通往来的目的明显变化，这也是丝绸之路的衰落的一个侧面体现。
七 明清时期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再加上当时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海上船只往来运输，日益替代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新的交通方式，由此，昔日繁盛的丝绸之路贸易，开始正式走向衰落。
[1] （唐）岑参：《碛中作》。
[2] 高亚芳、王力：《一张图表看懂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16年版。
[3] 高亚芳、王力：《一张图表看懂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