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共同缔造”最早用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共同缔造”的内涵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强调个体或者部分之上的整体，由所有个体或部分围绕共同的目标共同参与创立、创造的行动工作，进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共同体。作为基层治理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共同缔造”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演化与探索创新。

“共同缔造”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始于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思想探索。吴良镛先生在《广义建筑学》中基于美好建筑环境与美好的社会理想的关系，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做了重要解释：“美好建筑环境是与美好的社会理想共同缔造的，它是社会理想和社会建设的结合点”“人居环境建设不仅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过程，也是建立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过程，人创造人居环境，人居环境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他强调从人的角度来分析人对人居环境的创造以及在此过程中人本身的变化。

“共同缔造”作为一种施政理念和政策行为，发源于广东省云浮市社会建设的创新实践。自2008年开始，广东省云浮市开展“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活动，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方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发达地区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建设相比，云浮在经济发展中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共同缔造”的理念和方法，组织发动群众，凝聚群众力量，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成果共享，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建设中领先一步，尤其是城乡基层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和宝贵经验，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试验区，不少经验做法在广东乃至全国推广，成为当时广东农村社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典范与样本。

“共同缔造”发展于福建省厦门市社会治理的跨越提升。2013年之后，“共同缔造”理念和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其重心逐渐从社会建设转向社会治理，通过“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活动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当时厦门市面临城市治理的巨大压力，与之相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习惯于“大包大揽”，出现“中等收入社会难题”，即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事件增长、社会治理困难。为此，厦门市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治理水平方面做出积极探索，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凝聚社会共识，彰显共同体精神；强化社会行动，推动共同性缔造；完善社会组织，推动协调治理；扩大社会参与，让自治运转起来；发展社会事业，实现精细化治理等。为了扭转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办”和“独唱”的局面，厦门市在云浮“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基础上加入“共评”，通过“以下评上”方式，让居民对社会治理效果进行共评，是当时地方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先声。

“共同缔造”拓展于辽宁省沈阳市与住建部的人居环境建设。2016年开启的“幸福沈阳·共同缔造”是在城市社区中开展社区参与式规划与美好环境建设实践，“共同缔造”进入人居环境与社会治理中。之后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推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行动，并形成了“共同缔造工作法”，积极倡导人居环境建设、社区改造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和行动，并具体运用到城市边缘社区、城市社区微改造、乡村振兴、宜居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等场域。

“共同缔造”定型于湖北省深化共同缔造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自2022年，历经十年理论与实践积淀的“共同缔造”形成体系化的理念和方法，写入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以建立和完善全覆盖的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为目标，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发动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在“共同缔造”活动中，湖北省重点聚焦于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运用共同缔造理念和方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如果说“共同缔造”理念发源于云浮，方法成熟于厦门，方法拓展于沈阳与住建部，那么，体系则定型于湖北。

至此，从作为术语的“共同缔造”，到理念、方法与行动的“共同缔造”，再到体系化的“共同缔造”，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逐渐丰富完善。从人居环境建设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从社会建设到社会治理，再到城乡基层治理，“共同缔造”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与方法的体系。

共同缔造作为理念与方法进入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带来的是一种创新性的变革。共同缔造的核心要义是共同。它的时代背景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的政府管理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共同缔造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与群众共同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基层治理过程。在传统农业社会，我国的基层主要以社会自我治理为主。新中国建立后，基层治理主要以单一的政府管理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整体进入现代化建设轨道之中，并要求基层治理现代化。共同缔造是一种具有现代取向的理念，强调政府、社会与群众相结合的共建共治共享。它重视政府在基层治理的主导地位，但强调政府治理更多的是为全体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要有更多的群众参与。为此，它重视传统社会中社会自治的价值，重视计划经济时代群众参与管理的经验，更重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将分散的个体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参与公共事务。这使得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式属性。更重要的是，以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它将人民视为治理的主体，强调人民群众对治理的参与和对成果的享有。共同缔造是一种具有现代实践价值的方法。没有理念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行动的理念是空洞的。现代性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获得的过程。共同缔造强调以实事小事为切入点，有助于将先进的理念落到实处，通过实践活动一步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通过共同缔造建构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共同缔造是对传统的基层治理格局的重要变革，这一过程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毕竟中国数千年来，国家对基层更多的是管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国家对基层更多的是管理。人们对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单一的管理，十分熟悉，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治理还很陌生。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矛盾相对活跃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基层治理必须充分考虑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以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因而更为艰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学者便将基层治理作为主要领域，将田野调查作为主要方法，将治理实践作为主要动力。当共同缔造作为一种地方施政理念和政策行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我们便参与其中，并一直追寻实践的足迹，将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切入点，以此牵引我们的研究。首先是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提出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如与传统的单一的政府管理不同，共同缔造要求共建共治共享，必须找到政府治理与群众参与的结合点，基层治理单元问题因此提了出来。其次是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提升。过往人们研究基层更多的是由外向内看，是一种外部性研究。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中提出诸多要解答的问题，仅仅是外部性研究已不够。它要求我们深入事物内部，发现其内在机理。如基层治理单元如何设置问题，需要进入基层治理体系内部去寻找答案。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种路径，特别强调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再次是基层治理创新推动理论的提升。政治学主要以国家整体为对象，强调理论建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为政治学回答国家整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如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这一结构形式有助于集中力量，但会伴随压抑地方和基层活力的问题。我们从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中发现，地方和基层积极解决问题并引起治理创新的实践成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补充和活力所在。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所在。以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推动着我们的研究。“以共同缔造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书系”便是我们团队研究的系列成果。

相信本书系的出版不仅能够为持续十五年之久的共同缔造与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历史解释、理论总结和经验解读，而且能够为当下正在推进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样本！

徐勇 陈军亚

202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