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岩画艺术的古物研究者对地形图的识别
欧洲岩画艺术的研究在文献中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其现代的发现主要来自19世纪中期[54]。在中东和北非的，时间甚至更晚；例如，在撒哈拉的很多最为重要的发现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55]。更重要的差异在于其发现的性质。在欧洲，19世纪的古物研究者开始构建有关新发现的史前艺术的发生、形成和解释的大量文献，但是在中东或北非没有此类古物研究者或本土的文献。在这些地区，岩画艺术的发现，与古代聚落和史前遗址的发现，都主要是由外来人士进行的，即欧洲人。这意味着从一开始，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报告和评论都出自来访的学者或专业旅行家之手[56]。
19世纪欧洲最新流行的“科学”的氛围，起到了引导注意力集中在环境的众多方面的作用。不仅自然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有医学家、牧师和古典主义者开始注意并讨论他们在某些岩石表面注意到的人工标记的含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标记有着地图学的含义。例如，皇家爱尔兰学院（Royal Irish Academy）的校长查尔斯·格雷夫斯教长（Very Reverend Charles Graves）于1851年，对在斯泰格堡（Staigue Fort）以及凯里（Kerry，爱尔兰）的其他地方发现的装饰有杯形和环形标记的岩石进行了研究，1852年威廉·格林韦尔牧师（Reverend William Greenwell）对此也进行了分析。受到他认为他注意到的岩石上标记的分布与地面上的堡垒之间的相关性的鼓舞，格雷夫斯直到1860年才公布他的发现，并保持了他最初的推测，即这些雕刻是原始地图，呈现了邻近堡垒的分布[57]。格林韦尔提出，如在罗汀·林恩（Rowtin Lynn，Routing Linn，旧贝威克[Old Bewick]，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附近新发现的岩石上的杯环标记是城堡自身的平面图，显示了它们多重的壁垒，内部散布的小屋，以及有着通道的单一入口（图4.5）[58]。然而，1853年7月在贝里克郡自然主义者俱乐部（Berwickshire Berwickshire Naturalists' Club）的主席致辞中，乔治·泰特（George Tate）不同意这种对杯环标记的解释，指出“它们广泛的分布，并且尽管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有着家族的相似性，证明其有着一个共同的起源，并表明了一种象征性的含义”[59]。然而，对当地雕刻和地方的地理特征之间进行匹配的诱惑已经被证明是难以抵抗的。即使今天，在不列颠和欧洲仍然存在着一种流行解释的层次，其特点是富有想象力，但具有过分的幻想色彩，并且完全缺乏对涉及的更广泛的学术问题的参考。
在欧洲大陆上，情况非常相似。在德国，在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令人敬畏的柏林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Berlin）正是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岩石标记和它们可能的地图学意义的热情泛滥但缺乏谨慎的论坛。由于学会的纪要（《民族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的广泛流传，其中一些贡献得到了比它们似乎应得的更大的关注和更广泛的传播，至少在今天是如此。俄罗斯地图学史家布鲁诺·阿德勒肯定是《民族学杂志》的紧密追随者，而且正是如此，他就遇到了充满信心但完全不科学的弗里茨·罗迪格的和库尔特·陶布纳的观点。来自索洛图恩（Solothurn，瑞士）的农业学家罗迪格，被他认为可以在德国和瑞士的崖面上看到的部分人造的和部分自然的标记，以及在最新挖掘出土的史前文物中可以看到的图案所吸引。通过将这些标记与他手头的现代地形图相匹配，他至少使其自己相信史前地图学家有着惊人技能，这些人绘制了贸易路线、聚落、主要的自然地理特征，甚至是地产边界的地图[60]。罗迪格的想象力是多产的，但是阿德勒和巴格罗都将他们的评论局限在来自瑞士塔英根（沙夫豪森附近）的凯斯勒洛奇（Kesslerloch）洞穴的经过复原的两个有着某种形状的骨头碎片上的雕琢而成的图案，以及来自同一次挖掘的类似的有着某种形状的褐煤块上的图案（图4.6和图4.7）[61]。阿德勒并不完全赞同罗迪格的观点，即所有这些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当地地方的一幅史前地图，而巴格罗从一开始就对此持怀疑态度[62]。他们都没有讨论过陶布纳的解释，尽管他们都引用了他的论文[63]。陶布纳承认他受到A.恩斯特（A.Ernst）的影响[64]，宣称杯形标记是对地形的呈现，并且双圆形可以代表孤立的小丘。他然后将文寿（Bunsoh）石（荷尔斯泰因[Holstein]）描述为是对当地区域地形的呈现，这个观点甚至今天依然有着支持者[65]。陶布纳还介绍了石头上的地图不仅可以呈现紧邻的区域，而且可以呈现更大的区域的想法。通过将位于阿斯佩特里亚（Aspatria，坎伯兰）的一座石棺墓的石头侧面上的杯环标记和有着划分的圆圈的分布，与一幅来自一所学校的地图集中的不列颠地图进行对照，他将该图案解释为是一幅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的，有着如卡莱尔（Carlisle）等聚落的地图。
图4.5 来自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杯环标记（Cup-and-Ring）
类似于这些的图形，在古物研究的文献中被广泛引用，认为它们具有地图学的目的。a和b这两个标记，最初被认为是相邻城堡的平面图，即使被假定的营地的形状与岩石标记不符；且也不存在与土木工程同一时期的标记。
摹绘自George Tate，The Ancient British Sculptured Rocks of Northumberland and the Eastern Borders，with Notices of the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These Sculptures（Alnwick：H.H.Blair，1865），7。
图4.6 凯斯勒洛奇（Kesslerloch）骨板（Bone Plaques）
罗迪格（Rödiger）的这两幅来自瑞士的凯斯勒洛奇洞穴的有着装饰的骨板的素描（a和b）；c显示了他将a作为周围区域的一幅地图的解释，用有着名称的地点重绘。
摹绘自Fritz Rödiger，“Vorgeschichtliche Kartenzeichnungen in der Schweiz，”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23（1891）：Verhandlungen 237-42，figs.8，6，and 9 respectively。
图4.7 凯斯勒洛奇的褐煤装饰物
来自凯斯勒洛奇洞穴的褐煤装饰物，用与图4.6所展示的两块骨板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关于罗迪格将这一物品解释为一幅康斯坦茨湖和沙夫豪森之间区域的地形图，参见“Vorgeschichtliche Zeichensteine，als Marchsteine，Meilenzeiger（Leuksteine），Wegweiser（Waranden），Pläne und Landkarte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22（1890）：Verhandlungen 504-16。
来自Conrad Merk，Excavations at the Kesslerloch Near Thayngen，Switzerland，a Cave of the Reindeer Period，trans.John Edward Lee（London：Longmans，Green，1876），p1.Ⅸ，No.50。
这种古物学家的解释的根本弱点之一就是不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整个考古学背景和其他相关问题缺乏讨论。基本假设就是，只要在岩石上的图案与地理景观中的图案之间寻找到简单的匹配就足够充分了，而无须质疑诸如同时性、比例或适当的几何形状之类的问题。应当包含哪些恰当的东西；哪些是不恰当的，则很容易被忽略，并且，史前时期的，类似于土著的地图只能根据拓扑几何原理（而不是欧几里得几何）来构造，这一重要事实依然没有被认识到。
这些缺陷的一个显著的例外就是最杰出的英国人克拉伦斯·M.比克内尔（Clarence M.Bicknell）的工作。比克内尔出生于肯特（Kent）的赫恩（Herne），在放弃圣职之前，是伦敦东区（East End）的一位神职人员，出于健康原因搬到意大利海岸（Riviera）[66]。他将自己在那里的时间花费在园艺和素描上。从博尔迪盖拉（Bordighera）开始对滨海阿尔卑斯省（Maritime Alps）进行了探索，期间，他在贝戈山山顶之下看到了岩石雕刻（在那些位于边界的意大利一侧的时日中），并且最终花费了从19世纪末直至1918年他去世之间的12个夏天的时间，用以发现、复制和评注了大约14000个雕刻的图形——其中7000个来自丰塔纳尔巴谷地（Val Fontanalba），其余大部分来自奇观谷地（Val Meraviglie）。比克内尔智力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分类方法，他将所有这些图形分为八类：
1有角的人物
2犁
3武器和设备
4男人
5小屋和地产
6外皮
7几何形状
8其他各种不可确定的形状[67]
在他的作品中，比克内尔将第5组（小屋和地产）称为地图或“地形图形”。他的文本自1897年之后出版，依然是这一区域研究的标准作品[68]。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发现，图形的总数达到了约十万[69]，同时也存在其他的一些分类[70]，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媲美比克内尔平衡的和系统的研究的，也没有对任何一种分类进行过明确的分析。最被忽视的就是所谓的地形图形（在比克内尔的第5组），其在最近的文献的讨论中或被误解[71]，或者被简单地忽略了[72]。
应该没有什么理由绕开比克内尔的尤其同质的类别“小屋和地产”或“带有围墙的小屋”（图4.8）。他的解释的关键是简单的经验主义。在通过上下山谷前往贝戈山的众多旅程中，他反复观察了这些实心矩形、近似圆形的图形、经过雕琢的表面和不规则的相互连接的线条的雕刻作品，与地理景观中的地理特征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尤其是当从上方观察这些地理景观的时候——看上去是个平面，也即从位于山腰的高处俯瞰。因而，他将“有着半圆形的或与其连接的其他类型的闭合线条的矩形图形”解释为“代表了有着由墙壁封闭的一块地面的小屋或者棚子”[73]，同时相互连接的线条则被解释为道路。他还认为，包含通过单次敲击或多次锤击、以明显的规律性或随机排列的点的封闭物，或者内部留作空白的各种封闭物，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参见图4.20）。他谨慎地得出结论，丰塔纳尔巴谷地中的约194个岩石雕刻图形群，奇观谷地中的另外15个，呈现的可能是带有小路的小屋，或者是带有封闭地块的小屋[74]。
图4.8 来自贝戈山的“地形图”
比克内尔（Bicknell）将这些确定为是从上方对“小屋和地产”或者“有着围墙的小屋”的呈现。
摹绘自Clarence M.Bicknell，Further Explorations in the Regions of the Prehistoric Rock Engravings in the Italian Maritime Alps（Bordighera：P.Gibelli，1903），p1.1-13（a），以及Clarence M.Bicknell，A Guide to the Prehistoric Rock Engravings in the Italian Maritime Alps（Bordighera：G.Bessone，1913），pls.ⅩⅧ-43，ⅩⅩⅩⅣ-12，and ⅩⅩⅫ-41（b-d，respectively）。
并不是所有现代考古学家都愿意接受比克内尔对“地形图形”的解读。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就是，其中许多似乎已经“变形”以适合于它们雕刻在其上的岩石的轮廓，因此不能“精确”地呈现某些实际布局。但这忽略了拓扑学的关键属性，即保留彼此的联系而不是形状，并且这是根据那时尚未提出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则（其强调距离、方向和角度等属性，这些属性保持了形状并构成了现代比例尺概念的基础）来评价史前图形。很多比克内尔认为的地形图形，确实满足了这里提出的平面图的地图学标准，同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并且完全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解释），这些已被列入附录4.1中的列表中。
史前岩画艺术家可能正在制作地球表面部分地区的图形呈现，这一概念，并不是在19世纪提出的且保存在古物学家的文献中的唯一的地图学方面的提议。一些观察者将在自然地表或者在史前石头上的杯形标记的显然是随机的分布方式，看成对主要星座的呈现，同时另一些人则提出了宇宙志意义的问题。这些观点在本章后面有关天文和宇宙地图的部分中讨论。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在早期文献中提出的所有用于解释岩画艺术的图形和图案的目的或原始含义的理论中，与地图有关的那些仅占很小的比例。最近，由罗纳德·莫里斯（Ronald Morris）为不列颠群岛收集的不少于104个这样的解释中，所有这些“都是由考古学家和其他人不断地认真提出的”，但其中只有7个关注于地图或平面图[75]。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与杯环标记有关，而这可能是所有岩画艺术图案中最不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