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每一种思想学说都有其赖以产生的现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西方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西方近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又切近地表达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变迁及其实际要求。这样说来，我们就必须把视线上溯到文艺复兴，从西方近代社会的变迁中，探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背景，透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

一 文艺复兴运动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而后扩展到欧洲各民族，是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从表现形式来看，文艺复兴运动重在恢复古代哲学和艺术的价值，表现出崇尚古代的思想取向。但究其实质，文艺复兴的以古为师，用意却在复活、改造与创新。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旨在终结封建主义及基督教神学而发动的、扩展到政治、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世纪文化没落与资产阶级新文化诞生的标志。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文艺复兴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它使意大利人成为‘现代欧洲的长子’。个人主义，对名誉的崇拜，古物的复苏，‘充分和完全的人性’得到发现和阐述，一个新社会的建立，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可以凭借知识或政治才能升到最上层的阶级中去”。

（一）批判和反对封建势力及其精神支柱的基督教神学

丹尼斯·哈伊曾把文艺复兴的时间范围指证为欧洲“中世纪晚期”与“现代史早期”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此之前，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君权”意识已经广为流行。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会发明了一个“严厉的公式”: “人为了拯救自己，必须置身于教皇的权力之下。”这就是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与基督教神学的精神桎梏沆瀣一气，世俗社会的实际生活就是由此建构起来的。当然，自11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天主教的教皇之间就始终处于明争暗斗之中。最终，教皇获得了胜利，教会势力渗透到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教皇成为君临天下的最大封建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封建制度的任何进攻，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以摧毁作为世俗生活之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教会为首要目标。正是这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皆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宗教神学，致力于打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禁锢，用人性替代神性，用人道替代神道，用人事替代神事，把中世纪的宗教文化转换为新时期的世俗文化。

中世纪经院哲学宣扬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把人说成是上帝的工具或玩物，而天主教教会则把自身装扮成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则竭力反对教皇和教会所建树的这种绝对权威。其时，“有一种看法变得很普遍：教会所断言的东西，理性可以认为是错误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往往把理性指派给人，仅此当可足见人们憎恶教会势力所达到的程度。自称是“人文学者”且被后人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就抨击教会是“黑暗的监狱”，是“充满了欺骗的地方”。为了表达对于教会势力的仇恨，彼特拉克甚至把经院哲学家也列入无知者的队伍。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另一位奠基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指出，教会劝告人们向往天堂的幸福、追求来世的享乐，其实是以伪善的笑容欺骗天下，掩盖其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整个教会机构，从上到下，皆放荡淫逸、无恶不作，根本不配管理人间的世俗生活。如此这般欺世盗名、混淆视听、荒诞无耻的丑恶行径，人们当然应当群起而攻之。埃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在名著《愚人颂》中，用大量的事实和犀利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揭露教皇、僧侣和贵族纵情淫荡的生活，讽刺和抨击了经院哲学家的虚伪和无知，颂扬被教会贬斥的所谓“愚行”。

人文主义者对教会势力的揭露和批判，顺理成章地要抨击天主教推行的禁欲主义。基督教的“原罪”“救赎”“来世报应”等教义，教导人们放弃尘世的生活享受，用天国的极乐与永福来定位现世的行动。诸如“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在上帝看来就是愚蠢”、“血肉之躯不能进入上帝的国”等基督教教义，笼罩着尘世的生活，致使人们的现世生活以及为之而进行的行动皆不能有别的理解和追求。面对诸种形式的宗教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高扬享乐主义，主张快乐即是善或美德，幸福就在今生。人文主义者竭力呼吁，有血肉之躯、有感情有欲望的现实的人，追求世俗的幸福，过上现实的生活，这是人的权利，是人性的自然要求。彼特拉克就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很多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对伊壁鸠鲁学说的批评和抵制，重新阐发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颂扬并实际描述快乐的尘世生活。当然，人文主义者并非不顾一切地宣扬肉体快乐，并没有把精神快乐与幸福对立起来，也没有让理性游离于道德世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甚至能够提出，只有真正高尚的快乐才能构成幸福。

20世纪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颇有研究的英国学者丹尼斯·哈伊指出：15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思潮总的倾向是为了适应尘世的生活。人们隐讳地有时也是公开地抛弃与超物质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禁欲主义原则。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宣扬天主教苦行主义的修士和神父，现在也开始追随不同样板的圣徒。尘世间取得的成就和知识，以及尘世的道德是同禁欲主义的生活相矛盾的。从此我们当能发现，如果人文主义者对禁欲主义的拒绝和批判，导致了当时社会生活陷入分裂和对抗之中，那么，这样的结果正是人文主义者所希望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趋势来看，人文主义者试图让社会生活与禁欲主义相脱离，正是通过逐渐减少社会生活的旧质要素而走向新的历史时期即“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得以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要逐渐增加社会生活的新质要素。这是由人文主义者在批判宗教神学中弘扬人文主义思想而实现的。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建构的人文主义，构筑了西方近代历史的文化基调，不可否认地成为西方文明往后发展的文化引擎。

（二）高扬人文主义

打着复兴古典文化旗帜的人文主义者，旨在开启现代世界。如果批判封建势力及其精神支柱的基督教神学乃是从“破”或否定向度为开创未来进行必要的准备，那么，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不可缺少且特别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向度，就是“立”或肯定方面的建设工作。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发场景中，人文主义者把“破”与“立”两个向度结合起来，“破”为形式，“立”在其中。“立”这个向度的工作，人文主义者是通过提出并论证作为文艺复兴基本精神的人文主义来完成的。

与教会的禁欲主义相对抗，人文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的来世思想，高度评价人生的现实意义，提倡并鼓励人们大胆追求世俗幸福。人文主义者重视人，与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形成了直接的对立，毫不妥协地展开了旨在推翻并终结基督教谬论的斗争。人文主义者疾呼，世俗世界中首要的是人而不是神，现实世界的主导力量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易言之，颂扬人的力量、挺立人的伟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我建构的基本要点，由此引导了整个社会的主流风尚。

1．人文主义者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

人文主义者敢于抬高人的地位，把人与神并列，甚至认为人比神更贵重。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曾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虽然天使的高贵，就其统一性而言，是更神圣的。”这里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使人脱离神、使人高于神的态度则是不言而喻的。彼特拉克指出，在上帝的创造物中，人居于最高的地位。“根之力量，草之汁液，花之美丽多彩，声、色、嗅、味在对立中组成之和谐，上天下地和大海中众多的生命之物……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服务于人。”既然如此，人们应该把人作为思考的重要对象，不能只了解动物、鸟类、鱼类和蛇类的本性，而忽视或藐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和归宿。

2．人文主义者要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

在中世纪，人们遭受神学教条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双重压制，谈不上什么自由与平等。人文主义者高呼砸碎封建等级制的枷锁，公开宣称自由是人类天生的本性，反对宗教及其教会势力对人的禁锢。但丁认为，并非出身门第使人高贵，人本身的品质优良与否才是决定性的。上帝对人是一视同仁的，没有“恶的污点”的个人品质正是上帝不加挑选地恩赐给所有的人的礼物。薄伽丘说：“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既然自由和平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素质，那么，我们就应当打破不利于人的这一素质正常发挥与发展的那些障碍，保障人应有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尊重人的个性，相对于宗教势力的桎梏来说，无疑是人的个性大解放。

3．人文主义者推崇科学威信

基督教迫使人们信仰圣经教条，绝对服从权威，唯教会马首是瞻，如此则导致蒙昧主义盛行，造成迷信猖獗、科学停滞、文化凋零。与此针锋相对，人文主义者呼吁恢复理性的权威，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大胆怀疑和思考，发展并重视科学知识。如果说否认教会的威信是文艺复兴的“消极特色”，那么，承认科学的威信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首先开启而后便在整个近代蔚然成风的“积极特色”。科学威信的积极性，在于它是“本质上求理性裁断”，与教会威信自诩的绝对正确和盲目自大迥然相异，毋宁说正是对后者的反叛和克服。倡导科学威信，无疑需要并催生一种与中世纪教义学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带来了探索自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推广科学知识等主流生活气象，以至于人们“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旨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遁世冥想”。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首先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其次并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发现了人、发现了个体，颂扬人的本性和尊严，充分肯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历史性成就。不过，在人文主义精心营造的文化氛围中，我们能够看出，如果“精神的人”是基督教所竭力宣扬的，那么，文艺复兴时期则重新发现了“自然的人”。这一发现固然可以解放人的自然力而开发新意识，但把人转向自然、把人的个性的重心从里面转移到外面，其实只是凸显了人的自然属性，就在推崇人的同时又削弱乃至贬低了人——因为基督教关于人的观念被罢黜后，人就不再被看成是具有最高神灵起源的实体，不经意中被降低了等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局限性由此便暴露出来。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就始终是西方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而人文主义蕴涵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看来，西方社会在近代开端处就处于文化矛盾的纠缠之中。

二 宗教改革运动

一般说来，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助力。从人文主义自身特质来看，这种看法可谓其来有自。这不仅仅是因为人文主义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天主教会的种种丑恶行径，以至于基督教若不进行改变就无法存在下去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宗教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文主义的纠偏。

我们已交代，文艺复兴发现了“自然的人”，如此则实际彰显了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特别因为人文主义者集中火力批判宗教神学，就不可避免地把“自然的人”同基督教所宣扬的“精神的人”分离开来，使“精神的人”边缘化。就是说，“人文主义以其占优势的形式肯定，人的本性不是神灵本性的形象和模样，而是世界本性的形象和模样，人是自然的实体，是世界的产儿、大自然的产儿，为自然的必然性所创造，与自然界血肉相连，因此，分担自然界的局限性以及自然存在中所具有的一切毛病和缺点”。由此可知，人文主义内含着“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既有根据“推崇人”又有根据“贬低人”，自身基质中具有不可摆脱的矛盾。就此当不可讳言，宗教改革以新的要求新的形式再度挺立或复活“精神的人”，确实能够克服“自然的人”展开过程中必定出现的种种偏颇、不当乃至丑陋，具有阻止人性塑造继续滑向“低劣的原质”的历史担当。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是欧洲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当然，宗教改革运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出自于基督教内部，宗教改革的锋芒直接指向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思想独裁。

与文艺复兴由欧洲南方拉丁语系民族发起的相对照，宗教改革首先是在欧洲北方日耳曼语系民族中开始的。“从1520年到大约1540年，‘德意志的戏剧’吸引了欧洲的注意力。路德抨击罗马教会的呼声传遍了欧洲各地，激起了轩然大波。”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17年10月，路德在维登堡的万圣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皇强迫人们购买赎罪券，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大火。教皇使用了派代表讨论、公开辩论以及下诏书申斥等手段，迫使路德放弃其主张。路德不畏所迫，于1520年发表了《致德意志贵族书》《论教会的堕落》《论基督教徒的自由》等著作，并于同年12月公开焚毁教皇的诏书与教会法。赎罪券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教会的腐败及其对人民的搜刮，而尤其值得提出的，则是教会欺世盗名，给人们提供虚假的得救保证，实际把人们导向完全错误的安全感，从而真正阻碍了救恩。既然如此，路德便开始重新诠释基督教教义，最终形成了路德派新教。当然，路德是依靠世俗政权的支持和保护而反对天主教会的，其宗教改革的实际要求在于为世俗政权服务，甚至包括为世俗政权减轻经济负担，把一部分归属于教会的经济力量转移给世俗政权，以作发展资本主义之用。这样一来，当德国的宗教改革发展到闵采尔领导农民战争反对世俗政权时，路德就走向了反动，仇视农民起义，向封建贵族妥协。

起初与路德为盟友而后与之分道扬镳的闵采尔（Thomas Münzer），立足于农民的立场来批判天主教会，同时也把矛头对准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封建王公贵族和资产阶级，成为1524—1525年农民战争的精神领袖，并直接领导了这场旨在反对天主教会的农民战争。闵采尔直接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嘲笑路德是一个“过分赞扬信仰、太少重视事业”的“可怜的改革家”。在宗教思想方面，闵采尔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人们信仰的主要源泉不在于阅读《圣经》，而在于领会上帝的启示，亦即在心灵深处所听到的内在言语，由此才有可能认识上帝。这就突出了人们自己的意志或理性的作用，闵采尔正是这样巧妙地利用宗教来表达和传播自己的革命理论。还是恩格斯一语道破，闵采尔“接近于无神论”, “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的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

出生于法国的加尔文（Jean Calvin），领导了瑞士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宗教改革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非常明确而坚决地主张和传播预定论。依照加尔文之见，上帝是万能的支配者，不仅天和地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就是人，也是在上帝的意志支配之下，完全遵循上帝的意旨和安排。而《圣经》则是标准和源头，依凭它，信徒就能获得确实可靠的启示内容，根本不必听信所谓永远正确的教会阐释。人的意志和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判断能力，人理当把意志和理性用于遵照《圣经》的指示办事，而不是听从教会的意见，也不必向教会人士忏悔。“对于加尔文来说，令人敬畏的教令并不是像路德认为的那样，从宗教经验中发展而来，而是出于他自己思想的逻辑需要。因而，随着这一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的不断增强，这一教令的重要性也因而得到不断发展。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加尔文拒绝经院哲学，坚持人们信仰上帝根植于人们的内在本性，就与正统天主教区别开来，成为新教的一支。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不久，路德教义就渗透到英国，引发了英国天主教会的改革。总体上看，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达到顶点的三次大决战中的第一次大决战，是新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上的要求——马克斯·韦伯就富有卓识地指认了宗教改革的积极意义，即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

路德宗教改革的重要思想成果就是提出“因信称义”说，高扬《圣经》的权威。路德潜心研读《圣经》，发现天主教会的一整套制度及其理论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从《福音书》中领悟到，耶稣之死即代表人类在上帝面前赎罪，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得救。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用路德的话来说就是：“谁有信，谁就什么都有；谁没有信，谁就什么也没有。”路德不过是强调，每个人无须借助其他任何东西或力量，只要自己相信上帝，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上帝的话是唯一准则，所有基督徒皆有同等解释权，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教义，对于教义的阐释不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特权。仅此可以看出，与天主教会宣扬每个人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得救的教义相比，路德毫不妥协地反对教会自封的各项特权，把每个人获救与解放的可能性交给人们自己来掌握。路德告诫人们，每个人得救与否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每个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而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握有神恩的教士们来做媒介。这就不可否认地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把人们从教会的思想宰制中解放出来，传播了“自由”与“平等”的精神。不消说，这种精神正是近代资本文明的文化动力。

路德高呼，真正的基督徒理当做到内心信仰上帝，才能真正善良行事。只有这样，人们的信仰才是真实的，实际生活才能变得神圣。路德以及其后的加尔文，坚持把善行与“事功”分离开来，主张“因信得救，不靠事功”。这事实上就通过肯认信仰的自主性而推进了基督教世俗化。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一直影响至今的又一重要成果。从此以后，基督教不再仅仅是教堂内的事务，而是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心灵的饰物，以至于“神性被带进了人的现实生活中，它统治着现实生活”。这表明，路德等人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让人们疏远上帝，相反却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面向上帝。这非但没有消解基督教，相反却实现了世俗生活的宗教化，进一步巩固了基督教的社会地位。诚如马克思所说的：“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来看，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在精神生活层面，为人们建立了“当家做主”的信心，带来了人类思想的大解放。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指出：“自从路德说出以下的命题，认为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根据来反驳他的教义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的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海涅所谓的“理性的权能”，是指宗教改革实际张扬的“自由”和“平等”的文化精神；所谓的“合法化”，是指如此之文化理念已然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大众的一般精神气质。可以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解放了西方人的思想，重塑了西方人的心智世界，为西方社会的发展锻造了极其珍贵的精神动力。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环境并受其推动，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三 工业革命

尽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皆有不彻底性，但它们所形成的思想原则正是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文明世界的精神支柱。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建造了现代文明世界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事件。

英国自17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斗争，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形成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在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下，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通过圈地运动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自由地被雇用的工人；在国外，凭借海盗式的贸易战争和殖民战争，夺取了世界殖民地霸权，控制着海外市场。毫无疑问，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富余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等，都有了充分的准备。

英国工业革命是从轻工业的棉纺织业开始的。这不仅因为棉纺织业改造需要的资金少、资本周转迅速、获利容易且丰厚，而且，这时的棉纺织业属于新兴产业，受封建行会传统的影响较小，便于技术革新。1764年，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称为“珍妮机”的手摇纺纱机，可以同时带动十几个纱锭，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后，随着水力纺纱机、骡子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纺纱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织布技术的革新。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生产效率提高了40倍。在这种情况下，棉纺织业突破了过去手工工场的规模，发展为利用机器进行生产的机械化工厂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纺织工业的兴衰决定了西方整个物质的历史。首先出现的是亚麻时代（查理大帝穿的是某种类似粗帆布的东西），随后是羊毛的时代，再后是18世纪棉花的时代——或者说人们为棉花而发狂。正是由于有了棉花，最早的真正的工厂出现了。”这就是说，生产技术的革新同时带来了劳动组织形式的重组。

纺织业机械化改造都是工具机的发明，在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程度发展的情况下，使用传统的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动力来带动已经不能适应纺织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工厂制的推广也会受到限制，动力系统的变革势在必行，瓦特改进的蒸汽机正好满足了当时工业发展的需要。1784年4月，瓦特在获得专利的说明书中，把蒸汽机说成是大工业普遍适用的发动机。蒸汽机的使用，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问题，加速了工业革命进程。恩格斯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蒸汽机作为动力来源的广泛使用，把工业革命推向了高潮，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

英国煤炭矿藏非常丰富，煤更是工业发展的原动力。蒸汽技术的使用，推动了采煤业的发展，使煤炭产量成倍增长。煤炭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炼铁技术的改进，近代大规模的冶金工业开始出现，铁的产量不断提高，煤矿开采也飞速发展。众所周知，煤炭业和钢铁业是英国近代工业的支柱。正是这样，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用机器生产机器的国家，这是英国能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国家的关键。机器制造业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的最大成就，近代机器大生产真正形成。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国内和国外市场，这就要求革新交通工具，以便迅速运输生产产品和生产原材料。于是，利用蒸汽推动木船，制造铁制的汽轮，开始了海上运输的“汽轮时代”。与此同时，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也有深刻的变革。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铁路运输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开始了陆上运输的“铁路时代”。

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垄断了世界市场，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品供应者，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继英国之后，法、美、德等国也先后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逐步形成。在人类历史实际发展进程中，那些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步取得了优势，并且在每一次新出现的工业革命中都能占得先机，从而确立了在世界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当今的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发展态势，大体上与近代工业革命发生的先后有着一定的关联。

工业革命用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而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迅速衰落，工厂制度在工业生产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现代的劳动关系。恩格斯指出：“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这就是说，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制造了近代社会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的对立。

与近代工业革命同时爆发的、并充分享受到工业革命好处的还有一场信贷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历史‘从汉谟拉比（Hammourabi）一直延伸到洛克菲勒’。”18世纪以前，信贷在欧洲的影响非常有限。到了18世纪，欧洲的信贷业就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成功，银行业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它们甚至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在工业资本主义身旁，一种金融资本主义占了上风，或早或晚控制了制约经济生活的所有杠杆。”

而且，资本主义大工业起先与已有的商业处于相互利用的关系中，随后便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活动的工业资本，加速了货币流通和资本集中，带来了普遍的交换和竞争，形成了全面的社会关系。正是这样，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四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资产阶级发动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政治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英国人便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拓展对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深入农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然而，早在15世纪末，英国就形成了封建专制制度，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以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及封建制度为己任。而且，国王还是大土地所有者，其领地遍及全国各地。到了17世纪，国王依然鼓吹“王权神授”，竭力推行封建专制，不仅不考虑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实际利益关切和政治要求，反而施之以打压与迫害。于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其他不满国王专制统治的力量，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几度较量，到了1688年，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辉格党人与代表国教僧侣及封建贵族的托利党人联合发动了一次革命——史称“光荣革命”, “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建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而以土地贵族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英国成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带有严重的不彻底性，但毕竟是人类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次重要的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开辟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这次革命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前提，为英国建立世界工商业霸权和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反封建革命运动都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马克思指出：“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到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反过去的宽容政策，开始推行一系列限制殖民地的法律和政策，剥夺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所享有的自由，试图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自己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剥削和高压政策无疑引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北美殖民地人民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战争。1776年7月4日，殖民地代表举行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痛斥英国殖民者的暴政，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人皆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同时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独立宣言》反映了北美人民的强烈愿望，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革命斗志，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而且也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至于可以称之为“双重革命”。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当时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尤其重要的是，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文件，成为法国大革命颁布的《人权宣言》的范本。美国独立战争直接诱发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国革命者刻意学习的榜样。

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家，虽然资本主义关系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始终受到封建制度的压制。特别是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得18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矛盾已发展到异常尖锐的程度。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三等级之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与封建特权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以至于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17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的群众，攻占了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颁布了《人权宣言》，直到消灭了贵族，获得了完全胜利。

在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法国大革命最为彻底，而且是在资产阶级与人民建立联盟的条件下完成的。法国大革命真正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唯一在欧洲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作为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人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提出“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分权”原则，以及针对专制制度的言论出版自由。应该说，《人权宣言》勾勒了近代以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

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近代社会的统治阶级。然而，取得了政权的这一最初的革命者，却因其自身的弱点而失去了曾经具有的革命锐气，并逐渐蜕变为社会的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时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原则，并没有在无产阶级身上体现出来，无产阶级仍处于受剥削受压榨的生存境地。于是，一个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作为“19世纪特征”的事实是：“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直面如此之时代境遇，马克思洞察到“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思考和实际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