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和讨论

本章主要是把国家意识和全球意识分别量化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来分析它们之间是否相关以及相关程度如何。

首先，本章的第一个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城市中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全球意识是呈正相关的，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具有理性、向上的国家意识，也会具有开放、包容的全球意识。从整体上说，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多元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下，城市中学生的认知整合能力普遍有所提高，他们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有批判地思考，有目的地接受，从而形成了比较积极健康的政治心理。当然，其中也不乏偏激的、狭隘的思想意识，这就需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进行正确的引导。

关于第二个假设，本章的分析结果却有所不同。通过比较，发现北京中学生和郑州中学生的国家意识程度和全球意识程度只是在部分指标上有所差别（全球认知），而总体程度则趋于一致。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本文所选的两个样本框都是中心城市，而且衡量全球化的指标过于单一。事实上，最能显现全球化程度的指标是信息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而考虑到这一指标难以量化，我们就选择了有具体数据的外商投资额，但这一指标所反映的全球化程度是有限的。鉴于这种实际情况，我们对整个学生样本的全球意识和国家意识关系作了相关分析，并得出了第一个假设。

其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有一部分青少年的国家意识程度偏低，还有一部分青少年的国家意识缺乏理性。同时，传统的国家意识正在遭受全球化的强烈冲击，我们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及时调整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方式，改善政治社会化途径，培养和强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家意识。培养与全球化要求相适应的政治认同，与青少年心理特点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充分吸收普遍的人类价值，将其融入传统的政治价值之中，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提倡开放、理性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当然也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是，国家利益与公民的个体利益以及人类的普遍利益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从根本上说，它们应当是可以并存的，是统一的。所以，热爱国家并不必然排斥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和超国家的人类利益，可以引导青少年在这三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三是，要引导青少年把国家认同的重点，首先放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价值、法律体制、传统文化和根本利益上来。

再次，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房宁认为，在理性层次上，由于受到“全球化”或“世界主义”的话语和理念的影响，低年龄青年的爱国情感在逻辑上是相当矛盾的，而且有减弱的趋势。这一点在我们对爱国情感的测量上得到了部分验证。情感的矛盾是存在的，但笔者基于对问卷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认为中学生的爱国情感并没有减弱的趋势。俞可平认为，全球性认同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实体，但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发展的积极趋势。本研究发现，城市中学生的全球性认同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除了最重要的民族国家认同，他们对于联合国等超国家主体的认同也是积极的。

另外，本次研究只涉及国家意识和全球意识两个核心概念的关系分析，而没有把可能影响中学生国家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影响因素放进来。实际上，我们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已总结出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社会化因素、批判思维因素（critical thinking）和个人全球联系因素（personal global connection）。研究的问卷中也有所体现，但是由于把所有的变量和因素都考虑进来进行统计分析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只能把重点放在核心变量的关系上。我们认为，这三种主要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批判思维因素和个人全球联系因素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影响程度如何是一个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问题。已有分析表明前者与国家意识的相关程度很高，而后者与国家意识的关系，还没有得出一个比较信服的结论。

归纳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我国的城市中学生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意识，即理性、积极的国家意识与开放的全球意识在较高层次上的整合。这种新型的意识既是对传统爱国主义的扬弃，也是对全球主义批判性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