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模式”之辨

到底该如何概括中国现代化实践或者说中国发展经验？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专家学者与一般公众都有不同认识。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011年年底向相关领域专家发放“2011年中国改革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5份，其中对“中国模式”的回答情况是：51.76%的专家认为，有中国经验和中国做法，但不存在“中国模式”；41.21%的专家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但还不完善，需要尽快转型和升级；认为存在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模式”的专家，仅占4.79%。

这一个问卷调查，与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的一次“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有明显差别，这次调查有74.5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中国模式”，而专家的认可度只有46%。

这说明，对“中国模式”的含义和价值人们还有不同认识。

1.吴敬琏先生对“中国模式”的批评

在专家学者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中国模式”持批评态度。

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

吴先生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新星，但另一方面看，图景却远不是那样美妙亮丽，积累了大量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不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使经济活动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愈来愈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来维持GDP的增长，使资产泡沫形成和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旧疾迂延未愈，腐败活动愈益猖獗，侵入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社会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

作者指出，对于这种两极化矛盾现象，多数人都是承认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以及出路何在，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先被叫做‘北京共识’，后来以‘中国模式论’闻名的观点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的成绩，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地贯彻国家意志，因而能够创造北京奥运、高铁建设和一些地区GDP连续两位数的增长等‘奇迹’。而且由于它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继续保持GDP的高速度增长，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支持，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各国的楷模。”

“至于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在这种观点看来，却是政府的掌控还不够全面有力，‘举国体制’的执行还不够坚决彻底，因而市场自发力量还能够干扰国家意志的贯彻。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应当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这种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

吴先生认为：“只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前30年和后30年的情况做一番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模式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获得的良好成绩所作的解读，是完全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说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那么，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拥有一个较之当下更强势的政府和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为什么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相反，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进行了改革。”

那么，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出路何在呢？吴先生指出：“只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吴敬琏先生深刻地看到了当代中国改革的艰巨性，他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到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7]

毫无疑问，吴敬琏先生的分析、判断是很有针对性的，对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我们把缺陷当“优点”、把弊端当“经验”，并固化为“中国模式”，那将会“南辕北辙”。

但是，如果就此全面否定中国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应有作用，并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可以有“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那也是有失偏颇，值得商榷的。

2.“中国模式”之我见

吴敬琏先生作为一位有分量、受人敬重的著名学者，他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敏感时期，又适时推出了一部充满智慧的新著，并对“中国模式”说提出了尖锐批判，在很多方面是深刻、有理的，但他就此完全否定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恐怕也不太妥当。

当然，这又回到了对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原点”性等问题上来了。

（1）世界文明发展方式是否多样的？

有没有“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问题。

从客观科学的态度讲，世界文明、各国发展具有统一性，各种文明进步和各国发展之间可以有相通性，可以也应该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用各种文明、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来否定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统一性，是愚蠢无知的。反过来，用各种文明、各国发展的共同性和统一性来否定它们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也同样是荒唐的。当然，有的可能相同性多一些，有的可能差异性多一点。

迄今为止，世界文明、世界文化以及各国各民族的发展方式，是多元多样而非一元一律的。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就是现代化发展道路，尤其是大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方式方法、内容形式等等，客观上都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

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2）“中国模式”的含义指什么？

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模式”，关键取决于如何定义、理解“中国模式”。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探索、开辟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道路。这是一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新路”。它扬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老路”，也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而是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海纳百川之路，既要继承和丰富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又要借鉴和吸纳资本主义的合理成分；既要传承和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要学习和运用世界文明成果。这也是一条开辟新航之路，既要立足国情，又要面向世界；既要立足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要敢于创新，又要防控风险。

如果再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现代化强国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新复兴，我们同时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法律法规，形成了比较定型、比较成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机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3）“中国模式”是否成熟、定型？

在讨论中涉及的又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否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不少人予以否定，因为现实发展中大问题还很多，而且现代化也远未实现。当然，那些只认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只有一条“独木桥”论者除外。我们认为，中国60多年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实践，的确正在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就也正赶超型地向前推进，已经初步开辟了现代化发展“新路”，也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模式”。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我们也只是说形成了粗线条式的基本框架，充其量只是雏形而已，是尚未定型、成熟的“模式”，正在探索、发育之中，缺陷、毛病、问题肯定不少。承认已初步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承认它们还需要丰满、充实、完善，还不太成熟、定型，甚至还有许多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弊端，并不是矛盾的。

因此，不能以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还有不少问题、还不够成熟，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说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

（4）“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什么？

如何反思中国60年历史实践？如何总结35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如何解读35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这些问题就涉及了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本质特性。

特别是在怎样看待所谓的“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是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问题上，各派观点分歧极大。赞成有“中国模式”的人，多数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基本特点。而否定有“中国模式”的人，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强势政府”、“国有经济强力管控”不但不是“中国经验”，恰恰是应该改革摈弃的“中国问题”。

吴敬琏先生就认为，中国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法治基础的缺失所造成的。改革开放前我们政府很强势，国有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结果经济毫无活力；改革开放后我们改革了这两个“强势”局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展民营经济，结果创造了经济奇迹。吴敬琏先生指出，我们现在问题的根源就是改革不彻底，就是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阻碍了新发展。如果再把“弊端”当“经验”，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就会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最终可能由国家资本主义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

看来，在经济领域，问题的焦点是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目前阶段，在构建现代市场体制方面，这的确是两个重大的、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的问题。但是，我们任何时候恐怕都不能完全否定政府、国有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即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也有管制，国有经济也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不在于“强不强”，而在于发挥什么作用、在哪里发挥作用、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

我们更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实质，不只是“政府作用”、“国企作用”问题，它还包括更丰富、更全面的内容。

如果笼统地讲，就是我们党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治党治国治军体制和国际外交等内容。

如果就其实质而言，“中国模式”就在于找到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权力集中与广泛民主、主流价值与多元文化、公平正义与高效活力、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民主自由与法治有序、中国复兴与世界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有机统一，寻找出它们之间协调发展的路子，凝练出相应的思想精神，形成有普遍价值的比较成熟定型的体制机制。

一旦在上述方面有了重大进步，创造出了令人信服的历史成就，那么，“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的“模式”。

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