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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克表现出谦虚平和的态度。在别人看来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人们常常谈论他，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列入像卢瑟福或玻尔这一类人物的行列。但在1951年秋天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小组的工作。这个小组由研究蛋白质三维空间结构的几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那时，克里克已35岁了，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与他最接近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请教，但一般来说，他还不太为人赏识，并且有许多人觉得他总是夸夸其谈。

佩鲁茨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他是奥地利出生的化学家，1936年就来到英国。他从事血红蛋白晶体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起色。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布喇格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且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他几乎花了40年时间一直在尝试利用X射线衍射法解决越来越难以攻克的结构问题。这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余暇时，他经常到佩鲁茨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做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是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是佩鲁茨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考虑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他常常会由于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逢人便说。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觉得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了，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而生，使得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是因克里克讲话声如洪钟引起的：他的嗓门比其他任何人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角落里。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他的谈笑风生引起的愉快，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言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是明显的例外。与克里克谈话常常使布喇格爵士感到讨厌，克里克的嗓门之大也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去了就得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即使不去茶室，布喇格也是不得安宁的。他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扎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串门，为的是看看那里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对人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最新实验真正意义的同事，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新的实验方案来证实他的解释。而且最终他往往会忍不住对所有愿意听的人说，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这样就引起了大家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这种恐惧感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就更加强烈。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大家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克里克在凯斯（Caius）学院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未在任何学院任职。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很显然，他不想让那些本科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每周不止一次听到这种雷鸣般的笑声，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相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清楚地知道高桌世界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把持，而这些人既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得到任何教益。历史悠久的英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和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饭搭子，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无法避免酒多失言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