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结识玉平兄，是从他笔下的王国维开始的。
2008年底，我从北方的瑟瑟寒冬飞抵广州，瞬间便被融融春意所包围。有时候缘分的开启只需要一个眼神，因为那一眼看到的温暖，我从此喜欢上了广州这个城市。
拜访玉平兄是此行的主要事项之一。
记得是那天午后敲响了玉平兄工作室的门。因为此前已经有数面之缘，但也实在说不上熟悉，所以见面是礼节性的寒暄，寒暄之后泡茶，是很简陋的纸杯，但，热气腾腾。玉平兄递过茶杯，顺手从桌上堆积如山的书刊中很准确地抽出一本杂志来递给我：“这是刚刚发表的关于王国维的一篇文章，请你指正。”我接过来，一眼定格在那篇文章的标题上：《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
我本来以为那个午后只是简单的礼节性拜访，此前我虽早已知道玉平兄对王国维研究颇有心得，大名如雷贯耳，但丝毫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就切入主题，而且我更不会料到礼节性的下午茶时光会和学术产生真正的联系，因此我略觉得有点诧异。当然，我也不会傻到当有人“谦虚”地“请你指正”的时候，是他真的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指正”，在“请你指正”背后，应该是作者满满的自信——玉平兄当然是谦逊的，唯其谦逊，才能始终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与信仰；但他更拥有自信，因为如果不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他应该不会轻易示人并请人“指正”。
但在那个午后的初次“正式”会面中，我对玉平兄的了解还没有后来那么充分。于是我当时还真的抱了一点“指正”的心态认真去读那篇文章：因为大概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想法都曾经和我一样。研究王国维？以王国维的名气，历来研究他的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大概不算夸张，其中也不乏名流大家，那么，王国维还能留下多少空间让人研究出新花样来？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平心而论，这是一个显得有些枯燥的标题，我对“枯燥”的学术向来怀有敬畏之心，但在那个温暖的午后，我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我静静地读完那篇不算太短的学术论文——我居然一口气读完了，没有我原本想当然的“枯燥”。一桩有关著作署名权的公案，本来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但经过玉平兄的娓娓道来，在大量的文献、史实背后，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醒与睿智。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一个看上去容易却往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多数人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意见，直到习惯成为一种惰性。但玉平兄显然不仅从大量似是而非的“意见”中力图拨开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也力图在呈现作为一个学者的本来面目：求真。
我就这样走进了玉平兄笔下的王国维世界。而且从此我不再怀疑，对王国维的太多误解和模糊概念其实一直都在等着这样的一位勤奋而敏锐的学者来慢慢厘清。
时间过得很快，屈指算来，那个温暖的下午茶时光距今已经七个年头了。而从那个午后开始，我注意到玉平兄关于王国维的一篇篇论文陆续发表，几次学术会议中他提交的也大多是关于王国维的论文，每一篇都极有分量，或于旧文献中有新发现，或于新文献中求得了历史真相，获得的反响也极其热烈。直到学术界提到当今王国维的研究者，“彭玉平”就成为了不能绕开的一个名字，虽然其实他的研究领域一直并不仅仅限于王国维。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总喜欢在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寻找相似之处。在结识玉平兄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也一直不能免俗地试图在他与王国维之间寻找共同之处。譬如我说对李白很有研究兴趣，别人大约也会认为我应该也是可以斗酒诗百篇的豪迈个性，但事实往往不然。
玉平兄多年沉浸于王国维的世界中，他对王国维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我曾在一篇访谈文字中读到他的这样一段话：“我曾经呆然出神地凝视着颐和园里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水，也几度徘徊在夕阳映照下身影斑驳的鱼藻轩前久久不愿离去，想象着1927年6月2日那个令人揪心的上午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在颐和园门口还莫名地想起了那个一直在等候王国维出来等得有些心焦的35号黄包车夫。面对此时此景，我的内心总澎湃着无以言说的悲凉。”
读这样的文字，我总会产生刹那的静默，我的眼前仿佛也出现了颐和园里平静的昆明湖水，和久久守候在湖边的那位学者。而那位学者，满心里都是1927年6月2日的那个上午。
读这样的文字，我还会产生无言的感动。仿佛多年前，当我读到太史公的那段话：“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那时，我曾有过类似的感动。
那份日久生情的惺惺相惜，那份穿越时空的灵魂祭奠，曾在太史公与屈原之间产生过，如今，玉平兄与王国维之间又何尝不是这一类的情愫？
与玉平兄交流学术体会，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笨鸟先飞嘛。”有时也会换一种说法：“笨人下笨功夫嘛。”两者意思当然是一样的。但实际上，玉平兄不仅一点都不“笨”，他在生活中还被朋友视为“智多星”；而且在学术上，如果不是拥有一双充满睿智的慧眼，他不可能在一个陈熟的研究对象中发现那么多新鲜的内容和值得充分挖掘的领域。因此，“笨鸟先飞”这个词在他的语境中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谦虚，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学术态度。如果转换成书面文字，那就是“沉潜含玩”的苦功夫。笨人下笨功夫比较容易理解，但聪明敏锐如玉平兄，仍然愿意抖落身外的繁华，数十年如一日在斗室之中安静读书、安静作文。就好比是一位佳人，风华绝代却依然愿意幽居在空谷，这样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一种强大的自信，而且正因为自信，才会对自己要求更苛刻。我想，这样一种“幽居”沉潜的态度，应该是深契王国维之精神的。毕竟，真正的佳人，终究不会被埋没。玉平兄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否也是玉平兄引用王国维所说的“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的另类证明？
别人看到的是成果的丰硕，然而对玉平兄而言，这不过是多年沉潜之后的厚积薄发而已。
诚然，在寻找玉平兄和王国维共同之处的过程中不乏令人欣喜的发现，但我最终还是明白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王国维似乎是天生的哲学家，“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注定要将他带上哲人之思的道路，直接面对宇宙的深广浩淼，背负人生的苦难，正如同《人间词话》对李后主的评价，王氏也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玉平兄既不羸弱，也不忧郁，他的笑声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充满了健康的感染力，因此我私心里总觉得，他并非天生只能做一个学者。如果他愿意重新选择，他或许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记者，或许可以成为一名大有作为的政界要员，甚至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拥有众多粉丝的歌手……但这一切“或许”都不再成为可能，因为数十年如一日的沉浸，注定了他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王国维或是天生的学人，而玉平兄，则是后天养成的学人，是极聪明却又肯下极笨功夫的学人。
艰苦，并快乐着；付出，并收获着；“幽居”，却并不寂寞。我相信这是玉平兄学术生涯的常态。
我通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尽管王氏在词学理论上不遗余力推崇真性情，但我以为他自己的词作，还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哲人之词的烙印；我也有幸拜读过玉平兄的词，那是一种充满灵性的文字，字里行间洋溢着“总是去，宛然闲访雪。总是去，淡然闲对月”的旖旎情致。学术的严谨与灵性的自在，居然如此和谐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若王国维有知，定然也会欣羡玉平兄的那份执着、那份悠然吧？
玉平兄的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入选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这应该是近年来玉平兄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高水平论文、著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曾有学界朋友称这是彭玉平教授学术研究的“井喷”时期，他获得的各种荣誉亦随之而来，然而以我对玉平兄的了解，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我一直相信，在学术的道路上，无论玉平兄走得多远，他一定会在每一个路口回顾来时的道路，感受这一路的美丽风景，并且，不忘初心。
当这部厚实的著作打印稿放上我的书桌时，寒风瑟瑟的冬天已经再一次降临在我所居住的北方城市。我注意到，在书稿第五编《学术因缘论》（下）的第二章，即是《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一文。当目光再次停留在这个熟悉的标题上，我的眼前，仿佛还氤氲着七年前广州那个温暖冬天的午后，以及装在简陋纸杯里的那一杯热茶。
七年了，如果不是玉平兄如此丰厚的研究成果摆在我面前，我还以为，时间不曾流动。
201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