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研究问题及其意义

1.1 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章的研究主题——教育获得与学业成就问题，历来为教育社会学所重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了解。

宏观层面上，有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教育机会分配异同的比较、各国政治传统对教育政策的影响等。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国家在教育方面居主导地位，政府通过制定教育政策、改变教育机会的供应状况，来决定教育体系的结构。政府也通过提高学校质量、制定教育法律或者在就业导向上强调教育文凭资格的意义，刺激人们对教育的需求（Fuller &Rubinson，199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案例研究启发了政府该如何改进教育政策。例如，在工业迅速发展的香港地区，政府指定了免费的现代小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所以各类家庭背景孩子的教育机会都增加了（Post，1994）。在中国和南非，教育政策曾经或正在戏剧性地影响社会分层的体系变化。在中国，国家政策的巨大转变直接影响到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个人的生活机遇（Zhou et al.，1996）。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和上层阶层都失去了优势，“文革”之后，才重新获得自身的优势（Deng &Treiman，1997；Zhou et al.，1998）。“文革”期间，农村居民和妇女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总的来说，教育平等的趋势对于妇女而言变得更慢，在农村地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回逆（Hannum &Xie，1994；Hannum，1999）。在长期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国家教育系统和其他机构千方百计地阻碍占人口大部分的黑人的社会流动，以保证占少数的白人群体地位的上升（Seidman，1999；Treiman et al.，1996）。除国家之外，全球力量也很重要，比如国际性组织机构的政策和偏好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包括现代教育机构）的扩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社会分层过程。世界体系理论（world institution theory）认为全世界教育的扩张是跨越了国家边界的社会运动的结果，而不管单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特殊性（Meyer &Hannan，1979；Boli et al.，1985）。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建造和扩大教育的动力部分来自全球政治文化的外在压力（Inkeles &Sirowy，1983；Meyer et al.，1992）。

更多的研究是从中观层面出发，探讨该层面的因素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较深入和全面。主要涉及的影响因素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社会环境、代际之间的教育传递、社区因素、学校质量、师生互动等。具体来说就是谈到了性别差异、种族差异（多是白人和黑人）、家庭经济条件、父亲职业地位、家长的文化程度、学校质量与学生成绩，甚至还有家庭兄弟姐妹数量、排行这些很细微的因素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还研究了季节与不同种族学生成绩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专题研究，如从早期的学习经历着手研究高校辍学生的辍学原因，以及学生的能力分组现象、阅读能力提高的因素、数学成绩提高的因素。有互动论者把目光投向学生与老师在学校中的交往，老师怎样对不同的学生形成不同的期待，这种期待如何被学生感知，又如何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到学生成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最著名的学者是罗森塔尔（R.Rosenthal）和雅各布森（L.Jacobson）。

有关我国教育获得、学业成就问题的研究，则十分强调政治因素和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周雪光在《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层：1949—1994》一文中将这几十年的教育发展分成四个阶段：1949—1959年、1960—1965年、1966—1977年、1978—1994年；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四类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考察了五类因素（性别、家庭兄弟姐妹的数量、父亲的文化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家庭居住地）对被调查者学业成就的影响。结论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的1978—1994年时期，教育机会是最不平等的，特别是越是在高中和大学这样较高的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越显著。经济改革的结果似乎是有利于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体现在高地位阶层优于低地位阶层、大城市居民优于农村居民、男性优于女性等方面。而这样的转变归咎于社会主义体制和再分配制度。有关父代职业阶层对子代教育机会影响的研究，大多强调了教育地位的代际再生产的重要性（李路路，2003），来自较高职业地位背景家庭的子女，在教育机会的获得方面，连续地显示出相比于较低职业阶层的优势（刘精明，2006a）。如果说上面的几篇代表性文章讨论的都是教育机会的获得，那么孙中欣的博士论文《学业失败的社会学研究》则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部分初一学生成绩较差的原因。她的研究包括两个影响因素：同伴群体和家庭背景。她设计出了各自的变量体系，对同伴群体和家庭背景作用于学习成绩的机制有很深入的分析，这些随后有所提及。

对于前述研究，笔者认为其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多着眼于入学机会的获取，如能否上高中、上大学，但缺乏对学生在某一教育阶段学习考试成绩的探讨；二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对象大部分是未分流人群，缺少对经过了教育分流的人群在后续学习过程中成绩差异的关注，也可以说是对教育分流在学生后续成绩差异中的作用缺少考虑。鉴于此，本章力求在两方面有所突破。（1）将高中的入学机会与学业成绩结合起来研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 Husen）在《平等——学校和社会政策的目标》一文中提到：“与某一年级的成就（根据学生取得的分数和具备的升级能力加以评估）相比，学生在从一个教育阶段进入另一个教育阶段的升学筛选中面临的社会障碍要大得多。”意即相对于某一阶段的学习成绩来说，学生的升学更容易受社会环境变量的影响，这两方面应分开来分析。笔者的一个目的就是比较作用于二者的影响因素的异同，哪些因素在这两个阶段均发挥了作用，哪些因素只在一个阶段有作用。（2）本章试图发现经过初中升高中的筛选后，学生学习成绩的差异程度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教育分流会过滤掉哪些因素，使其不再发挥作用。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非义务教育的一个特征和目标是选拔人才，给那些学业突出的学生以更多的教育，将不同才能的人送入不同的学习路径。于是，在教育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将淘汰一部分人。那么被挑出来继续深造的是怎样一群人？被分流出正规教育体制之外的又是怎样一群人？在同一教育阶段有不同类型的学校，各个学校的学生在社会特征上有何差异？在同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差异是由哪些社会特征决定的？这其中有规律性可言吗？这些都是本章想探讨的问题。

学业成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单是指考试的成绩或是否取得升学机会，因此我们不可能笼统地去分析它。很多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解。克劳迪娅·布克曼（Claudia Buchmann）和埃米莉·汉纳姆（Emily Hannum）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分层：理论和研究回顾》一文将教育结果（educational outcomes）分解成入学（enrollment）、教育获得（attainment）和学习成绩（achievement）三方面。胡森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应从三方面考察，即教育起点的平等、过程待遇的平等和最终目标的相等。本章借鉴这种区分方式，对个体的教育成就进行一定的剖析。

1.2.1 研究问题一——谁上重点高中

本章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高中的教育分流。高中的教育分流包括两方面：一是初中毕业后的升学，二是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之分。

从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实际上开始低于高考的录取率。1999年至2002年，高级中等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升学率分别是：49.5%、63.8%；51.1%、73.2%；52.9%、78.8%；58.3%、83.5%，二者的差异似乎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大的淘汰实际发生在初中升高中这一环节。

初中升高中的竞争是激烈的，而对上重点高中机会的争夺也同样甚至更激烈，如今不仅要拼命考上高中，争取考大学的资格，而且读一个什么类型的高中也颇为关键。2003年江苏省全省高中工作会议提出“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有学上，优质教育成为百姓主体教育需求”的观点，得到教育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各地重点高中发展不一。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全省有849所普通高中，其中重点普通高中312所，约占37%；2003年，这312所重点高中共招生28.2万人，占普通高中招生总数的65.1%。（注：参见《两年后江苏省七成高中生可进“省重点”》，见新华网，2003—07—05。）西安市目前共有省市级重点高中61所，占普通高中总数的31.8%；2003年重点高中招生2.8万人，占到普通高中招生总数的45.4%；重点中学在校生达到8万多人，占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46.4%。（注：参见柯昌万：《陕西西安加快高中教育发展步伐》，见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4—02—04。）

重点高中的招生条件相对苛刻，在网上搜寻重点高中招生录取规定，会发现各地均为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各类高中均可收择校生，择校生指因自身要求选择非教育部门指定学校就读的普通高中学生。现实中，符合择校条件的、有实力交纳择校费的家庭往往愿意为子女交上这笔钱，让其上好一点的高中。同时，择校的名额是有限的，于是可能涉及“背后公关”的问题，即走关系得到择校指标。如果没有一些关系，交钱都没门。

在学生、家长为进重点中学绞尽脑汁的时候，各学校也想出种种办法，吸引地区的优秀毕业生和留住本校的好学生，每到毕业时节，大打生源战。

是否进重点高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左右，有成绩、关系以及家庭的经济实力，我们将用数据证实这个问题。

1.2.2 研究问题二——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

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至关重要。由于高中生已经过筛选，那么那些针对未分流学生的结论适合这群人吗？这也是促使笔者探讨高中生学习成绩的一个原因。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评价教育机会均等应看重教育结果的平等，完整的高中教育研究应该包括最终的教育结果。最终教育结果的界定很复杂，它是指升学成功与否，还是指个人的职业成功与否，抑或是指入职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否，似乎没有定论。但笔者认为如果按照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来分析，针对高中阶段的教育来说，教育过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指是否考上大学和考入哪一类大学。但本研究由于数据收集的局限（仅针对高中生的问卷访谈），无法将这点作为重点来考察。然而从一个连续的教育过程看，从孩子进入小学开始，筛选机制就开始启动了。许多研究显示，初中升高中事实上成了产生最终筛选结果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很多学者在研究高考的成败时仅仅强调高考一个环节。其实学习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如果忽略高考前的准备，显然存在某种不足，这也是本章将着力探讨高中阶段的教育机会与学业成就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1.2.3 研究意义

研究上述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经过了不同的时期。在前期，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式是考察学生的认知能力变量和家庭背景因素，其中家庭背景起主导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也可能由于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和社区两个因素的存在而有所削弱。在后期，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普遍意识到过多地强调社会出身的危害性，认为以往过多地强调了社会背景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但其实阶层的差异不是学习成绩的决定性因素。教育社会学的新阶段提出“教育系统是个相对的自治体，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出身的约束和教育之外的职业与生产力变化的限制”（Richardson，1986）。新的教育社会学从教育系统的外部走进内部，更深入地去看待教育活动和教育结果。本章的实证研究欲将新、旧教育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要素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既考虑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尝试着进一步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学校教育过程之中，探讨教育过程内部的社会区隔。这种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2）现实意义。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对高中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些年来在这一体系内部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如择校、缴费上学、普高热等，对我们一直提倡的教育公平有很大的冲击力。本章力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高中教育不均等的现状，同时详细分析各种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为政府部门、教育行政机构缓解教育不平等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