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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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与发散的解释

在近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理论方面,内生的技术创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框架去解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并解释为什么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会一直高于其人口增长率。从索洛的工作中,我们知道了资本积累(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从贝克尔(Becker,1992)、赫克曼(Heckman,2006)、卢卡斯(Lucas,2004)和舒尔茨(Schultz,1962)等人的贡献中,我们也了解到通过新知识的扩散或“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且通过贸易刺激和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还可以加速这一过程。从诺斯(North,1981)的著作以及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 et al.,2001)、格雷夫(Greif,1993)、格雷泽和施莱弗(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增长主要是由创新和制度驱动的,在这些国家中,创新活动受到鼓励,创新条件得到满足。从罗默(Romer)、卢卡斯和内生增长理论家那里,我们了解到需要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到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上。总之,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的这些要素。

在实证研究方面,像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这样的标准化数据集,使得系统研究高增长和低增长国家之间的差异成为可能。具体而言,这些差异有:

初始条件:如生产率、人力资本、人口统计结构、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

政策变量:如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公共支出的水平和组成、税收和监管。

制度变量:如总体治理指标、行政管理能力、法治状况、产权保护和腐败状况。

基于跨国回归的各种研究已经证实了条件收敛的想法:即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初始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随后的经济增长率通常较高。投资和人力资本(如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通常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与此相反,人口增长(或生育率提高)和政治不稳定(以革命、政变或战争的频率衡量)通常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市场越扭曲(以外汇的“黑市溢价”或其他贸易障碍衡量),增长率越低。而金融市场越发达(例如,以流动性资产相对于收入的规模衡量),增长率越高(Mankiw,1995)。

但也许是因为歌德所说的“疑问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增长的研究在识别不同国家可操作的政策杠杆以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方面,仍面临显著的方法论上的困难和挑战。迪顿表达了经济学家们绝望的情绪:“实证主义者和理论家似乎比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任何时候都离得更远。然而,重新统一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这种分离就没有了长期的科学进步。”(Deaton,2009,p.45)几十年来,理论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完美和抽象的模型,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方法可循。

此外,与大多数新古典模型的预测相反,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收敛是有限的。以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美国(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大的国家之一)比邻近的墨西哥高3倍,比印度高16倍,比刚果民主共和国高145倍。而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无论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9]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不是必然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一些国家已经成功赶上了最先进的经济体(德国、法国和美国是在19世纪后期赶上的;北欧国家以及增长委员会报告中提及的包括日本在内的13个经济体是在20世纪赶上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日本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记录。根据麦迪森的研究(Maddison,2006),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00年只是美国的29%(以1990年国际元计),而在2008年已经达到了73%。其他国家也在赶超美国方面取得了进展。瑞典将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4%提高到78%。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美国的70%左右。相比之下,前苏联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相对于美国的30%跌至25%。

历史证据表明,成功的经济体的增长过程遵循相类似的模式: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领跑者发挥才智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使它们能够快速提高生产率。像德国、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后来者可以通过雁阵模式简单地模仿成功的国家,并迎头赶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花了300年才完成的创新和产业化,在日本不到100年就完成了,而东亚(尤其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特区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才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只用了40年。最近,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也实现了经济起飞。几乎其他任何成功的国家(从毛里求斯到智利)都可以理解为遵循了相同的模式。

然而,除此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二战以来未能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事实上,尽管它们的政府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多边发展机构也给予了援助,很多国家还是遭遇了频繁的危机。这些普遍的失败经历突出显示了理解以下问题的必要性:在次优的宏观经济政策、薄弱的制度以及缺乏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促进技术流动和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增长理论无法预测出大规模的经济发散表明了其所提出的理论没有捕捉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收敛的根本决定因素。一些研究者最近认为,国家经济绩效的演变符合条件收敛,即当所有代表稳态时差异的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保持不变时国家之间将会收敛。换而言之,世界收入分布在国家之间存在收敛俱乐部。[10]

基于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历史经验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容易地解释经济增长发散之谜。成功赶超国家的关键因素似乎在于它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加快适应新观点的步伐,加速产业升级进程,改善软件(如制度)和硬件基础设施(如交通和通信)。但知识进步一直是在发展经济学中推进最慢的领域。理解和复制让后来者赶超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战略和政策,仍然是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