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的思考：一个有关进展、潮涌、时尚和流行的故事

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在1913年他去世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称为“结构语言学”。他可能会惊讶地看到，随后与“结构主义”（structualism）一词相联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此众多。他的目标是制定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大型系统（如人类语言和文化习俗）的最小组成元素的关系和功能。具体而言，索绪尔的语言研究的焦点并不是说话本身，而是使语言运行的基本规则和惯例。他常说，他主要是“关注深层次结构”，而不是表面的现象。他的兴趣在于语言的基础构造，这对于所有说话者而言都是共通的，而且在无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他的研究是相当成功的，留下的思想遗产为该领域的许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跟随他的脚步，扩展了结构主义的传统意义。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明确提出了结构分析的四个标准：第一，它会检查文化现象背后无意识的运行基础；第二，它将基础元素作为“相关的”，而不是独立的实体；第三，它考察整个系统，而不是单个元素；第四，它提供一般的法则解释现象背后的组织模式（Levi-Strauss，1963）。

结构主义一词出现于经济学领域，是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Rosenstein-Rodan，1943）之后。他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像中国、尼日利亚、巴西这样的贫穷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而是“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这篇论文的标题。该文指出，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本上取决于单个企业层次上的规模经济与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当市场规模足够大，从而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优势能够补偿更高的工资时，现代生产方式才会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场规模本身却取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程度。因此，如果一开始现代生产方式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被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实现自我加强和自我持续；反之，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多类似想法的呼应，这些理论之后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在多篇有着相似理论基础的文章中坚定认为，低收入小国面临的问题其本质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工业化大国。由此，他们试图在更广泛的结构主义知性伦理中为经济学定位，拒绝社会理论中的简化和还原方法。通过研究塑造人类选择的约束（而不是选择本身），他们确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迟缓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特点：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世界舞台上它们不可能相互竞争；发达国家倾向于建立贸易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市场，限制低收入国家出口；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依赖于进口资本设备。

正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至少有“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早期的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也有很多种研究方法。一些评论家认为，史蒂文斯这首诗的结构不仅是要呈现一种独特的文艺美学，还要对读者对不同主题的思考方式提出质疑。通过在13节诗中反复使用象征性的黑鸟，诗人引导我们进行自我追问。同样，经济学的结构主义不仅是要用明确的理论阐述如何理解穷国，还为挑战有关这一问题的传统思想提供启迪。事实上，并没有一种全面的综述可以公正地评价包罗万象的“结构主义”经济思想。因此，下面的几段话只是让读者一览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并从中得出一些共同的主题。

经济结构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几代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分析的广泛主题。他们试图系统地研究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和理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他们的著作产生的背景是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学说的兴起，苏联国家计划的经验（当时似乎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以及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渴望以建设现代化的新国家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由罗森斯坦·罗丹的作品所带动的学术传统发展为三个相互重叠的阶段（Dutt and Ros，2003）。尽管存在分歧，这些第一代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在这本书中也被称为“旧结构主义”）认为：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结构刚性和协调失灵，现代先进工业无法自动发展起来。这一市场失灵的主题就成为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的核心。^[11]它认为，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辅助作用。当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通过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抢占“制高点”而在大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强调：穷国的特点是低储蓄、低投资率和高人口增长率。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带来的市场失灵（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这一组的其他代表性学者强调这些国家的二元经济性质，即存在一个巨大的维持生存的农业部门，它具有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现代工业部门（Lewis，1954）。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是缪尔达尔（Myrdal，1957）、赫希曼（Hirschman，1958）、钱纳里和布鲁诺（Chenery and Bruno，1962），以及富尔塔多（Furtado，1964）。除了早期的研究主题，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强调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他们指出，许多特定部门（如农业部门）的供给约束，是造成刚性进口比率的原因。解除这些约束需要进口更多来自富裕国家的现代化机械设备，但穷国由于国内储蓄和外汇短缺而做不到这一点。

此外，第二组的早期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贸易是不可能成为增长的引擎，因为任何增加出口的做法都会由于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缺乏需求弹性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似乎证实了这一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经济困窘、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阿根廷人普雷布什（Prebisch，1959）和德国人辛格（Singer，1950）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虽然前两代的旧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究竟执行何种具体政策才能最终跳出贫困陷阱、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却仍各执己见。罗森斯坦·罗丹倾向于将“大推进”（协调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资规划）作为解决之道。出生于爱沙尼亚的诺克塞（Ragnar Nurkse）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只有同时进行一系列新投资，才能创造出所需要的足够需求。在他的“平衡增长”理论中，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而发展在他看来则主要指市场扩大和生产增加。

包括赫希曼在内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问题并非资本的稀缺，而是企业家才能的欠缺，而这种欠缺正是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的反映。他们由此认为，应该采取一种“非平衡式的增长”，即穷国的投资不应均匀分散，而应集中于经过仔细挑选、具有较强产业前后关联度的关键产业部门。^[12]总之，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

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随着基于旧结构主义教义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思潮，这一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理性预期革命出现并驳斥了政府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理论基础。

当遵循旧结构主义范式的拉美国家在1982年面临债务危机时，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一些可以无限获得外国资本的国家无法清偿其债务。危机发生前，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正因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Cardoso and Helwege，1995）。这次危机促使一些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双边借贷者（尤其是美国）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并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范式的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

旧结构主义的支持者当时的感受就如同19世纪美国工程师阿尔弗雷德·霍特在一次工程师协会的会议上所说的：“任何在不知所措时可能出错的事，迟早都会出错。”这听起来像是著名的墨菲定律的翻版。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宣告了旧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终结。这一重大事件似乎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政府干预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者的对阵中获得完全胜利。当时，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几乎注定要失败，因为干预不仅使资源配置、供给和价格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而且还使经济主体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20世纪80年代早期，结构主义学者曾试图通过修改和调整发展经济学，使之更符合贫穷国家的实际现状，以此应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Taylor，1983，1991）。他们从英国剑桥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获得启发，并努力使得结构主义最初的一些发现与严谨的经济学分析的最新进展相一致。近几年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奥坎波和泰勒（Ocampo and Taylor，1998）、杜特和罗斯（Dutt and Ross，2003）以及奥坎波（Ocampo，2009）等。泰勒独特的“新结构主义”被吉布森（Gibson，2003）称为“迟到的结构主义”，获得了相当多的关注。但该理论仍无法与当时主导政策界的“新的”新古典主义学说真正同台竞技，这进一步宣告了自由市场方式的胜利，同时也将发展思想集中到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政策上。

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将其表述为“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并非所有国家）在1989年（并非任何时候）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但它很快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强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这里的三大思想是宏观经济学训练，市场经济，以及对世界市场开放（至少对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这些想法早已被奉为OECD国家的正统理论，但也存在一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声称发展中国家来自不同的世界，使得它们能从以下三个方面获益：（1）通货膨胀（可以收获通货膨胀税和扩大投资）；（2）在发动工业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3）进口替代。而华盛顿共识称这种隔离时代已经结束。”^[13]

这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吗，或者只是另一波发展热潮？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增长、就业创造和经济稳定方面，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而，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Easterly，2001）。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很快也变得极具争议。^[14]有些人甚至注意到：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总是持有不同意见，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什么共识。反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高收入国家和多边组织不应为世界设置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议程。

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新的政策议程也有不满。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方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注意到，在方案的设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今天，很多人在心中都意识到，如果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将压过短期的经济成果。例如，由于取消补贴，印尼的骚乱所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轻微的财政状况改善。”（Stiglitz，2003，p.35）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关于改革的后果的一致看法是，事情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料。即使最为热情的支持者也承认，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一直低于预期。……不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成功的案例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被证明不适合处理这一大陆所卷入的日益严重的公共医疗危机。”（Rodrik，2006，p.974）

许多评论家认为华盛顿共识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资本账户自由化（威廉姆森称自己已有意将这个选项从他的列表中剔除）、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或小政府（政府不必管福利提供和收入再分配）。但它未能达成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它倡导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市场制度，其中有一些制度甚至有可能在发达国家都不存在。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战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多种层面的扭曲，需要逐步通过转型摆脱这些次优、再次优，以及再再次优的情形。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中存在的协调与外部性问题。^[15]

另一个与之相关但另辟蹊径的发展思想是由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建立的新制度经济学（Coase，1937，1960; North，1981，1990，1994）。它强调产权、良好的治理、有利的商业环境和其他制度的重要性，并将这些内容视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它的理论基础是承认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且交易有各种存在缺陷的可选方案，必须将这些都考虑在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这是一个试图使用经济学的语言和工具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的学说。

他们认为制度有四个层次：第一层，由深入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如传统、习俗、价值观和宗教）所组成；第二层，正式规则得以确立，司法秩序中最强的组成部分是一国的宪法；第三层，治理或正式规则得到实施，经常在第二层制度运行失效的情况下启用，这也是经济个体正式交往并签订合同的层次，其关键作用是“创造秩序，从而减轻冲突并实现互利共赢”（Williamson，2000，p.599）。最后是第四层，即市场层次，也是交易实际发生和价格随之调整的层次。

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交易成本的起源和重要性，以及设计规则以确保商业激励的必要性。但它也提出建议，只有持续的（通常也是缓慢的）“软件”基础设施投资才能使市场正常运行。它的主要缺点是其经济发展方法太宽泛，这将导致刚性的政策建议：它的建议太过于基本和琐碎，使得缺乏资源、能力和时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不知所措。

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教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并认识到它不是用简单的公式就能解决的。其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改革重点过于局限在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在能力扩张和增长上。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扩张这种能力。^[16]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存在唯一的通用法则。…… ［我们］需要从公式中摆脱出来，寻求难以捉摸的‘最佳实践’”（世界银行，2005，p.xiii）。